《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王耀華 陸翔橋
吉炳軒在不同崗位上表現如何，衆說紛紜，但是他在中宣部副部長和常務副部長任上的表現，卻讓許多知識分子搖頭。他在前後兩任部長丁關根和劉雲山領導下主管新聞，十分盡責，管控十分嚴峻，讓中國的新聞自由進程大開倒車。
主管新聞把關“盡責”
一般來說，現代國家不直接參與新聞媒體的具體操控，而是通過法律來對新聞進行宏觀規範。但中國的新聞控制則在宏觀、微觀兩個層面上都非常嚴密。
在宏觀層面上，在專門法缺位的情況下，行政主管部門通過自我授權的行政法規和規章，中宣部等黨的機構則根據領導人的指示與黨的政策，對新聞自由實施種種限制，包括硬性規定新聞媒體的所有制形式、發行對象、報道內容，強行要求新聞從業者經過教育培訓和考試後“持證上崗”，採訪報道需要先經批准、地方媒體禁止異地採訪及輿論監督等等。
在微觀層面上，中宣部以下各級宣傳部門，每天都直接下令到各個媒體，針對具體新聞事件、具體媒體、具體新聞從事者，干預甚至決定新聞媒體編輯部的工作方針、宣傳重點，決定什麼報道可以發出，什麼事件不可以討論，實行事先報告選題和事後追究責任制度。
這種狀况當然並非吉炳軒個人所能負責，但在他擔任中宣部及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主管期間，設計出更多、更細的規定和方法，完善了對新聞出版的掌控，對意識形態的鉗制。例如，通過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壟斷了全國80多萬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記者證”的發放，發文宣佈各個媒體發放的工作證等證件一律無效，這被視爲在某種程度上賦予對記者“合法傷害權”。
最為人詬病的是中宣部對輿論的內容審查和事後追究。無論是平面媒體，還是電視、廣播、網絡視頻等聲像、互動媒體，都由中共宣傳系統來監控。中宣部最繁重的工作，就是控制輿論，“與中央保持一致”。
內容審查沒有什麼客觀標準，而只稱之為“敏感”。舉凡涉及政府官員、政治問題、社會事件、自然災害，都會成為“敏感”問題。而像西藏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乃至更具體的“文革”、“軍隊國家化”、“六四”、“上訪戶”等等話題更是“地雷”，不得觸碰。
國家新聞出版部門還壟斷了刊號、書號，不允許民間自行創辦報紙雜誌、出版書籍。
控制媒體手法與時俱進
在吉炳軒主管下，各級黨委宣傳部都設立針對各類報刊、廣播電視、出版社、網絡的輿情小組、新聞閱評小組，對所管轄的報紙刊物實行“紅牌和黃牌”制度，一次黃牌要警告，兩次黃牌等於一次紅牌，領到紅牌的媒體就有可能被罰款、被撤銷社長或總編輯職務（換人），嚴重的還可能被註銷出版許可證，甚至把這家媒體解散。2002年以來，已有《21世紀環球報道》因刊登中共元老李銳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言、《北京新報》因刊登嘲諷中共執政的政治性文章而分別被停刊。
中宣部的干預一般都不發正式文件，只是打電話通知或者發無上款下款的傳真，不告知是誰在下達命令，卻不允許不執行，目的是為了避免追究責任。
就在吉炳軒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近五年，章詒和、李銳、何家棟、楊繼繩等都名列“敏感人物”黑名單，被禁止出版新書或文集；有50多名記者成為壓制新聞自由的犧牲品，分別遭遇監禁、限制人身自由、撤職、雙開（黨籍和公職）、跟蹤、騷擾、降職、吊銷記者證、罰款、警告等種種處分。其中包括：
《新京報》及《南方都市報》負責人程益中、李民英、喻華峰，湖南《當代商報》記者師濤，《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研究員、新聞助理趙岩，《工人日報》韓三洲，《中國經濟時報》首席記者王克勤，《南方週末》記者翟明磊，《南方都市報》及《新京報》總編輯楊斌、編輯陳峰，《中國青年報》“冰點”主編李大同、副主編盧躍剛，《南風窗》記者郭宇寬，《三聯生活週刊》副主編苗煒、《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光澤，《北京娛樂信報》副總編輯凌滄洲……
中共十七大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吉炳軒被“圍追堵截”採訪。
吉炳軒本來在社會上沒有多少知名度，但是中共十六大，他被委任為新聞發言人，一口河南方言而給全國電視觀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人們說到“吉炳軒”，不知何許人也，但一說那個在十六大記者會上說河南話的人，才恍然大悟：“是他呀！”（《明鏡月刊》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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