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迪达斯生产部门撤离，到摩托罗拉的在华大裁员，中国依赖投资基础设施，仰仗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肖耿和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认为，过去30年推动中国增长的传统模式已经不可靠，现在必须重新设计支撑经济增长的四根支柱。
From Project Syndicate
在过去三十年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全球生产体系。但是现在中国决策者必须应对三重挑战：欧债危机的恶化，美国复苏疲软，以及中国本身经济的放缓。这三个挑战是相互联系，对任何一个挑战应对不当都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另一场衰退。
要评估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风险和能做出的应对，你必须理解中国“为世界制造”这个生产体系，这个体系依赖四个独特但又相互依赖的支柱。
第一根支柱即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它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和其相关的供应商分包商，整合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加工组装，通过一个复杂的网络进入全球市场。这个模式起步于沿海和经济特区，现在整个供应链已经遍布全中国，“世界工厂”为全世界生产的产品从动物标本一直到iPad。
没有第二根支柱“基础设施网络”，就不会有“世界工厂”这第一根支柱，国有企业通过垂直整合控制了物流、能源、道路、电讯、航运和码头。这根支柱高度依赖计划，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控制，它的质量、规模和相对的有效率对于中国的竞争力和产出起到战略支撑作用。
第三根支柱是“中国的金融供应链条”，它为建设和维持基础设施提供了所需的资金。这个供应链的特点是，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居民高储蓄率，金融市场的相对低发展，以及一个封闭的资本账户。
最后一根支柱是“政府服务供应链”，中央和地方官员通过监管、税收、批准，几乎影响生产、物流以及金融系统的每一个方面。很多海外观察家忽视了中国政府干预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中的创新。中国通过整合“政府服务供应链”，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物权、降低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风险。比如中国地方政府在提供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以及扩大全球供应链的配套服务吸引FDI方面已经非常纯熟。
而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中国国内社会媒体、人口、城市化以及资源约束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上述四根支柱都在承受压力。生产供应链面临劳动力短缺，工资增长，和外资向成本更低的外国搬迁的压力。同时全球投资者都在质疑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
中国的专家正在辩论一个关键的治理问题：怎样的顶层设计才能让中国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下进行改革？投资者担心中国股市不振、监管风险，和政策上的不确定，以及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包括房地产价格，利率和汇率。
导致中国经济更加难以被读懂的，是其四根支柱之间以及他们各自对全球其他更为复杂的互动。
首先有利“世界工厂”的条件已经开始消失。生产成本——劳动力、资源、监管和基础设施投资——均在一直上升，而西方的消费泡沫已经破裂。
第二，早期成功的“中国基建”是建立在廉价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上的。但是尽管中国有了更先进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到生产成本的18%，而美国的这个比率为10%，各种内部低效率状况造成了这个成本差异。
第三，中国金融体系的成功建立在国有银行对基础建设的大规模融资，以及FDI和出口带来的大量外部资金。金融体系还没有充分解决金融包容性造成的挑战，特别是向中小企业和农村提供资金，以及对产能过剩企业过大的风险敞口。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没有第四根支柱的稳固支撑，前三根支柱无法站立。直到目前，中国的成功建立在地方政府和各部委之间积极的竞争之上，各地方政绩依据GDP和财政收入表现评定。不幸的是，这导致了社会公平和环境问题，这需要官僚体制内部复杂的协作，来克服利益群体造成的阻力。
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对支撑目前经济的四根支柱进行深刻的重新设计已经成为共识。第一，生产链必须从依赖出口转向国内消费。重整基础设施，意味着强调质量高于质量，要削弱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促进市场的力量。政府应该更多的关注对抗腐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竞争，降低进入壁垒，和移除过剩的产能。
对于金融供应链，关键要解决系统风险，重组激励机制，让投资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制造资产泡沫。
中国奇迹是由政府服务供应链的所有部门的创新推动的，中国要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政府体制改革。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金融试验区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中国的新经济极度依赖治理的质量。中国官员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有序的进行体制创新，并确保了所有四个经济支柱的完整。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