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天，中国的统治阶层既傲慢，又地位不稳。虽然他们已经在经济领域中基本上接受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但他们仍然决心要维护自己对政治权力的把持。美国可能会学会与作为东亚地区的占居主导地位的强国民主中国共存，就像英国逐步接受了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作用一样。然而，如果北京不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的话，华盛顿就不会愿意放弃其抗衡中国的政策。
原文：Bucking Beijing
发表：《外交事务》2012年9月-10月号
作者：Aaron L. Friedberg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与其冷战期间的遏制战略形成对照，华盛顿目前对中国的策略并不是深思熟虑计划之后的产物。它在任何官方文件中都没有得到正式的规定。实际上，它连名字也没有。尽管如此，2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奉行一项广义上保持一致的、接触和抗衡相结合的双管齐下战略。
从理查德·尼克松到贝拉克·奥巴马的历届美国总统都致力于通过外交、贸易、科技合作和教育与文化交流同中国接触。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历届政府还采取措施，以保持东亚良好的力量平衡。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在该地区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增加了与传统上的盟国的战略合作，与印度和新加坡等具有相同的关切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
这一战略指导中，接触的那一半让中国参与了全球贸易和国际机构，使之打消了挑战现状的念头，为其提供了激励因素，促使其成为乔治·W·布什政府所说的、现有的国际体系之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虽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近年来变得更加谨慎，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贸易和对话会有助于最终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华盛顿对华战略中抗衡的那一半则关注维护稳定，阻止侵略或者胁迫的企图，同时让接触政策产生魔力。
最近发生的事件使这一战略的这两种要素都产生了严重的疑问。几十年的贸易和会谈并没有使中国的政治自由化加快。实际上，最近几年的特征一直是加紧镇压国内的不同政见。与此同时，这两个太平洋大国之间的被大肆宣扬的经济关系已经变成摩擦的主要来源。尽管存在着加强合作的希望，但是北京在帮助华盛顿解决紧迫的国际问题，如朝鲜获得核武器或者伊朗企图开发核武器方面实际上所做的事情甚少。最后，中国领导人远非接受了现状，而是进一步企图控制本国沿海地区的海域和资源。至于抗衡问题，中国继续扩充军事实力，加上美国即将削减防务开支，表明地区力量的分布肯定会朝着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发生重大转变。
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
今天，中国的统治阶层既傲慢，又缺乏安全感。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继续统治对于中国的稳定、繁荣和声誉至为重要。绝非巧合的是，这对于他们自身的安全和安逸也至关重要。虽然他们已经在经济领域中基本上接受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但他们仍然决心要维护自己对政治权力的把持。
中共维护控制权的决心显示出该政权对于所面临的威胁的看法、目标和政策。由于对自己的合法性感到忐忑不安，中国的统治者急于把自己塑造成国家荣誉的捍卫者。虽然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走在成为与美国看齐的世界大国的道路上，但是他们仍然对被包围和意识形态上被颠覆感到严重担忧。尽管华盛顿企图使他们对其善意感到放心，但是中国领导人确信，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的崛起，并最终破坏它的一党制政府。
与美国一样，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对其最大的外来挑战者奉行一种基本恒定的对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北京一直试图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同时追求经济增长，增强自己”综合国力”的所有要素。所谓综合国力是中国的一项战略概念，包括军事实力、技术实力和外交影响力。然而，中国官员尽管仍然处于守势，但却并不满足于保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直谋求取得逐步的进展，缓慢地扩大中国的势力范围，加强其在亚洲的地位，同时悄悄地侵蚀美国的势力范围与地位。虽然他们小心翼翼，从不直接发表意见，但是他们谋求在长期里让中国取代美国，恢复中国的他们所认为的作为本地区重要大国的应有地位。中国的战略家不认为，他们可以迅速地或者通过正面攻击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地，他们谋求使邻国感到放心，依靠中国强大的经济的吸引力来对抗中国所面临的新的抗衡活动。北京遵循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的建议，把目标确定为”不战而屈人之兵”，逐步营造一种局面，在其中，对北京意愿的公开的抵制将会显得徒劳。
迄今为止在美中两国之间未能达成真正的谅解，并不是由于缺乏努力，而是由于利益的根本分歧。虽然在具体问题上的有限合作也许是可能的，但是两国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实在太大，彼此之间的信任水平太低，以致无法采取一种稳定的权宜之计。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最终想要获得的东西——地区霸权——并不是华盛顿领导人愿意给予的。这样做会与美国的宏大战略的一项不言自明的目标背道而驰。这项目标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不变：即阻止一个或多个潜在的敌对大国统治欧亚大陆的两端当中的任一端。确定这一目标的理由牵扯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继续产生作用的一系列战略、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如果中国没有受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遏制，可能也不会进行赤裸裸的征服。但是，它却有充分的条件来实现对有争议的领土和资源的所有权要求。中国如果腾出手来，不必应对本国海上周边地区的已知威胁，就可以向更远的地方投送兵力，以推进其在印度洋、中东和非洲的利益。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势力范围内，美国公司可能会发现，自己获得市场、产品和自然资源的机会受到了北京所授意的贸易安排的限制。只要中共继续掌握控制权，中国周边地区各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前景也会进一步缩小。北京依托亚洲的安全基地，可能会为其他地区的独裁政权提供援助和慰藉。
然而，即使中国实现政治变革，也不会突然之间消除与华盛顿之间的所有紧张关系。正如历史所表现出的，伴随着自由化进程的可能是内部动乱和与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加。中国如果实行民主，无疑地就会寻求在地区事务中的更大的发言权，其目标不会总是与美国保持一致。然而，从长远来看，美国与中国合作的前景将大大增强。政府如果对自己的合法地位满怀信心，就毫无理由害怕被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包围和颠覆。同时，由于其他国家不太可能把中国当作一个威胁来看待，所以北京会发现，比较容易与包括台湾在内的邻国达成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美国可以学会与作为东亚地区主导大国的民主中国共存，就像英国逐步接受了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作用一样。然而，如果北京不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的话，华盛顿不会情愿地放弃其抗衡政策，并从该地区撤出。同时，除非有严重的危机或重大对抗，华盛顿不大可能会放弃其在与中国接触方面的努力。这种混合战略的某种版本将会持续存在，起码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然而，这种战略的各个部分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从口号到战略
当务之急是，美国必须加强自己战略组合中的抗衡部分，应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扩军。奥巴马行政当局最初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贬低了有关抗衡的意见，强调进行范围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接触，认为美中关系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所说的”战略互信”。值得赞扬的是，2010年，政府开始改变方针。作为对当年的造成中日、中菲、中韩和中越等关系紧张的一系列事件的反应，美国官员开始强调抗衡的决心。政府甚至杜撰了一个口号来描述自己的意图：在减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卷入的同时，美国将会把”重点””转向”东亚地区。
中国仍不确定美国是否拥有资源和决心来支持其勇敢的言辞。这一重点转移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它一直缺乏严肃的内容。其所要求采取的行动要么仅仅是象征性的，譬如即将在澳大利亚部署的少量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要么仅仅涉及现有的空军和海军资源从其他战区的转移配置。除了含糊地提及一个新的”空海作战”的概念——五角大楼用典型的专门术语称之为”网络化、集成化、深入攻击，以破坏、摧毁和击败”敌军——政府并没有明确表示，它到底打算如何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相反地，在宣布这项新的对策之后，国防部发言人一直竭力避免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这项对策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下，难以想象政府会如何动员必要的公众支持以提供保持在亚洲的力量对比优势，如果它不愿意在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所构成的挑战的性质问题上采取坦率得多的态度的话。
所牵扯到的利益是巨大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在拼凑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所说的非对称的”反接近/区域封锁”(A2/AD)实力。其核心就是发展由精确制导、相对廉价的、常规装备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组成的武库。有了这些武器，中国就能够瞄准西太平洋地区的几乎所有的空军基地和港口，并可以击沉在中国近海地区数百英里范围活动的敌方水面舰艇(包括美国航空母舰)。人民解放军还一直在试验网络战和反卫星武器。它已经开始扩充自己的规模很小的洲际核导弹部队。
如果美国不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中国的计划人员可能会最终认为，他们日益增强的A2/AD实力给人留下了充分的印象，以致令美国感到害怕，不敢在该地区进行干预或者挑起对抗。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相信，如果美国进行干预，他们就能够在西太平洋地区造成其常规力量的瘫痪，从而使其别无他法，只得以核战争的升级相威胁。要想维护稳定，就必须减少一种可能性，即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有朝一日认为，发动这种袭击符合自己的利益。当然，美中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极小。但是，美国战略的抗衡部分的目标必须是确保即使中国的国力增强，情况依然如此。
如果不能对北京的扩军做出充分的反应，就可能会破坏华盛顿对亚洲盟国所做出的安全保证的可信度。假如美国不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坚持其决心与承诺，友邦就可能会对被抛弃感到担忧，也许最终会丧失信心，屈服于绥靖政策的诱惑。为了避免它们这样做，华盛顿必须不仅有言论，而且采取实际行动。美国与其盟国加在一起，拥有绰绰有余的资源来制衡中国。但是，如果华盛顿希望其盟国加强自己在防务方面的努力，它就必须对中国本身日益增强的实力做出认真的反应。在亚洲问题上，美国并不能选择——《纽约人》杂志最初提出的——奥巴马政府的”幕后领导”倾向。
为了挫败中国的A2/AD战略的锐气，美国及其盟国必须首先采取明显的步骤来分散、加固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保卫中国的第一次打击所可能瞄准的目标，包括位于太空和网络空间中的目标。然而，现代战争依靠防御是打不赢的，也不可能凭借单纯的被动姿态而阻止。这就是空海作战概念背后的核心的见解。这一战略的倡导者认为，随着中国提高在东部近海海域打击目标的能力，美国必须制订选择方案，以便实施自己的采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反击。
无论这一问题背后的战略逻辑如何，空海作战理念都已经开始由于若干原因而引起争议。如果对中国发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攻击，可能会引发导致战争升级的反应，包括可能动用核武器。要研制新的——从中国武器不断扩大的射程以外投射力量的——系统花费时间和金钱，而且会占用美军传统上喜欢的其他各类实力的资源。例如，美国需要的不是更多航母和新式载人喷气式战斗机，而是需要有待开发的各种实力的某种组合，譬如远程无人机、新一代轰炸机、新的远程常规导弹，也许还有装载着精确制导的武器的隐身武库舰艇。
鉴于可能遭遇财务障碍、政治反对和战略不确定性，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会无法制订针对中国日益增强的A2/AD实力的充分有效的和具有说服力的常规对策。就像在冷战期间一样，威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拥有升级战争的可行选择。美国可能会动用核武器来保护盟国，这仍然是美国防务承诺的核心。但是，随着中国拥有的远程核武库的扩充，这种威胁会丧失可信度。
与其依赖不断升级暴力活动的预期，美国不如选择水平式升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通过与海上友邦和盟国联合起来、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线，从而促进对侵略作出反应的能力。例如，即使北京相信可以使用武力在台湾或者在南中国海速战速决，它也会面临一种前景，就是丧失通过海上出口货物或者进口自己所需的能源等资源从而使本国经济保持运转的能力。美国可以更多地投资水下作战技术（它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等国海军的合作、支持东南亚各国获取捍卫本国领空和沿海海域所需的武器，从而增强这种威胁的可信性。
轻松会谈，悲惨现状
美国在加强抗衡中国的努力的同时，还必须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美国官员应当不仅通过言论，而且通过行动来明确表示，他们寻求与中国保持尽可能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需要改掉自己的一种习惯，就是夸大实际上的成就和达成协议的领域，而对问题和分歧加以轻描淡写。外交上的轻松会谈无助于软化北京对华盛顿意图的看法，反而向美国人民和友邦传递了美中关系状态的非现实图景。
与其将接触视作自身利益的需要，美国不如采取一种更为清醒的、注重结果的对策。这要从贸易做起。虽然双边经济关系仍然为双方带来好处，但是这种关系最近越来越有所偏向。北京利用其货币政策和各种补贴来刺激出口。它对外国公司施压，迫使其对中国转让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而当中国公司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的时候，中国却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不仅是一个政府利用重商主义措施来赚取规模利益的问题贸易伙伴，而且还是一个利用商业关系谋取战略利益的地缘政治对手。
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巨额双边贸易顺差和北京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的积累由于超越经济范畴的种种原因而令人担忧。近年来，中国的分析家和官员们表示，如果华盛顿在包括对台军售和总统接见达赖喇嘛等各种问题上对北京的愿望进行挑衅，中国就可能会开始抛售上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从而促使美国的利率上涨，使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这种行动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大概会最起码同样大，但这并不保证北京在危机的白热化情况下永远不会采取这种行动。此外也无法保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会受到中国的威胁的左右，在应当保持坚定立场的时候打退堂鼓。这条底线很简单：华盛顿要想保持可能的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就不能继续对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如此债台高筑。
人民币的币值调整会有助于缩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尽管会起多大作用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只有在面临严重的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做出有意义的调整。2005年，当时的美国财长约翰·斯诺警告说，他将向国会发表一份报告，指责中国操纵货币，于是北京允许本币升值。5年后，中国当局再次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这一次是在20国集团的一次峰会前夕。在这次峰会上，其他国家预备要批评该国的汇率政策。
虽然中国总的贸易平衡令人忧虑，但是高科技部门应当引起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的特别关注。自冷战结束以来，华盛顿一直疲于应对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否应该对潜在敌人可能会用来研制先进武器的技术保持出口管制。由于技术专门知识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商界和科学界的一些人认为，这种管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用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有损于美国的竞争力。然而，就连怀疑论者也承认，美国在隐形和加密技术等领域占有优势，它能够而且应当通过单边出口管制措施来对其加以保护。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的担忧还可能会赋予多边管制机制以新的生命力。由于欧亚两洲的发达国家都担心会对中国的军队养虎为患，或者使其航空航天和电信产业的竞争力增强，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可能会比较愿意在限制某些军民两用技术对中国的出口方面进行合作。
在最好情况下，出口管制也只能解决冰山一角而已。中国拥有种种手段来获取敏感技术。它的科学和工业间谍活动范围广泛。该国不仅利用传统方法，包括直接的行贿和盗窃，而且采用比较新的、往往是更有效的网络方法。除了翻越防火墙之外，中国现在还拥有一项选择，就是简单地走前门，通过收购外国公司或者出售产品，从而使中国获得技术和信息。一家中国公司把新一代电话交换设备出售给美国的服务提供商，因而能够让中国的情报机构监听美国的秘密通信。类似地，中国所拥有的公司能够破坏或修改最终用于计算机、通信系统甚至武器的微芯片。美国及其工业发达的盟国需要更为密切地监视高科技供应链，对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的投资实行管制，因为其中的一些公司与北京和人民解放军有联系。
坚持你的立场
对于美国根据上述的方针重新校准自己的政策，主要反对意见是这样做会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北京的所谓强硬派的力量得到加强，同时削弱北京具有改革思想的开明派的地位。认为在中国的权力竞争者当中有一些好人，因而采取非对抗性的策略会对他们有利，这种看法咋一看具有吸引力。然而目前阶段，相反的情况至少同样可能存在。如果华盛顿重新采取比较示弱的立场，北京的强硬派就可能会试图把功劳归于自己。他们可能会宣称，这种变化是他们的强硬政策，包括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的持续不断的扩军的直接结果。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如果试图影响自己并不充分了解的党内竞争，会很危险。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演变是漠不相关的事情，远非如此。但是，任何外部势力对竞争结果的影响都会是间接的和长期的。民主国家应当继续支持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成长，促进思想进入中国、在中国尽可能自由的交流，并大声捍卫那些冒着风险实行真正改革的人们。
至少在目前，亚洲的走向正朝着不利的方向移动。全球金融危机4年后，美国仍然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被政治上的僵局所困扰。虽然中国经济也显示出放缓迹象，但该国继续变得更为富裕和强大，同时中共继续掌权。然而，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逆转。美国等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将会摆脱目前的困境。而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却可能不会。中国必须应对不加遏制的腐败、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和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无法维持的、投资推动下的经济模式所共同产生的效应。中国参与一场战略竞争的能力很可能会减弱，而美国及其盟国的这种能力在增强。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度过这个不确定的、被制约的间歇期。
在这方面，中国最近的行为可能会被证明是有益的。北京的好战给中国的许多邻国造成了深深的忧虑，使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共同努力，以抗衡这个亚洲大国。因此，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政府一般都对华盛顿最近几个月所发表的比较强硬的言论表示欢迎。但它们仍然拿不准，美国是否将会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决心来支持自己的豪言壮语。无论是谁在11月份当选为总统，都会采取措施消除这些疑虑。制订一项可信赖的战略来对抗中国的扩张并为其提供经费，以及对经济接触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两者都非常重要。因此，在原则性问题上继续坚定的立场也很重要。在与北京接触和抗衡的时候，美国必须尽可能地鼓励中国权力的（乔治·凯南所提出的）”逐渐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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