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四学运领导人王丹也响应绝食，来声援抗议运动。在解决香港民众的抗议浪潮中，北京方面只在八月一日的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称：相信香港政府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此后就没有什么大的举动；香港当局也尽力低调处理，但是坚决执行北京的指示，即坚持国民教育课程的实施，直到九月六日，才略有松动的表态说对课程展开的时间可以商讨。今天本台联系采访，旅居英国伦敦的华语作家马建先生，请他点评分析这次香港民众反国民教育活动。
法广：马建先生你好，
马建： 你好，
法广：香港民众爆发反对当局实施国民教育的抗议活动，您怎么看这次的抗议活动？
马建：我在香港住了十年，我现在也是一个香港居民，以我的观察，香港的年轻人这次是最多的，这也说明对所谓的洗脑教育，对于执政的香港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最看好的是年轻人对这种洗脑教育看到了他的实质，也就是说，最重要的那部分——关于中国国情，那一部分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宣传；内容我看了之后，也非常反感，我不是作为香港人的角度，我想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看了以后都无法接受。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是非常伟大的，把中国变得非常强大，而美国的民主是慢慢地让美国走下坡路。这是完全违背了人类基本的一种发展规律。
法广：网上也有一些持反对意见的评论说：哪个国家都有国民教育，比如美国：入籍需要考试，考试通过后入籍时要宣誓、要唱国歌；那么中国实施国民教育和其他国家实施的国民教育，有哪些实质上的不同呢？
马建：真正的国民教育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中国大陆的国民素质可能在全世界是很低的，无论是在道德水准、还是对于腐败，无论从在各个方面评价都不是最好的，不能和香港人比，这是其一；另外关于国民教育，我想人们主要反感的问题，其实恰恰是香港人本来处于优势，无论是文明程度，还是香港市民作为公民的一种责任，公民热爱自己家庭、热爱自己社会各种公益活动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而这方面在中国，可以说是被六十多年的共产党的这种教育已经被毁得倒退为零，一切都要从建空的悬崖开始。
我觉得香港人最大的一种反感是他们本来，从理论上来讲在英国的统治下，他们是殖民，按理说他们是英国的二等公民，但是他们无论走到世界各地说他们是香港人，他们都会有自豪感；但是现在，无论是在经济水平、还是在回归之后，他们明显感觉到有一种失落感，他们变成了中国的公民，走在世界各地，人们也不再感觉香港有什么优势，香港人有什么特点，可以看到的香港人学国语这点就可以足以证明，他们马上开始学国语，是为了从这里找到好处、找到生存之路，而不是抛弃了英语；那么这种失落感，特别是从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慢慢发展起来之后，他们更加有这种失落感。所以我认为：中国推行的这种所谓的国民教育， 对香港不应该起到很好的作用，他更应该去行使公民教育，
这种公民教育也应该抛弃共产党那种宣传方式，比如宣传共产党多么了不起，这个是非常滑稽的。因为香港人毕竟是生活在一个新闻媒体很自由的地方，他们完全知道共产党多么腐败。共产党在世界上几乎是没有朋友的，可能是没有什么人、什么国家被认同的一个政党，有什么值得香港人接受、或者感到骄傲的呢？
法广：9月6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应该前往海参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可是临行前他突然取消了这次行程，港府的解释是需要处理公务，可是有分析认为：是因为抗议运动打击了9月9日召开的立法会选举中的建制派，再加上担心它（抗议运动）给十八大制造不稳，中央令梁振英留守香港。你怎么看这一分析？
马建：香港自从回归后，他最大的麻烦就是他的政治定位，因为所谓的一国两治，大家也可以看到总是被双方面的东西所左右：一方面是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国情、中国的这种极权统治始终会影响香港人要求民主，这种诉求是每一个特首都要面对的问题。能够想象香港人要求民主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要求民主，国家必须是一个民主国家才能给他，而这一点在中国是实现不了的，而且也没有这个承诺，这个承诺也不存在，所以他只是靠了一个二十三条，靠了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梁振英上台也好，还是任何人上台也好，中国和香港的矛盾，将来我估计是没有办法停止，而且由于台湾慢慢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人们也会用台湾的方式要求香港变成民主社会，这种呼声也会对中国起到促进作用，这是一种对文明的要求、对民主的要求，这个浪潮（民主诉求）正好和中国是一个相反的，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搏弈，这对梁振英的处境是非常难的，我想他这几天都是天天在拨电话，跟中央沟通找出一个办法。
法广： 同一天(9月6日)，香港当局在主管国民教育的负责人说，国民教育课程是否撤下、限期三年开展课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商量的、有弹性的。三年的期限不是不能变的，你怎么看这个表态？
马建：这种表态当然是一种退一步，因为我想这是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暗地里的一种摩擦，一种交涉，最后达成一种妥协。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充满了那种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一种政治智慧，就是有些事情可以拖、有些事情可以转换概念，会有很多别的办法最后达到目的，所以我想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慢慢都采取的办法就是把这件事先缓一缓，以后再说，然后等时机成熟了，他可能再会推举。我想等时机成熟了的话，那就是说中国本身也有救了，也有民主气氛了，那时也就比较容易了。按照目前来讲，如果强行推举的话，也许它（国民教育）会成功，但是对香港政府的打击会是非常大的。
法广：香港的抗议活动对大陆民众会有什么启发呢？
马建：就目前来讲，无论是台湾民主还是香港的这种要求民主，都会对中国大陆造成一些冲击，起码对年轻人来讲，会起到一些作用，比如现在很多大陆的年轻人到香港、台湾上学，这作为学生，作为个人的独立意识都会受到一些影。
但是在大陆来讲，自从奥运会之后，中国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大国崛起，虽然现在这个高峰过了，但是骄傲的这种心态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有，还会延续一两年。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最好的办法不是香港人做什么，而是大陆人知道这种信息封锁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害处，但是目前可能这种观念几乎马上就被封锁了，人们根本不知道
最后马建先生表示：他最感遗憾的是，无论香港民主是否能实现，他（香港民主）对大陆来讲应该是一个试验，如果香港能够成功，那么大陆也会成功，但是现在来看，由于新闻、媒体的封锁，确实使香港任何一个举动都很难影响到中国，这是让他感到非常悲哀的地方。
马建认为：这种反洗脑教育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媒体平台让大陆人知道，那么可以很快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变化，让中国人感受到个人意识、或是民主，但是目前还没有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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