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解读中国左派的困境

作者：柏蔚林 

齐泽克最近有个简短的谈话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在这篇题为“不要行动，要思考”的谈话中，自称“一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齐泽克坦白地承认了反抗运动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反对大银行对普通人的剥削，很好，但是你的解决方案在哪里，你打算用什么来取代这个系统？”假设有人回答，“人不应该成为钱的奴隶，金钱应该是为人服务的”，齐泽克的回应则是“希特勒也会喜欢这样的道德回应”。简而言之，在这篇简短的谈话中，他认为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很容易，但是真正要理解怎样才是真正的反对，就是一个必须被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太多的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必须对如何行动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为什么必须“极为谨慎”？很明显，因为他意识到了那句马克思主义名言“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变”的谬误所在。他认为，经历了太多的变乱，“现在是重新开始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事实上，齐泽克这篇谈话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不但点破了近期欧美反抗运动的致命弱点，也指出了广义左派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所在。而如果从反抗资本主义统治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替换到中国语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齐泽克所指明的，并不仅仅是一场为很多中国左派所欢呼的西方“占领运动”的核心病症，也可以被用来理解当前整个中国左派及其理论的尴尬处境。

东西方左派的差别很大，但共同的标签性概念之一，就是“反抗”。著名文化学者萨伊德的著作《东方学》影响之深远是无需多加赘述的。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启发，拒绝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萨伊德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基于“想象的地理”而对于“东方”的描述和理解提出了尖锐的文化批判，从此开创了后殖民主义学术批判理论的先河，其思想体系也与西方的左派学者迅速结合起来，在整个西方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以英美两国为主的安格鲁-萨克森学术体系之内，很多左派学者开始深入关注殖民地历史及其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后续影响，非洲、南美洲这些前殖民地成为了他们研究的重点区域，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的命运历史变迁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关注了解西方强权下的弱势者成为了潮流。在90年代，当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成为欧美很多大学、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热点之时，后殖民主义学派思想体系也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并与一些中国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基于拒绝被边缘化的理念，很多人从此开始思考历史应该由谁来书写以及如何书写的问题。启蒙于萨伊德对于西方主流话语的驳斥，他们对于“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历史观严辞批判，并试图建立其以本民族历史文化为出发点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萨伊德到中国的左派学者，在其对于西方世界的批判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即被压迫民族国家针对西方霸权的“反抗”和对于从西方话语霸权中寻求自我解放的渴望。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左派“反抗”理论的思考和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请注意，这种思考和批判的焦点，并不在于“反抗”的本身，而在于其结果。齐泽克的这个反思谈话，仅仅是近期对我们的再一次郑重提醒而已。事实上，在萨伊德的《东方学》出版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萨伊德仅仅是在重复他所批判的“欧洲中心论”的老路，试图在重建另一个“中心”的过程中寻找自我的文化尊严。对于处于困境中的落后被殖民国家和人民，萨伊德的理论并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出路，对于其文化自信不切实际的重建反而会在现实中导致更多的困惑和挫折。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另一位主要角色、著名印度裔学者斯比瓦克也曾经承认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前殖民地）的文化和西方的一样优秀，为什么我们还要留在这里（美国）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文化中去？而政治理论家福山更是不留情面地指出，很多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凡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执掌政权的，很快无一例外都陷入各种社会危机之中，最终成为极权专制体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到齐泽克的质疑，就会很容易地明白，为什么他会主张“首先要思考”而不是“立刻行动起来”。齐泽克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仅仅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的立场是绝对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同时要寻求有效的出路。西方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正是由于苏联对内镇压和对外霸权主义行为和后来中国的全面转型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极权，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从60-70年代以后即逐渐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并失去了其往日的影响力。无疑，发生在苏联和中国的变化恰恰从实践的角度也指明了传统左派理论体系最大的弱点，即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斗争立场的同时，其基于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未来解释无力，流于乌托邦化，自身完美道德人的假设导致其理论出路在事实上不存在，更谈不上取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促进社会进步。

中国的左派会经常讲这么一句毛主义经典话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很振奋人心的话，但却也是一句经不起理论推敲的话。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忽视了一点，即反抗未必会带来解放。这一点已经是为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所证明的。从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大饥荒到中国毛时代的大饥荒和普遍贫困等等，都已经用事实全面否定了这种话语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中，很多人事实上都已经在刻意回避这些血腥的历史，转而研究其他方向如原住民权益等。）而今天中国工农阶层的悲惨境遇，更使很多人对于这个经历了长时间以工农为主体“反抗”建立起来的、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性质感到极大的困惑。虽然很多左派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原因，但他们其实没有搞明白，究其原因，正是左派理论自身的唯物主义哲学本源，决定了它无法带来它所追求的人类解放。请注意，无论是前面提到了的“出路”还是这里提到的“解放”，在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它们的含义，并不是指政府的更迭或者领导人的替换，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确切地说，要理解为什么左派理论体系总体而言是一种没有出路的落日夕阳话语，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巨大灾难和失败，就必须跳出其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不但重视物质的层面，也要重新把“人”及其“精神”放置在思考的核心地位。左派对于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批判无疑是值得重视和尊重的，但其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其对于“人”的唯物主义思考方式，导致了左派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一败涂地，未来也不大可能会有任何前途。

从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外对历史的进程进行思考，毫无疑问，佛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就是一部绝对不能忽视的经典著作。自从20年前该书问世以来，各种理论派别对于福山“终结”理论的批判就从未停止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铺天盖地大批判的喧嚣中，能够真正了解福山理论内涵的人并不多见。在西方，左派学者认为，自从福山宣布历史终结的1990年代至今，在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上仍然有着太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拯救世界，虽然共产主义的实践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历史的终结因而远未达到。在中国国内，一些左派学者如崔之元等则借助于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来否定福山所谓“民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辩称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也同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和苏联东欧在转型后的窘境相比。因而在他们看来，有别于西方民主模式，中国提供给了世界一种特别的发展模式。在与福山几次对话之后，他们更声称，如张维为，由于中国模式的存在，福山已经承认其理论有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福山真的认错了吗？在今年初发表的一篇书评中，福山就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作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仍然是其在20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理论。

在《终结》一书中，福山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源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比较，来阐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这并非一本常见的政治经济分析著作，而是一次深刻的哲学评述。具体而言，在福山看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胜利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一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取决于执政者能否满足人民大众对个体尊严的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和“人”的需求。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人除了具有物质的需求之外，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别于动物的“人”，就是因为人天然有着要求被承认和被尊重的本能。但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是劳动创造了人，进而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黑格尔认为，人是尊严的产物，正是这种对于尊严和认可的追求，加上人的各种情感，构成了有别于兽性的人格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正是基于这种本能，人会天然地追求超越别的人的优越感，这就构成了最早的“人”和历史。福山据此总结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也只有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框架，才能相对较好地达成平衡人类社会成员间物质分配均衡与追求精神满足的双重目的，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而在此之前的所有实践，包括最后的共产主义中央集权计划模式，统统都未能达到这样的双重目的，仅仅试图以物质的繁荣来取代人对个体尊严和自由的要求，因而均为历史所淘汰。可以说，从崔之元的“重庆模式”到张维为的“中国模式”，都没有读懂福山到底说了什么。

今天中国社会可谓是思想高度分裂，宽泛定义的左派与自由派的对立随处可见，连近日的反日游行都被牵扯进了派别之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真正理解左派和自由主义两派区别的人并不多，因而区分和了解这两种思想派别的区别就具有格外的重要意义。左派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如社会不公、国有资产流失、工农丧失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外国资本入侵等等。客观而言，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左派值得尊重的地方。但正如前面所言，左派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自身的理论出路，唯物主义者无法提供一个在“反抗”之后，可以更完美、更进步的社会结构。因而在表现出强烈“反抗”意识的同时，却也拿不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短暂的暴力变革激情之后，就是历史残酷的轮回。虽然现在一些左派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拥抱“国家主义”，以期与官方的思维模式契合，但这除了改善了自己的荷包，完全无助于修补他们自己也心如明镜的社会危机。进一步而言，左派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从老祖宗马克思开始，就是在以寻求终极真理为己任。直到今天，左派人物的言论，仍然在试图找出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最优化解决方案。而这，恰恰就是所有的左派最终都会走向自身信仰反面，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难逃自己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真理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致命的自负。左派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把自身演化成为了真理的唯一代言人。左派始终在寻找着自己的上帝，开始时抱定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理念，而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上帝。于是斯大林成为了苏联人的上帝，毛成为了中国人的上帝，然后从金日成到卡斯特罗，无一不验证了这条规律。而几天前韩德强大打而出的那两记耳光，同样也是来自这样的上帝之手。

与之相对的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社会是不完美的，但他们并不企图给出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并以自己为标准来所谓“改造”社会和人。他们也不会使用所谓“人的素质”这样的反人类理念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优越。相反，自由主义者试图给出的是一个寻求社会相对正义的框架。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没有追求真理顶峰的意愿，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去寻找一个上帝。所以在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民主社会中，国家领导人在性质上只能是公职人员，而不能成为神或者形成特权阶层，游行中也不会举着某些人的巨幅画像。政党也不可能称自己为“先锋队”，因为有着“先锋”的地方，就必然有着“落后”的人民大众，而这就完全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庸众社会”，一个没有大英雄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是左派攻击的重点，左派人士也一直很喜欢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血腥殖民史来攻击自由主义，并宣称这是一种虚伪的信仰。然而这种攻击显然是虚弱无力的，因为它既忽略了空间也忘记了时间因素，而仅仅是把历史上的一些事情简单地揉合在了一起。比如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奴隶贸易一直持续了数百年。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罪恶事实。然而任何了解废奴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奴隶贸易的开始，西欧的自由主义者和宗教人士就是其强烈的反对者。而且正是在自由主义者和宗教人士的长期不懈努力之下，奴隶贸易最终才得以被废除。自由主义在促进人类平等进步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历史上左派完全望尘莫及的。

在最后，如何理解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未来，我们可以借用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的空间正义理论来做一点探讨。在苏贾看来，人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两个具有完全相同空间位置的人，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将是永恒的，有些人生来就有着优越的政治、经济外在条件，而有些人生来就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些条件优越者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位置，具有较大的发言权，而其他人则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往往处于无声的状态。这种空间布局就构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的基本模式。进而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就是由无数的大大小小的中心—边缘模式组成。因而寻求空间意义上的正义，就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辩证法。利用这一简单而明了的模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理解为什么福山会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必定是历史的终结，而马克思主义及其左派的延伸注定只能走向自身信仰的反面，从而被历史所淘汰。左派理念往往起源于社会下层，也声称自己代表了最下层人民的声音和利益，因而其与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斗争，其实就是边缘与中心的一个相互转换的过程。一旦这种关系转换成功，也就是斗争成功，以前边缘人中的少数精英人物就成为了新的权利中心。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就是下层大众利益遭到背叛和牺牲的时刻，因为谁也无法否认，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和对抗性的。换句话说，左派只有在得到权力之前，才是值得尊敬的。而自由主义相对而言是一种较为进步的社会理念，它并不否认中心与边缘的对抗关系，但与左派的“专政”理念不同，自由主义者并不谋求自身成为绝对的中心，而是寻求边缘与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具体的实践中，成熟的民主社会往往都是实行的议会民主方式，权力的更迭可以平静地完成，社会民生更是为政者最大的责任。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能不叹服，福山的确看到了什么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