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在東京出現的一次千人規模的反華遊行上，遊行者手舉英文橫額宣示「尖閣列島是日本領土」。 (AFP)
文/劉慷、雁南
日本民間聲明《終止『領土問題』的惡性循環》所釋放的誠懇善意，令同樣立足民間、倡導理性與多元聲音的中國自由派人士受到啟發，並感覺到應該有所呼應。
香港登記註冊的NGO組織「中日民間小組」先動了起來。該小組由香港作家陳冠中和日本學者本田善彥共同創立，成員主要來自中日學界與媒體，平日用中文以郵件組的形式交流。
小組成員之一、北京作家孟湄在讀完日本民間聲明後，率先以個人身分發出聲援，強調這份聲明「這是將危機處理成一個契機的良好做法。」孟湄的表態在郵件組中獲得積極回應。
內地的NGO活動家梁曉燕也認為，中國民間應該給予積極的回應。梁曉燕在接受《陽光時務週刊》採訪時指出：「所謂的民間不是國與國，而是人對人。而中國很多問題恰恰就發生在這裏，每個人都以國家為代表。」
未達共識、需要共識可能是在中日關係上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在梁曉燕看來，在中國謀求共識的難度比日本要大得多。「什麼是共識？現在的中國社會比較分裂。不能說這是多元，多元並非是沒有主流價值和共同認同。在中國，對獲得共識的難度我感到有些悲哀。」
果然，當一份聲援日本民間聲明的中國民間聲明出現後，其聯署活動一開始便出現分歧與爭議，似乎在印證梁曉燕那句「獲得共識的難度」。
日本民間聲明發表的兩天後即9月30日，一份題為《讓中日關係回歸理性——我們的呼籲》的聲明草稿在北京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崔衛平的家中誕生了。
這份草稿首先發布在「中日民間小組」及另一個叫Critique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郵件組中，均獲得相當積極的反饋。
10月4日，這份聲明在郵件群組內聽取意見進行審定後，發布在崔衛平的博客及「共識網」上徵集中國民間聯署，簽名支持者隨之大量湧入，當中不乏兩岸三地知名知識精英。
共識的難度
但與此同時，對聲明文本的批判意見一直如影隨形。中國媒體人長平指出，中國的民間聲明與日本民間聲明的立場有相當大差別：「日本民間聲明立足於批評本國政府；中國民間的回應（聲明）也立場鮮明地批評日本政府，態度曖昧地批評中國政府」。他認為在日本民間團體已經著重批評本國政府之後，來自中國的呼應應著重檢討中國政府的不當言行，包括在領土爭端上最新的「戰勝國理論」，以及粗鄙的「自古以來」論調，或功利的「國家利益」之說。
有鑑於此，有意見認為，如不澄清上述問題這份聲明不如不發，否則擔心會引起誤導。
這一擔心果然並非多慮。
10月5日，「中日民間小組」成員、旅居中國的日裔學者溫子在郵件組中對聲明的部分內容明確提出質疑。
共識與共謀的邊界
「我本來不想說什麼，但是看到這個（中國民間聲明的）改編，身為『中日民間小組』日本成員，我非常反感這個紅字新內容，因為它罔顧事實，意識心態先行。」
溫子指出的「紅字新內容」，是指從草擬開始已經三易其稿的第二條。初稿內容為：
「2012年9月27日，日本駐聯合國代表兒玉和夫先生在大會發言中，以《馬關條約》作為釣魚島歸屬的依據，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罔顧事實、不負責任的表現，不能接受這樣一個重現不平等條約幽靈的起點。不能否認，日本始終存在領土擴張及軍國主義思潮，不時傳出極右翼言論，對於侵華歷史的認知也經常反覆，不利於發展友好的睦鄰關係。」
該條內容被長平質疑為「選擇性的批評」（「聲明中專條批評日本駐聯合國代表兒玉和夫先生在大會發言中，以《馬關條約》作為釣魚島歸屬的依據，而中國外交部秦剛稱，「一個戰敗國卻要霸佔一個戰勝國的領土，豈有此理？！ 」按照這種勝者為王的流氓邏輯，《馬關條約》有何不平等可言？）
最後該條再易其稿，最終修訂為：
「對於最近日本政府在釣魚島歸屬上的一系列論證，我們認為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不能否認，戰後日本在承擔歷史責任方面，沒有做到讓周邊國家的人們心悅誠服，在中國民間，始終存在許多積怨。首先需要面對這些積怨，然後尋找化解的途徑。這一方面需要對於戰爭的過去有足夠的認識，體現以德服人，另一方面，不能再製造新的爭端，激發起本來就存在的怨氣。」
結果修改後的文本引起了更大的爭議。「我就吃驚，」溫子對《陽光時務週刊》表示：「這麼多精英或知識分子簽署，但是其中沒有一個人提出原版上面的重大新聞內容錯誤，而有人提出錯誤存在，但是起草人也不會通知簽署人們這個錯誤，而以另一些其他話語來填補就行。「這種粗糙的呼籲書，哪裏有理性可說？」
由溫子以一名日人的身分不留情面地提出質疑開始，中國民間聲明發展成為一場耐人尋味的思想實驗活動。
「這是我心目中，不懂自我反省的華人精英分子被非要奪取社會主導權的欲望膨脹驅動的一個行動，這一次，我對傳統華人精英分子徹底失去了期望」。
面對溫子這句難免情緒化的批評，「中日民間小組」中反彈者有之：「由於我不在「精英」之列，也就用不着向您說抱歉了！」
反求諸己者亦有之。一名中國學者表示認同說：「（中國民間聲明）措詞過於官方，過於簡單化。」
長平表示：「我完全理解為了發出一份聲明所必須採取的隱忍和妥協態度，也完全贊同對一些事件和觀點採取溫和的立場，但是認為應該謹惕「共識」與「共謀」的邊界，在當下的中國尤其如此。」
包括崔衛平在內的最早參與起草聲明的中港台學者中，至少有四位都沒有出現在終稿的聯署名單上。其中一名北京學者表示，曾指出文本存在問題，遺憾當初未明確提出異議。他希望民間聲明這一行動仍能進行下去，但聲明的文本要解決「表述立意存在的問題」。
「9月15日（中國爆發反日示威）以來，我們感到愛國主義情緒，需要尋找更合理、和平的形式，聲明的另一用意，即在於醞釀這樣一種表達的方式。」另一名參與起草聲明的中國學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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