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投書《朝日新聞》說：「領土主權引發的狂熱好像是喝劣酒，很容易讓人腦充血，說話變大聲，行動變粗暴，論理也變得單純化。」（AFP)
文/陳希我
尊敬的村上先生：
看到了您在《朝日新聞》上的文章，我感覺複雜。想說什麼，又說不好。直到現在才勉強理出個頭緒來。這種情形，也許恰如您所說的喝了劣質酒吧！
您對中國下架日本作家書籍的事，雖然不肯表態，但意見已現。我很有同感。有人說，作家村上春樹愈來愈關心政治了，言語之間帶着的是否定，但我不這麼認為。今年年初倫敦筆會，在英國筆會和言論自由中心舉辦的活動上，主持人問我作家與政治的關係，她說：「在英國，作家可以不關心政治，而關心政治會成為更好的作家。」我答：「在中國，不關心政治的是偽作家，關心政治的才是真作家，中國作家還沒有漠視政治的奢侈，這是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的區別。」我想，在民主國家日本，您是朝着成為「更好的作家」方向走的。作為中國作家，我也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在不需要談政治的環境下談政治。
在中國，政治無處不在。中國不是任何大國，只是政治大國。比如GDP，也是政治之下的GDP。而又因為有了GDP，中國的政治才更加專制起來。這也如同您所說的喝劣質酒的狀況吧？這些年來，中國政府變得愈來愈難以跟世界對話了。上世紀80年代，他們還覺得必須融入世界，雖然用了「中國特色」這塊遮羞布，但這些年他們喜歡說：「西方對中國指手劃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底氣從何而來？就因為有錢了！這種揚眉吐氣也出現在民眾身上，雖然他們並沒有多少錢。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對發達國家基本是有共識的：學習。那時日本還是中國的最好榜樣。這些年，我們常聽到的卻是「別以為外國什麼都好！」
這種變化是微妙的，也是深刻的。所以此次「反日」遊行，民眾是否受中國官方政治的主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民眾自己的情緒。
當然，這種情緒也可以是反官方政治的。據說某個城市抓了40多個遊行中的「打砸搶」分子，而問到釣魚島，有17個人不知道在哪裏，被傳為笑話。但我覺得沒什麼可笑的。那些上街「打砸搶」的，未必都是只對日不滿，他們也對國內現實不滿，釣魚島只是他們的舞台。當今中國社會充滿了暴戾之氣，這種戾氣可以是為國家，也可以是為個人，或者明確說是因為不能操國家之心而實行的個人暴動。此次遊行，發洩的目標固然是日本，但也是中國政府。此次中國政府企圖利用民眾「反日」，但他們更怕引火焚身。實際情況是，希望通過「釣魚島事件」來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大有人在。老實說，我也在其中。在一個政治不民主的國家，所有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因為政治就是生存；在一個腐敗的國家，所有的外政都是內政。
按中國學者朱學勤先生分析，世界大國崛起一般可分為三種模式：英美模式、法俄模式、德日模式。中國「崛起」是兼具後兩種模式的。「德日模式」是長期受壓制的民族的「崛起模式」。整個中國近現代史，都是衰敗中國力圖「崛起」的歷史。這種「崛起」是依賴於專制制度的，這也是中國現政權所強調的他們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此次「釣魚島事件」，不知您是否發現，公共知識分子基本失語。也許正像有人對我說的，必須先有國，然後才談得上國是否屬於民。「崛起」對長期被壓迫的國家是絕對的硬道理。作為日本人，您很清楚日本當年怎樣「崛起」的，所以您也應該明白中日這麼兩個地緣接近，利益相食的國家，和平基本是不可能的。對中、日、韓三國，您美好地看到了「圈」，我看到了「圈裏鬥」。固然都想着「共榮」，但誰都想做這個「大東亞共榮圈」的霸主。
那麼也許應該把希望寄託在文化上？我注意到您提出的是「東亞文化圈」。文化是超然的，「雖然我們語言不同，卻同為擁有同樣感情和感動的人類」。但我仍然很懷疑這種「同」。作為文化使者的知識分子可以超然嗎？他們即使可以超然於國家，也難以超然於理想。這就要談到「法俄模式」，這模式就是革命。法蘭西知識分子和俄羅斯知識分子，他們屬於各自的國家，甚至有時還互為敵國，但他們把革命薪火相傳了。知識分子是天生的「左派」，知識分子該死地極容易被捲入革命。此次反日遊行，政府號召「理性愛國」，一些怯弱文化人特別贊成，他們的苟且有了正當的理由了，既能聽政府話，又能有正當的理由，多好！可見「理性」是個什麼東西。
在日本對外侵略的年代，相當多的日本作家成了「筆部隊」成員，連「冷豔文人」川端康成也難以超然脫身，在日軍佔領新加坡之時也亢奮了。難道滿腹經綸沒有告訴他們是非曲直嗎？有，但更告訴他們民族屬性和他們理想。中國文化傳統使得中國知識份子更難超越國家與政治。那麼，如何做到「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對別國文化保持尊重」？老實說，對民主制度下的日本知識分子，我也是很懷疑的。其實，從您謹慎的措辭中，也可以隱約覺察到難以避免的「日本立場」。
我曾經在日本待了許多年，我現在教的是日本文學，我最喜歡的作家是日本作家，我不遺餘力寫關於日本的文章，做關於日本的演講，我被罵為「漢奸」，被密告到某部門，我的住處被搔擾，還有人警告我的導師跟我劃清界限，否則我挨揍，我的導師也不能倖免。如此的我，捫心自問，如果中日戰爭爆發，我是否應該站在「卵的一邊」？記得您曾經演講說要站在「卵的一邊」。當戰局開始，祖國就會自然被理解成是「卵的一邊」，即正義的一邊。我不能肯定我的選擇，我對人絕望，對自己也絕望。我因此也不寄希望於他人來拯救了，特別是日本。我還記得23年前中國那場舉世震驚的國殤，當時我在日本，日本政府並沒有對中國民主運動伸出救援之手。在世界各民主國家中，日本對中國是最缺乏民主道義的。至於日本的知識人，對中國人的苦難又有多少發聲？大江健三郎貌似發聲了，但發的是什麼聲？不過是貶日本政府而誇中國現政權罷了。
所以寫這封信，是表達一個中國作家的迷惘。我們都喝着劣質的酒，我們都處在醉態，所以歸根結底，溝通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日本所以還沒有下架中國的書，當然是因為日本空氣比中國清明。還因為在日本，下架中國的書無關痛癢。古籍除外，日本人已經把中國古籍看成是他自己的了。中日兩國猶如一根毒藤上的兩顆毒瓜，所謂靈魂交流，不過是同床異夢。當然我仍然是堅定的理想主義者，我也希望能用自我清醒、自我批判，聯絡起文化交流的動脈。但那是很悲壯的努力，不是「千萬不要採取什麼報復舉動」就可以解決的。
說起悲壯，我想起小時候讀過的課文：1958年，此岸的共產黨軍隊和彼岸的國民黨軍隊為爭奪金門島激戰，此岸幾個少年發現軍用電話線被敵方炮火炸斷五米之遠，他們手把手，用自己的身體連接起電話線。後來當事人回憶：「當電流通過每個人的身體時，大家都感覺一陣發麻，身子有些抽搐，腦子裏嗡嗡作響，但我們還是緊緊咬着牙堅持着。」他們悲壯地聯絡起的是戰爭的動脈。我們是否可以努力聯絡起和平的動脈？他們的行為是來自那時代劣質教育的醉態，我們能否從「劣質酒缸」中掙脫出來？
希望能夠。
中國作家陳希我
2012年此國之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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