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于本周四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下面是他的作品节选。《红高粱》节选来自企鹅集团（美国）旗下企鹅图书的重印版，其他作品来自Arcade出版公司。
《师傅越来越幽默》(2001)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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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越来越幽默》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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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疲劳》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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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乳肥臀》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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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蒜薹之歌》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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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国》英文版封面。
任何作家从事这一行业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也不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这种作家，而没有成为海明威或者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是和我的童年经历分不开。我的写作生涯受益于我的童年，它帮助我一直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回顾4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奇异的一段时期，人们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狂热。一方面，整个国家经济停滞，人民贫困，人们缺吃少穿，终日挣扎在生死线上；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人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挨饿的人民勒紧裤腰带也要追随党的共产主义实践。那时我们相信，虽然忍饥挨饿，但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们相信世界上2/3的人民都生活在悲惨之中，我们的神圣使命就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直到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才最终开始面对现实，仿佛大梦初醒。
很快我就学会了与自己对话。我养成一种不寻常的表达才能，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甚至还能押韵。我母亲有一次听见我和一棵树说话。她慌张跑去告诉我父亲：“孩子他爸，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病啊？”长大后，我作为一名劳动者走进成人社会，开始养成一边喂牛一边自言自语的习惯，给我的家人带来不少麻烦。“儿啊，”母亲劝我：“你就不能不说吗？”她的表情让我泪流满面，我答应她不再自言自语。但是只要周围有人，我心里积攒的话就滔滔不绝地涌出来，就像老鼠从老鼠窝跑出来一样。然后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内疚感，觉得自己没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所以我起了“莫言”——别说话——这个笔名。但是正如母亲生气时经常责备我说的：“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我也不能停止发言。这种习惯让我得罪了不少同行，因为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总是赤裸裸的真实。现在我人到中年，话也开始少了，这肯定会让母亲的在天之灵深感欣慰。
《红高粱》(1993)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 奶奶就立住了。
奶奶对我父亲说：” 豆官，听你干爹的话。” 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
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 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己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酒国》(2000)
门窗严丝合缝，密封很好。丁钩儿周身发痒，汗在脸上爬。他听到平头友善地说：
“您不要着急，心静自然凉。”
丁钩儿耳朵里有嗡嗡的响声，他想到蜜蜂。蜂蜜。蜜饯婴儿。此行任务重大，不敢马虎。窗玻璃似乎在微微颤抖。几架巨大的机械，在窗户外的天地间缓慢地、无声无息地移动着。他感到自己在一个水柜里，像一条鱼。那些矿山机械是黄色的。黄色令人昏昏欲醉。他努力谛听着矿山机械的声音，但任何努力都是徒劳。
丁钩儿听到自己在说：
“我要见你们的矿长、党委书记。”
平头说：
“喝酒喝酒。”
平头的热情使丁钩儿感动，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的杯子刚放下，平头又给斟满了。
“我不喝了，带我去见矿长、党委书记。”
“首长莫急，喝酒，喝一杯就走，等于让我失职。好事成双，来，再喝一杯。”
丁钩儿看看那拳头大的杯子，心里有些发怵，但为了工作，只好端杯喝尽。
他刚放下杯子平头又给斟满了。
平头说：“首长，不是我逼您喝，这是我们矿上的规矩：敬酒不成三，坐立都不安！”
丁钩儿说：“我酒量有限，一滴也不能喝了。”
平头双手把杯子举起来，送到了钩儿嘴边，含着眼泪说：
“求求您，首长，喝了吧，不要让我坐立不安。”
丁钩儿一看平头这样真诚，心顿时软了，接过杯子一仰脖灌了。
感动地说：“多谢多谢，您再来三杯？”
《丰乳肥臀》(2004)
日本人的马队沿着河滩往东跑下去，跑到上官来弟她们放鞋子的地方，齐齐地勒住马头，穿过灌木丛爬上了大堤。她看不到日本马队了。她看到河滩上躺着那匹死去的大花马，硕大的头颅上沾满黑血和污泥，一只蓝色的大眼珠子，悲凉地瞪着湛蓝的天空。那个白脸的日本兵半截身子压在马腹下，趴在淤泥上，脑袋歪在一侧，一只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的手伸到水边，好像要从水里捞什么东西。清晨光滑平坦的滩涂，被马蹄践踏得一塌糊涂。河水中央，倒着一匹白马，河水冲击着马尸缓缓移动、翻滚，当马尸肚皮朝上时，四条高挑着瓦罐般胖大马蹄的马腿，便吓人地直竖起来，转眼间，水声混浊，马腿便抡在水里，等待着下一次直指天空的机会。那匹给上官来弟留下深刻印象的枣红大马，拖着它的骑手的尸体，顺流而下，已经走到很远的下游，她突然想到，这匹马很可能要到樊三爷家去找那匹大种马。她坚决地认为，枣红大马是匹母马，与樊三爷家的公马是失散多年的夫妻。
石桥上的火还在燃烧，桥中央的谷草堆上，蹿起了黄色的火苗和白色的浓烟。青色的桥梁高高地弓起腰，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声。他感到桥梁在烈火中变成一条大蛇，扭曲着身体，痛苦不堪，渴望着飞升，但头尾却被牢牢地钉住了。可怜的石桥，她难过地想着。可怜的德国造丽人牌自行车，高密东北乡的唯一的现代化机械，已被烧成一堆歪歪扭扭的碎铁。呛鼻的火药味、胶皮味、血腥味、淤泥味使灼热的空气又粘又稠，她感到胸膛里充满了恶浊的气体，随时都要爆炸。更加严重的是，她们面前的灌木枝条被烤出了一层油，一股夹杂着火星的热浪扑来，那些枝条毕毕叭叭地燃烧起来。她抱着求弟，尖声呼叫着妹妹们，从灌木丛中跑出来。站在河堤上，她清点了一下人数，妹妹们全在，脸上都挂着灰，脚上都没穿鞋，眼睛都发直，白耳朵都被烤红了。她拉着妹妹们滚下河堤，向前跑，前边是一块废弃的空地，据说是回族女人家的旧房基，断壁残垣，被野生的高大胡麻和苍耳子掩映着。跑进胡麻棵子里，她感到脚脖子软得仿佛用面团捏成，脚痛得如同锥刺。妹妹们跌跌撞撞，哭叫不迭。于是，她们便瘫坐在胡麻棵子里，再次搂抱在一起。妹妹们都把脸藏在姐姐的衣襟里，只有上官来弟，竖着头，惊恐不安地看着漫上河堤的黄褐色的大火。
《天堂蒜薹之歌》(2006)
他伸出舌尖，把那滴汁液舔了。舌上漾开凉森森的甜味。他的心顿时轻松起来。他打量自家的三亩蒜地。大蒜长得很好，蒜薹的白帽都很胖大，有的弯曲着，有的笔直地挑着。蒜垄里湿漉漉的，有一些茸茸的草芽从湿土里钻出来。大肚子的老婆在他身边，跪着拔蒜薹。老婆脸色发乌，眼眶下有几块蝴蝶斑，好像铁器上生了锈。她跪在地上拔蒜薹，膝盖上沾满湿泥。老婆有点先天的残疾：左臂短小，活动不便。老婆拔蒜薹的动作很吃力。他看到她用那只短小的手，持着两根新竹筷子，夹着蒜苗的根部，她每夹一下都咬一下唇。他有些可怜她，但又不得不让她帮忙，他听说供销社已在县城设点收购蒜薹，每市斤价格五角，比去年最高价还高，去年的最高价是每市斤四角五分。他知道今年全县扩大了大蒜种植面积，蒜薹比去年长得好，要赶早，赶早收，赶早卖。村里家家户户都是老婆孩子齐上阵，他可怜地看看大肚子的老婆，问：“你，要不就到地头上去歇会儿？”
老婆仰起湿漉漉的脸，说：”歇什么，不累，她爹，我就怕这些日子生。”
“到日子啦？”他忧虑地问。
“就这三两天了，”老婆说，“哪怕晚个五六天，让我帮你把蒜薹拔完。”
“到日子一定就生？”
“也有懒月的，”老婆说，“杏花就晚了十天。”
夫妻俩都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着老老实实地坐在地头上的瞎眼女儿。她坐在那儿，大睁着双眼，好像在注视着什么。她的双手扯着一根蒜薹，捋过来，捋过去。
他说：“杏花，你别糟蹋了那根蒜薹!一根要值好几分呢。”
《生死疲劳》(2008)
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一个硬汉子的名声。我知道许多鬼卒对我暗中钦佩，我也知道阎王老子对我不胜厌烦。为了让我认罪服输，他们使出了地狱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将我扔到沸腾的油锅里，翻来覆去，像炸鸡一样炸了半个时辰，痛苦之状，难以言表。鬼卒还用叉子把我叉起来，高高举着，一步步走上通往大殿的台阶。两边的鬼卒嘬口吹哨，如同成群的吸血蝙蝠鸣叫。我的身体滴油淅沥，落在台阶上，冒出一簇簇黄烟……
鬼卒小心翼翼地将我安放在阎罗殿前的青石板上，跪下向阎王报告，“大王，炸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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