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莫言得的是诺贝尔希望奖

作者：信力建 

10月11日莫言成功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此消息如平地一声惊雷，不仅出乎全国人民意料，也出乎莫言本人意料。惊异之后，官方马上给出解读——认为莫言获奖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总之，官方认定，莫言获奖首先是因为国家强盛和莫言作品的本身的文学性。

莫言获奖是不是因为国家强盛我们且不论，就莫言作品是否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他本人是不是符合该项奖所要求的“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恐怕也还值得探讨。

文学作品要真正达到世界级水准，要件当然很多。其中最基础的就是作家心灵的自由，而要保障作家心灵自由的外在条件则是创作自由与言论自由。从文学的本性来看，其最大特征就是自由的载体——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精神的一切属性都是由于自由才存在。而只有人才有思想(精神)，所以只有人才有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席勒进而认为，美和自由是统一的。人在美的创造和欣赏过程中，自由自在地展示自己的天性，并与普遍的理性形式和谐为一，所以审美的活动是最自由的活动，审美王国是一个最自由的王国。美是人类自由和谐的根本体现，人只有在美的境界中，才真正是自由的。要之，人的自由是创作自由的基础，而艺术美是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没有作家思想自由，就没有好作品，遑论世界级作品。就此而言，今日中国显然在创作自由和言论自由上乏善可陈：环顾中国，竟然至今都没有一部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更没有一部保护思想自由的法律。在全球168个国家中，中国的言论出版自由排名第163。现在的印度，即使那些没有种姓的贱民，数千年来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他们拥有的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也远远超过中国的知识精英。本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中国人找到了言论自由的绿洲——在这个世界公认的最自由的地方极尽抒发自己的感想，淋漓尽致的使用着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力。南京周久耕、郑州逯军被人肉搜索而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我们的领导人也可以在网上被称为“胡哥”、“宝宝”，言论自由似乎触手可及。但曾几何时，这种自由又给套上枷锁：不仅古狗被封，还出现了所谓“绿坝”——这种电子检察官可以过滤一切当局看来“不良”的信息甚至词句！中国很快被要求国内所有的PC厂商安装“绿坝”软件，软件将会监视Web站点访问和其他用户行为，并且阻止成人内容和政治敏感信息，但凡有所谓不和谐的词组都会被绿掉，让人觉得又回到了当年不能提天子的名字的时代。如此言论空间，这般创作自由，突地居然冒出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不仅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简直就是猫洞里跑出活鱼来！

除了周围的环境，更值得一提的是脚下的土地。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有云：“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 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这里，所谓“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实际上就是指在丰厚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民众。然而，我们的民众又是生长在怎样的文化土壤之上的呢？一句话，非常贫瘠。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就在欧风美雨吹打之下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造纸灭顶之灾——所谓中华文化“从49年之后就断裂了：即此之谓。而其中最彻底的断裂当然是发生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中，非常重要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一段核心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主席提出的，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排斥西方现代文化、清算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他把古代传统的叫“封”，西方现代的叫“资”，其他共产圈国家（苏联东欧）的叫“修”：苏联是“苏修”，蒙古是“蒙修”，等等。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有云：“ 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种“扫除”是如此的干净：不仅中国传统文化精品被付之一炬或投诸马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仅北京市1957年、1960年分别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0项，“文革”中被毁掉了30项； 北京市1958年确定的需要保护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就有4922处遭到破坏。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被拆毁108华里， 城砖被搬走垒猪圈、盖房或铺路。至于古墓葬、碑刻、雕塑、书法、绘画和珍本、善本图书等的被毁、被盗，更是难以计数。仅林彪、江青等人窃取的文物即达三千多件，古书、旧书 2.6万件，字画1.3万件。西方文化更在劫难逃：连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这些所谓“物质文明”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更遑论西方精神文明的各种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了。当时的红卫兵们视一切“大鼻子”的外国人为必须送进公安局的敌族异类，干出诸如“火烧英国代办处”、禁绝一切西方文化的物品、没日没夜狂热地热衷于“打到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等等义和团行为，可以说，将西方文化从中国大地上拔根而起，一举摧毁。

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之上，能产生什么样的文学巨匠？莫言二哥管谟欣就回忆“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莫言自己也回忆“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想尽了一切办法。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我们固然该为莫言的勤学而感动，但也应看到：多大的水池养多大的鱼：就这样的文化背景，真就能为世界贡献出一流文学大师？

其实，莫言这次获奖正如专家所言，多少出于偶然——一九八二年马尔克斯在获奖时作了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长篇演说，他激烈地指出，“孤独”就是拉丁美洲的代名词。意思是说，拉丁美洲之所以“孤独”，是因为她落后、封闭、迷信、愚昧和僵化。套用在莫言的小说上，似乎同样可以说，他要借魔幻叙事手法来揭示一个民族实现与心理弱点。从这层意义来说，莫言的作品，似乎更切合西方视觉下的“文学作品”的定义。他走在一个“钢线”上，借民间故事的“魔幻”来反映对现实的批判，而这种角度与内容，更是西方读者所从未接触过的。从一个普通读者的直接观感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兼具历史、现实与魔幻的故事更吸引人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莫言获奖后一些西方媒体的评价上看出来：伦敦大学中文教授米歇尔·霍克斯就说：“他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描述人权状况的方式是诺贝尔委员会非常愿意看到的。”而法新社评价称，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都是文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然，更重要的因素也许还在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是希望中国文学能够据此开创新的时代，真正走上世界文坛——就好像此次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奥巴马，其实是希望奥巴马不要再打战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莫言的不是文学奖，而是希望奖。

再扯一桩往事：1927年9月，鲁迅收到在北京的学生台静农的信件，信里面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鲁迅回了这样一封信：“静农兄：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此信即使在今天，也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