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选民对政客的“审慎信任” 徐 贲   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民主的历程是一个选民被政客“骗”精明的过程。政治人物不断向选民承诺他们想要的东西，以争取他们的选票，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兑现或充分兑现承诺。政治人物不断的承诺和几乎可以预料的拙于兑现，周而复始地把选民“骗”得成熟起来。 然而，这不等于说选民应该再也不要相信任何政客，而是说，即使有了被“骗”的经验，在宪政法治和民主选举制度里，选民们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对政治人物保持一种谨慎的信任。如果一国人民不能对政治人物保持这样的信任，整个社会便会陷入彻底的犬儒主义之中，既失去了期待改革的希望，也放弃了监督政治人物的责任。 公民政治的成熟同时表现为对政治人物和大众犬儒主义的双重警惕，美国选民如何看待“被骗”的经验便是一个例子。在一般美国选民看来，政治家拙于兑现承诺，尤其说是“欺骗”（ deception ），不如说是“伪善”（ hypocrisy ）。这是因为，说一个人欺骗你，你必须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有行骗的意向和动机，而在能确证这一点之前，你不能指摘他是欺骗。这和法律审判的无罪推定是同一个道理。 “伪善”与“欺骗”不同，它不是一种道德指责，而更是一个事实陈述。一个人说的与做的不一样，这是可以用事实来证明的。如果说“欺骗”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那么“伪善”则是一种尚可体谅的过失。许多美国人甚至把伪善看作政治家的一种不无公共效益的过失。美国人怎么这么能容忍政客的“伪善”呢？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政策教授雷奇（ Robert Reich ）在《伪善赞》（ In Praise of Hypocrisy ）中给出了一个解答。他写道：“ 2000 年总统选举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伪善的一次大选。但这没有什么。提倡进步理想的伪善不是一桩罪恶，它可以成为改革的先导。”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大谈教育，而他自己的得克萨斯州的教育却几乎是美国最差的。他大谈公正社会，但却给在 1990 年代财产快速积聚的富人减税。他在演说时让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士为他站台，但实际上却是反对平权法案的。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大谈选举资金改革，但他自己的竞选班子却在钻选举法规的漏洞；他说自己站在无权者一边，但并不坚持在全球贸易协定中保障劳工的利益。雷奇说，布什和戈尔确实伪善，但那又怎么样呢？就让他们主张关爱、教育、公正、同情弱者好了，他们“显然知道这些是选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好！这就是进步。” 政治家们在竞选时提出顺应民意的主张、诉求和承诺，是为了争取选票，也成为他们与政治对手的攻防战。这是民主制度中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制衡作用所致。政治学家菲奥里那（ Morris P. Fiorina ）等人在《美国新民主》一书中写道：“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以争取选票为目的来形成提议，……如果他们当选后能够兑现承诺，就会让对手没有挑战的机会；如果不能够兑现承诺，则会给对手提供攻击的弹药。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公众舆论、媒体和频繁的选举压力，这些便是现代美国政治压力的基本元素。” 美国是全世界民主选举最为频繁的国家，因此也是对政治人物快速兑现承诺压力最大的国家。有的国家里，执政者承诺改革， 10 余年一无所成，而照样无须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既无来自选民的压力，也无来自政治对手的挑战。在美国， 200 多年的民主发展趋势是兑现承诺压力不断增加，因为人民越来越直接参与各种选举，而选举则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如此。 美国的选举次数和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人数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人数达五十万，也就是每 500 个美国人就有一个民选官员。美国的全国选举是每两年一次（当然选举的职位并不相同），选举产生总统和副总统， 100 位参议员和 435 位众议员，一共不到 550 位，受人瞩目，但只不过是选举的冰山一角。 美国各州有自己的选举，产生州长、副州长、州议会成员、财务主管、检察长、财务督察等等。地方选举则选出市长、市议会成员等等。有超过 3000 个县要选出治安长官、财务主管、县议政会成员，全国 16000 个学区的委员会成员，有百分之九十是由选举产生。即便是独立于政治的司法制度也受选举的影响，美国 50 个州中，有 37 个州的部分法官是由选举产生的，全美国有超过 1000 名州法官和大约 15000 名市、县法官或其他法庭人员是由选举产生的。如果选民不满意当选官员的作为，他们可以举行“罢免选举”（ recall election ），在他们任期之内就将他们罢免。 美国确实有不相信选举能够带来改变的选民，他们对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信任，认为当官的没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投不投票都一样。但是，绝大多数的选民并不赞同这种政治犬儒主义。他们并不天真，不会政客说什么就相信什么。对政客的承诺，他们抱着合理、谨慎的怀疑，但并不先入为主地认定候选人肯定是在行骗，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打算兑现，也不会认真兑现。 只有在民主制度中，选民才能相对比较宽容的看待政治人物可能的伪善，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选民知道，既然是自由的选举，他们自己就必须对选举结果负责，如果选出的是一个伪善的官员，那么他的伪善就是选民为自由选择付出的代价。第二，他们并不太计较不理想的选举结果，因为不久后又会再次有选举的机会。他们对那些想要得到选票的政治人物不事先怀疑，是因为事后可以跟他们结帐。政治人物也清楚这一点，所以说了的话，一般会努力去兑现。这种情况与在专制制度下正好相反，专制制度的弊病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政治人物不用为自己的承诺负责，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老百姓对他们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民众不信任他们，即使在他们释放出政治改革信息的时候，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诚意。民主政治比较能够有效维护整个社会的信任机制和官民沟通，与自由的公民选举能够定期筛除特别伪善的政治人物是分不开的。  

原文地址： 危机下的变奏曲——国家转型 作者： 信力建 1974 年 4 月 25 日 0 点 25 分，葡萄牙里斯本的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首名叫《高山颂》的歌曲。这首曲子暗藏玄机，是推翻独裁者 M. 卡埃塔诺的军事政变的信号。这场政变进行得十分顺利，没经历什么抵抗，就结束了曾经以类似政变而登上政治舞台的独裁政权。政变后持续了约 18 个月的动乱，最终亲民主的一方取得胜利。 在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造胶着之际，毗邻的西班牙正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 20 世纪世界上最顺利、最和平的变革。 1975 年大独裁者佛朗哥寿终正寝，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成为西班牙国王。戏剧性的是，佛朗哥将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维持了 36 年，他的继承者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年仅 37 岁的卡洛斯即位第二年，便任命青壮派苏亚雷斯为首相，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民主化改革。 1977 年，西班牙举行了 40 年来首次议会大选， 1978 年颁布了新宪法，整个民主化过程几乎兵不血刃，仅用了不到 7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堪称民主化成功的典范。 以不一样的方式，完成民主转型，葡萄牙和西班牙可谓殊途同归。这两国的民主化改造亦成为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等不约而同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这股浪潮最终在八九十年代汇成大观，导致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等国发生了剧变。 关于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名观点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有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波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这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有 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权，虽然不同国家因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差异，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各有千秋，效果不同，但也正因此，令世界民主这一大势所趋有了形形色色的样本——成，可参考借鉴；败，可引以为诫。 纵观近代世界各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方式，大概可以归为如下类型。 外来力量推动型 这类国家的民主转型往往得益于强大的民主国家对其进行了民主化“外科手术”。作为当今世界上实行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国家，美国不仅甘当“世界警察”，对“国际医生”这一角色也乐此不疲。二战后美国的民主路线延伸至亚欧、中东，对诸多国家的民主化改造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以日本为例，二战后，美国单方面接管日本，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成为日本民主化“外科手术”的操刀者，他要让一个全新的日本“重新站起来”。 1945 年 10 月 4 日，盟军总部发出关于日本民权自由的指令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对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镇压和压制法令，释放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取消一切新闻检查，解散一切镇压机构和宪兵队。接下来的大手笔是修改宪法和扩大选举权。麦克阿瑟让助手惠特尼主持修改日本宪法，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天皇皇位世袭，但不行使权力；日本不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废除封建制度，贵族特权只限于尚在的一代。经过一系列民主化“手术”，麦克阿瑟成功地将西方民主植根到日本本土传统政治文化中，消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为其日后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在西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依样画葫芦积极地将自身的民主制度模式复制到西德，令民主之风大行其道。而韩国、墨西哥、东欧各国的民主转型背后，美国亦成为最有力的推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2003 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仍希望以德日的改造为蓝本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十年过去，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伊拉克的民主化之路道阻且长，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的种子已经在伊拉克种下。 内部矛盾触发型 此类国家往往因一件突发事件或重大的矛盾、危机而促成国家从威权转向民主，其实质是长期积郁的深层次政治、经济等矛盾，一触即发，一发则不可收拾，不成功，便成仁。 由内部矛盾的触动而引发国家转型有多种情形：如罗马尼亚因一名批评独裁者的牧师被捕激发了上万人游行，在中央广场上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引起万千齐鸣最终导致了齐氏独裁政权的倒台； 2010 年 12 月，一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令万民激惯，一股作气将政治强人本•阿里拉下了台；印度尼西亚的转型则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苏哈托 32 年独裁的军人政权在 3 天之内垮台。还有的情况是，国内矛盾的激化，民意迅速倾向于原本势弱的反对派，在有组织的反威权运动下，把国家拉上民主化的轨道，典型的代表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因社会矛盾加剧于 1980 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会，并于 1989 年取得合法地位，继而在大选中胜出，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波兰成为了东欧剧变中的领头羊。总之，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内部矛盾的触发带来的国家转型形式多样，效果也不一而足。有的一蹴而就，如罗马尼亚，印尼，埃及等。也有少数出现了倒退，如尼日利亚、苏丹等。有的则经历着一定时间的持续对抗，如利比亚，叙利亚等。但民主之势浩浩汤汤，转型往往给邻近国家带来示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 20 世纪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捷克、斯洛伐克等爆发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和 2010 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震撼和巨变可窥一二。 执政者理性转变型 享廷顿曾将“执政的精英领头主动改革而实现民主”视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优选，因为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最少，付出的代价最低，是最为可取的方式。当然这个代价低可以说是相对而言的，这种由下至下的民主化转型更多的是需要执政者有破茧重生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 曾经令中国亦步亦趋的老大哥前苏联，以及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由上层建筑破釜沉舟，锐意推行的。至今，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颇为国人称道，但在民主化之前，台湾实行的是蒋家王朝威权政治，台湾的民主化之路经历了不少腥风血雨。而强有力的推手却是由世袭的威权统治者蒋经国来扮演的。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经开始了对国民党自身的改造。蒋经国深解“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而民主宪政，是台湾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出路。在执政的最后岁月里，蒋经国加快了台湾民主化的速度。 1986 年 4 月，蒋经国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民主转型的“革新小组”，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党内竞争选举、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台湾在民主宪政的路上迈开了大步。蒋经国的继任者、并在 1996 年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毕生致力于宪政改革，成为 90 年代促成台湾民主化的关键人物，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 位处拉丁美洲的巴西与我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所在大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五国成员。巴西的民主化改造也颇有代表性。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第三次民主浪潮涌入拉美，执政的军政府感受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锐不可当之势，内部了一些人开始探讨由威权体制向开放的法制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军政府推行了政治“减压”计划，启动政治开放，修订宪法、实行了多党制和联邦制、放宽自由，举行大选。巴西的民主化改造虽然并不彻底，但成绩显著，算是开了好头，将来的路子相信会越走越宽。 三次民主浪潮，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涵盖了人类可罗列的各种体制类型和影响因素，可见民主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普世价值，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足以昭显大势所趋，并有得失可鉴。所以，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不是该不该转型的问题：我们的人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已跑步前进到世界第二的名次，而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在加强，民主诉求愈发强烈。至于人民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更不成为理由，我党当年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把人民群众号召到鞍下的。因此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怎样转型的问题。 亨廷顿眼中的上选之路，我党不妨一试，即由执政党进行有序的有组织的转型。可参考借鉴台湾、巴西等经验，加强政治改革力度， 完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行政治开明之风，先坐实人大政协选举，开放言论自由，党禁报禁。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八千万党员的庞大的政党，只要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就有足够的自信去赢得民心，即使有行使多党制，执政党的地位也是难以动摇的。 《韩非子·喻老》中有一个扁鹊见蔡恒公的故事。扁鹊三次提醒蔡恒公：“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终因蔡恒公不肯就医最终病“在骨髓”连扁鹊也无奈何了。十八大强调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亦要警惕不要讳疾弃医，切勿置世界潮流于不顾，不明不白地走弯路。

作者： 信力建   1974年4月25日0点25分，葡萄牙里斯本的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首名叫《高山颂》的歌曲。这首曲子暗藏玄机，是推翻独裁者M.卡埃塔诺的军事政变的信号。这场政变进行得十分顺利，没经历什么抵抗，就结束了曾经以类似政变而登上政治舞台的独裁政权。政变后持续了约18个月的动乱，最终亲民主的一方取得胜利。 在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造胶着之际，毗邻的西班牙正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20世纪世界上最顺利、最和平的变革。1975年大独裁者佛朗哥寿终正寝，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成为西班牙国王。戏剧性的是，佛朗哥将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维持了36年，他的继承者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年仅37岁的卡洛斯即位第二年，便任命青壮派苏亚雷斯为首相，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民主化改革。1977年，西班牙举行了40年来首次议会大选，1978年颁布了新宪法，整个民主化过程几乎兵不血刃，仅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堪称民主化成功的典范。 以不一样的方式，完成民主转型，葡萄牙和西班牙可谓殊途同归。这两国的民主化改造亦成为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等不约而同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这股浪潮最终在八九十年代汇成大观，导致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等国发生了剧变。 关于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名观点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有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波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权，虽然不同国家因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差异，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各有千秋，效果不同，但也正因此，令世界民主这一大势所趋有了形形色色的样本——成，可参考借鉴；败，可引以为诫。 纵观近代世界各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方式，大概可以归为如下类型。 外来力量推动型 这类国家的民主转型往往得益于强大的民主国家对其进行了民主化“外科手术”。作为当今世界上实行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国家，美国不仅甘当“世界警察”，对“国际医生”这一角色也乐此不疲。二战后美国的民主路线延伸至亚欧、中东，对诸多国家的民主化改造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以日本为例，二战后，美国单方面接管日本，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成为日本民主化“外科手术”的操刀者，他要让一个全新的日本“重新站起来”。1945年10月4日，盟军总部发出关于日本民权自由的指令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对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镇压和压制法令，释放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取消一切新闻检查，解散一切镇压机构和宪兵队。接下来的大手笔是修改宪法和扩大选举权。麦克阿瑟让助手惠特尼主持修改日本宪法，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天皇皇位世袭，但不行使权力；日本不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废除封建制度，贵族特权只限于尚在的一代。经过一系列民主化“手术”，麦克阿瑟成功地将西方民主植根到日本本土传统政治文化中，消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为其日后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在西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依样画葫芦积极地将自身的民主制度模式复制到西德，令民主之风大行其道。而韩国、墨西哥、东欧各国的民主转型背后，美国亦成为最有力的推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仍希望以德日的改造为蓝本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十年过去，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伊拉克的民主化之路道阻且长，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的种子已经在伊拉克种下。 内部矛盾触发型 此类国家往往因一件突发事件或重大的矛盾、危机而促成国家从威权转向民主，其实质是长期积郁的深层次政治、经济等矛盾，一触即发，一发则不可收拾，不成功，便成仁。 由内部矛盾的触动而引发国家转型有多种情形：如罗马尼亚因一名批评独裁者的牧师被捕激发了上万人游行，在中央广场上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引起万千齐鸣最终导致了齐氏独裁政权的倒台；2010年12月，一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令万民激惯，一股作气将政治强人本•阿里拉下了台；印度尼西亚的转型则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苏哈托32年独裁的军人政权在3天之内垮台。还有的情况是，国内矛盾的激化，民意迅速倾向于原本势弱的反对派，在有组织的反威权运动下，把国家拉上民主化的轨道，典型的代表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因社会矛盾加剧于1980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会，并于1989年取得合法地位，继而在大选中胜出，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波兰成为了东欧剧变中的领头羊。总之，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内部矛盾的触发带来的国家转型形式多样，效果也不一而足。有的一蹴而就，如罗马尼亚，印尼，埃及等。也有少数出现了倒退，如尼日利亚、苏丹等。有的则经历着一定时间的持续对抗，如利比亚，叙利亚等。但民主之势浩浩汤汤，转型往往给邻近国家带来示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20世纪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捷克、斯洛伐克等爆发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和2010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震撼和巨变可窥一二。 执政者理性转变型 享廷顿曾将“执政的精英领头主动改革而实现民主”视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优选，因为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最少，付出的代价最低，是最为可取的方式。当然这个代价低可以说是相对而言的，这种由下至下的民主化转型更多的是需要执政者有破茧重生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 曾经令中国亦步亦趋的老大哥前苏联，以及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由上层建筑破釜沉舟，锐意推行的。至今，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颇为国人称道，但在民主化之前，台湾实行的是蒋家王朝威权政治，台湾的民主化之路经历了不少腥风血雨。而强有力的推手却是由世袭的威权统治者蒋经国来扮演的。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经开始了对国民党自身的改造。蒋经国深解“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而民主宪政，是台湾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出路。在执政的最后岁月里，蒋经国加快了台湾民主化的速度。1986年4月，蒋经国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民主转型的“革新小组”，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党内竞争选举、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台湾在民主宪政的路上迈开了大步。蒋经国的继任者、并在1996年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毕生致力于宪政改革，成为90年代促成台湾民主化的关键人物，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 位处拉丁美洲的巴西与我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所在大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五国成员。巴西的民主化改造也颇有代表性。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三次民主浪潮涌入拉美，执政的军政府感受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锐不可当之势，内部了一些人开始探讨由威权体制向开放的法制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军政府推行了政治“减压”计划，启动政治开放，修订宪法、实行了多党制和联邦制、放宽自由，举行大选。巴西的民主化改造虽然并不彻底，但成绩显著，算是开了好头，将来的路子相信会越走越宽。 三次民主浪潮，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涵盖了人类可罗列的各种体制类型和影响因素，可见民主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普世价值，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足以昭显大势所趋，并有得失可鉴。所以，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不是该不该转型的问题：我们的人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已跑步前进到世界第二的名次，而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在加强，民主诉求愈发强烈。至于人民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更不成为理由，我党当年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把人民群众号召到鞍下的。因此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怎样转型的问题。 亨廷顿眼中的上选之路，我党不妨一试，即由执政党进行有序的有组织的转型。可参考借鉴台湾、巴西等经验，加强政治改革力度， 完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行政治开明之风，先坐实人大政协选举，开放言论自由，党禁报禁。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八千万党员的庞大的政党，只要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就有足够的自信去赢得民心，即使有行使多党制，执政党的地位也是难以动摇的。 《韩非子•喻老》中有一个扁鹊见蔡恒公的故事。扁鹊三次提醒蔡恒公：“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终因蔡恒公不肯就医最终病“在骨髓”连扁鹊也无奈何了。十八大强调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亦要警惕不要讳疾弃医，切勿置世界潮流于不顾，不明不白地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