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830496
11月将是世人瞩目的“政治月”，中国与美国都将产生新一届的领导人。许多人都在关注，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治领导会给国家的内外政策带来怎样的变化。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者时殷弘教授曾经分析，至少在新一代政治领导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中国特性(Chineseness)”将会保持不变。
时殷弘认为，这些“中国特性”有的源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有的则跟当代的政治实践有关。具体而言，他列举了如下几方面的特性。
改革——当代中国的首要主题是改革。在新加坡华人学者王赓武提出的“中国特性”概念构建下，中国当代政治基本框架是追求政策的稳定性，经济改革更加系统化，目的和手段有明确性。时殷弘指出，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改革类似，当代改革也具有内在区分性，经过谨慎选择，但要更为精密复杂。
维护——源于中国历史传统的“维护(maintenance)”的观念也对当代改革者影响深远。正如历史上经历数次征服与反抗的王朝更替，经历了巨大的改革转型的当代中国如何维护统一、和平、稳定的状态，仍考验着政治领导的灵活性、持久性与统治能力。对于当下而言，维持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是“维护”观念的基本要义。
“统领宇宙的生物循环”理念——传统的“中国特性”对当今执政观念仍有影响。例如，基于“统领宇宙的生物循环”理念而产生的对于政治统治盛衰循环的认识，即一定的繁荣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衰落倾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所言：“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平等——平等问题是共存于历史与当今中国的一个“中国特性”矛盾悖论。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但也有一种基于“平等地面对特定情况和问题的正当性”。这样的矛盾悖论在当今与中国政府领导的公信力息息相关，例如人民对于平等公正的追求、对“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持，与社会中等级化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有深刻的矛盾。在当代中国对外政策中，平等主义与等级秩序之间的矛盾也有所反映。一方面，中国几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然提倡和实践国际平等主义哲学的大国；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规模、核心利益与大国地位，“大国外交”(great power politics)战略也屡屡被中外学者提及。中国对实际外政策中的“大国外交”，可以在诸如朝鲜、伊朗、达尔富尔、缅甸之类热点问题的行为方式中来理解。
道德——对道德的强调显然是中国的政治特色之一，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主流传统中。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道德的强调有其国内方面的原因：不仅为了修复文革中破坏的文化传统，也是为了抵抗改革开放后自由市场经济对社会伦理秩序、精神文明的负面影响。江泽民提出的“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与胡锦涛的“八荣八耻”观都是重要的德治体现。在国际方面，伴随着中国的赫然崛起，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明示了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政治理想。
对外政策的对内功能——时殷弘认为，相比起1945年或1990年以来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这一“中国特性”十分有助于当代中国的“战略集中”，有利于中国近二三十年来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总的来说较为保守的对外政策。未来中国在获取外部政治影响和权势方面大概也会进展较慢，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急于事功。
对“中国特性”本身的信念——这是一项较为晚近的中国特性，即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且包括大多数民众）对中国特性本身（“中国国情”）以及自主维持、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坚定信念。甚至可以说，这一信念就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历史地看，这一信念源自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依靠结合国情的自主实践，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提供了中国当代爱国主义的一大源泉，恢复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的自信。
时殷弘认为，这些中国特性，无论是审慎的“维护”，抑或基于生物循环的盛衰理念，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当今政治领导行为方式、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至少在下一代政治领导中，大概仍将如此。而当代中国领导和人民最念念不忘的中国特性之一，则是作为“强大而脆弱的大国”——中国可能迎来辉煌前景，但也将面对若干重大而严峻的挑战。
（作者:于灵歌 本文转载自政见网，原标题为《中国当代政治领导的“中国特性”》，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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