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崇洋媚外”这个词，近些年在中国有些火，那些对西方文明热情拥抱的国人，很自然地被归入这个词条之下。殊不知，早在18、19世纪，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中国文明充满着近乎狂热的崇拜，而且其中不乏有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
两个世纪之前，中国的文官制度与科举考试、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等等，无一不受到思想启蒙家们的盛赞。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据说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而在霍尔巴哈、波维尔等人眼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在英国诗人拜伦笔下，中国更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幻影：“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看着欧洲思想家笔下这些炫目的词句，亲爱的同胞、尤其是那些据说是“爱国分子”的国人，是不是有些晕乎得飘飘然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无知与谵妄了。
启蒙思想家们将十八九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天堂，当然有欧洲人多激情浪漫的因素，至于像拜伦这类疯子式的天才诗人，将中国虚化为一个理想物也就更不足为奇。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启蒙思想家们是由于脑袋发热，而看不到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种种缺陷。比如同时代的卢梭就认为，中国人考虑更多的是规矩，他们的伦理更多是掩饰，而他们的人性则多为屈尊和崇上。
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观，当然是不完整的，也更是功利的——启蒙思想家笔下的中国，不过是他们按照“既定需要”主动剪裁了的文明片段。而中国文化里恰好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孔子思想中“有教无类”的不分贵贱的平等观念、中国科举制相对开放的人才选拔等等。于是，中国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挑战神权的绝好武器。有人比喻说，中国文化之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可尽管如此，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中国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而不会改头换面全盘中国化。西方人历来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潜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自然是不屑于“以华为师”的。据说当年腓特烈大帝在伏尔泰思想的蛊惑下，曾试着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只可惜这位专制而又开明的君主，被吃了个闭门羹。腓特烈大帝后来在给伏尔泰的信中，恼怒地称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多怪的野蛮人”。这其中，虽然有乾隆的夜郎自大，但也可看出欧洲人蒂固根深的东方落后论。
这样我们再来看今天海外的“中国热”——汉语、孔子、kongfu（功夫）、书法、京剧、饮食……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老外的关注。面对这股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我们无疑有必要省思：老外是真的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吗？是真正认同中国文化，还是更多出于一种猎奇心态？在我看来，答案恐怕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而且还要警惕这样一种盲目乐观心态：看着发烫的“中国热”，便天真地以为中国文化征服了全世界。正如不能因为最近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便以为中国文学站上了世界文学的巅峰一样——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无逻辑的。这当然不是否认莫言的文学成就，但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否就只有莫言才有资格获奖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事实上，莫言的作品能够进入西方主流视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以及“影视”的传播。因此，与其如官方所说的“莫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不如说是翻译（传播）的胜利，或至少说是两者的胜利。
“中国热”以及莫言获诺奖，说明中国文化正逐步走向世界。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甚至根本就无从说起。个中原因恐怕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够，而在于中国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不足——诸如京剧、书法等传统艺术形式无疑是有魅力的，然而较之传统文化符号的“繁盛”，则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乏善可陈，我们从中实在拿不出足够吸引老外的东西。
靠着几件陈年老物，显然很难获得最广泛的市场，尤其是年轻受众的青睐。何况，中国一些传统文化也因保护不力或墨守成规，而呈现衰败模样，致使吸引力大打折扣；更为尴尬的是，像书法、茶道等传统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反而做得有声有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究竟如何，不妨与最近风靡全球的韩国“神曲”《江南Style》作个比较。这支由韩国“富二代”朴载相（英文名PSY，人称鸟叔）发明的“骑马舞”，不到半个月便席卷全球，各种山寨版、恶搞版层出不穷，各色人等都在尽情地跳，据说连科比、奥巴马的儿子都是拥趸。潘基文很骄傲地宣称，“《江南Style》为世界和平带来强劲力量，有超过4亿人喜爱并欣赏鸟叔的表演”。想想近些年，我们大把地砸钱在纽约做国家形象广告、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据官媒报道说效果还不错，可鸟叔的一阵哼哈唱跳，便吸引了8亿双眼球，我们能不脸红吗？
传统文化“强”而当代文化“弱”这一不平衡状态，并不是向世界所展示的一个完整而有活力的中国。显然，未来中国能否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话语权，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接续传统的前提下，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符号。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老是仰西方人之鼻息，而有必要培养自己的文化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毕竟无论是“中国热”还是莫言获诺奖，背后都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文化自恋的心态，而盲目搞出一套标准与人类文明相隔绝，否则便怡人笑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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