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改革时代需要思想市场

袁刚：改革时代需要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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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刚 （进入专栏）  

　　
　　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改革时代是开放的时代，也应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大变革解放生产力，不仅促进经济大发展，也必然涉及生产关系，触及政治体制，涉及意识形态等。我国已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全社会各个关节都在发生明显变化。改革在政治上是利益重组，要重新摆平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制度上要除旧布新，思想上要与时俱进，以求在新的平衡点上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意味着，过去僵化陈旧的意识形态说教不但已不适用，而且会成为改革最顽固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完全不理会已急速变化的现实，不顾世界民主潮流激荡，死抱既往意识形态教条，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满口官话套话，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保持其特权。所以，改革一定会有思想领域的斗争，改革是与陈旧观念告别，是新旧利益的博弈，改革的推进总会有阻力，有论争，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思想交锋，都要为破除僵化陈旧思想意识耗费精力。
　　如改革之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破除了“凡是”观念的羁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进一步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结，从而极大的解放了思想。在思想意识上摆脱旧枷锁之后，才有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破浪扬帆，才有了二十年的经济大发展。这既让我们看到了新思想的威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教旨旧思维的顽固，使我们感觉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解放、思想论争的重要性、必要性。
　　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心人对于国家战略、宪法宪政、政府设施、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执政能力，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救时药方。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更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径。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坦言：“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思想市场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达的环境，百家争鸣，执政者不但不禁锢思想，反而着力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自己则对救时主张择善而从。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
　　变革转型时代需要思想家。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不少诸侯国或大贵族都出钱“养士”，招揽“门客”，以吸取智慧智谋救时良方。齐国更开办了稷下学宫，优容百家争鸣。饱学之士也周游列国，兜售智谋，寻找顾主。地处偏僻西鄙的秦国则不惜重金，向东方六国的思想市场大肆购买纵横策士，大量引进“客卿”以为己用，他们看中了法家思想，引入卫人商鞅主持了变法。秦始皇更是看中了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而不管他出身敌国公子，也要罗织到身边。只可惜大思想家韩非子最后被先他入秦的老同学楚人李斯所妒杀。
　　秦始皇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改革家，为建立统一强大国家，在制度上建树最多。但正是秦始皇结束了百家争鸣，不仅皇权独尊，思想上也要“定黑白于一尊”，焚书坑儒，统一思想，求学只能以吏为师，使强大秦朝不再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社会即失去活力，人民侧目而视，不敢说话，有错无人敢谏，也就丧失了纠错机会，更谈不上择善而从。紧绷的社会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因而没有半点回旋余地，结果是不旋踵而亡。
　　自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帝国，“历代都用秦政法”。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入侵，粉碎了专制皇权的好梦，中国再次出现剧烈的社会转型。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出现思想市场，民办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东西文化论争，各种主义竞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国之初就如何建立共和、宪政民主、民族国家、中央地方关系的新布局等政治问题，各派政治团体及个人都得各陈已见，有的发布政纲，有的陈说厉害。
　　众所周知，民国建立之初通过法定程序，订立了《临时约法》，初拟了民国政府架构和民主原则。但人们很少知道，当时各色人等还私拟了十余份宪法草案，就建国建政发表不同看法。孙中山构想了“五权宪法”，当时备受各方诟病，而孙中山任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外务部长留美法学博士王宠惠，也私拟了一部宪草，倡导三权分立。被视为保皇旧党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也各自私拟了一部宪法草案，就新政体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私拟宪法的还有当时学者、华侨等，甚至外国人古德诺也草拟了一份，参与建政讨论。“宪法者，立国之大本也。譬诸广厦，必其基础巩固，方能巍然卓立，虽疾风暴雨弗能破坏也。惟国亦然，必其宪法良好，国本巩固，乃足以自存，而不为政海波涛所摇动”（王宠惠宪草）。私拟宪草就是参与国家政权的“顶层设计”，当时人干这种事用不着提心吊胆，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发表！可以想见，连宪法都可以私拟，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论说呢。当时还有人提出我国地方省建制过大，应该划小，去省立郡，调整行政区划，建立郡县制，这一政改“顶层设计”，即使是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亦可用来概括当时思想市场的情形。
　　五四思想市场的取缔者是国民党。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俄为师”的国民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党国体制，在全国推行“党化教育”，认定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由宣传部门实行报刊检查制度，箝制思想。
　　中共建政更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思想上“废黜百家，独尊马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虽也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方针，但随即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放弃，结果是造成极左灾祸。在人为灾祸面前，甚至少有人敢讲真话，思想单一，几亿人只有一个领袖思想，任何异见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你很难想象当时谁还敢私拟一部宪法，就是一句不能“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话，也没有人敢公开讲。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状态，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才有所好转。历史表明，当权者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人类社会需要思想，就象需要粮食一样。任何时代都需要政治思想的引导，没有思想引导会走弯路。思想不可能为一个人或少数人垄断，但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思想家。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善于思考的精英人物，苦其心志对政治问题作理性思考，以其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创造性而成为思想家，代表着一定时期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改革时代需要思想的支撑，也就需要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格伦•蒂德说：“许多伟大的政治思想不仅可以照亮现实的存在，而且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人类生活就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所以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然而，大变革时代的当今中国，虽不乏授之以科学家、艺术家称号的人，也不乏称国务活动家的人，而敢冠以思想家并能得到公众承认的，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在于思想仍被严密禁锢，缺乏一个健全的思想市场，仍然奉行“定于一尊”，现行体制还很难容忍新时代的老子、孔子、孟子出现。这样的局面绝非好事，若不尽快加以改观，长期迟疑下去，将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提供思想智慧，应该是自由人，不一定在体制内，不一定在官场上混，屈从依附于权力，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求全国人民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等于取消思想市场，因为没有异见，就没有思想市场。知识分子应保持其人格尊严，敢于发声，不依附于体制，可在民间智库或大学做学问，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以其深刻思想见解著书立说服务于社会，做“顶层设计”工作，从而成为时代的灯塔、路标，当政者应尊重他们。思想家左、中、右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对任何思想流派都无须打压，任其争辩，兼容并蓄，择善以从。以权力来裁量真理才是最愚蠢的举动。
　　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三十多年，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不妨放开言路，让各路英豪各抒己见，做一些“顶层设计”，让社会各界争辩一番。真理越辩越明，改革时代需要思想论争，以分辨是非，探究前进方向。对于民间思想学术界的争论，当政者可以不介入，更不必害怕并压制，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放松对思想界的管制，让思想市场有货可售，百家争鸣，大胆探索，兼收并蓄。言路畅通，思想家辈出，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特征。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2012.10.24）
　　
　　（刊于《人民论坛》383期，此为未删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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