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 厉有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理论指导、路线图和顶层设计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理论指导、路线图和顶层设计

——与房宁先生商榷

厉有为

我认真读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先生写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文章。此文出自中国社科院专门研究政治学的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之口使我感到意外。

这篇文章可以大略概括为作者主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不要；二性；一必须。

三不要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要“理论指导”，不要“路线图”，不要“顶层设计”。

谁要是主张“三要”的，那就是“属于似是而非的外行话”，那就是“一管之见”、“片面深刻”。

房文一开头便说：“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理论指导，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求‘突破’。这些议论和看法本意和初衷是好的，但坦率的说，它们大多属于似是而非的外行话”。又说：“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顶层设计’。”

首先，说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理论指导”，这话出自一位搞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领导者之口是令人咋舌的。是政治学没有理论吗？当然不是！若不然为什么中国社科院要设政治学研究所专门研究呢？既然政治学应该有理论、有规律，那么房宁先生为什么否定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理论指导”呢？令人难解。

我们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获得成功的，政治革命需要理论指导。政治改革也需要理论指导。我们现在要把马克思的理论进一步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离不开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社会才能发展进步，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找出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某些方面去改革，使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如果离开了理论指导，你往河里摸石头就不知道往哪条河去摸。

因此，说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理论指导”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且是有害的。

其次，房文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路线图”。这可是个大是大非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走民主路线，还是走专制路线；是走西方民主政治路线，还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东方民主政治路线？这问题必须首先弄明白，搞清楚。按照“顶层设计”的“路线图”方向前进，因此没有“路线图”是万万不行的。

再次，房文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顶层设计”，这种主张说轻了是有害的，说重了是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愿作为，再说重点是为上层参谋研究机关做不出“顶层设计”开脱的嫌疑。所谓 “顶层设计”就是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在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某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总体方案设计，指导全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步无论如何是跨不过去的，这也是先摸石头后过河的重要一步。没有全国的“顶层设计”的实施，只停留在四处摸石头，全国的河是过不去的。作者也承认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的大问题，越是这么重大问题越需要有“顶层设计”，越要有研究、有准备、有设计、有秩序、有步骤、有目标的向前推进。

作者全文中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社会各阶层、各集团权力与利益的调整，这是核心，可想难度和阻力之大。如果没有全国的“顶层设计”，不加强党的领导，政府不强力推进，这个河过得了吗？例如：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大家都认识到了，足足吵了八九个年头，如果没有全国的“顶层设计”，请问全国各地怎么过这个分配不公的河呢？

作者的二性是：作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研究对象的单一性，一过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是缺乏研究对象的”。

作者在此，把自己从事的职业和所做的对“政治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完全否定了。

首先，政治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绝对不是“单一性”，而是全局性、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涉及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怎么能定义成“单一性”呢？退一步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一方面的问题，也绝非“单一性”。还拿分配不公为例：要解决分配不公，它涉及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它涉及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它涉及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关系，它涉及国有经济和民有经济的关系，它涉及金领、白领和蓝领的收入分配差距关系，它涉及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关系，它涉及正常收入和灰色收入，它涉及政府官员的廉洁与腐败，它甚至涉及国防的巩固。总之，它涉及各方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就这一个方面的改革而言，研究对象就绝非“单一性”。

其次，关于“一过性”问题，认为政治问题具有“一过性”不但是不妥的，而且是有害的。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少则也有几千年的历史，这几千年古今中外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治理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又有多少往返重复的经验教训供我们吸取，这里我们不妨试举一例：1945年7月作为国民党参政会参议员的黄炎培先生为国共和谈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回重庆后整理成《延安归来》一书，其中记下了他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面对黄的问题，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解，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对专制制度下的国家兴亡，是说对了。毛泽东对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兴衰，也说对了。我们要通过实践，实现毛泽东的主张。历史、政治、变革是有规律可寻的，绝非什么“一过性”。

作者的一“必须”，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时，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形象比喻。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前无古人，无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马克思的教科书中也很难找到。怎么办？办特区，先试验，试验成功后再全面推广，当时就是这样“模着石头过河”走过来的。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在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今天，好多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某些方面已经显露出来。在解决这些上层建筑的问题时，当然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搞试点，进行试验，但与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情况已大不相同。社会领域的问题，古往今来可供研究比较和借鉴的事例实在太丰富了。我们完全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不该把“理论指导”、“路线图”、“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上两个方面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是缺一不可的。

作者承认“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大众甚至可说是涉及每个人，大家自然可以七嘴八舌”。这话没错。这就要有让人“七嘴八舌”说话的氛围，在这“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才能反应出广大民众的诉求，反映出各种利益的关系，因此是必要的，绝不能禁止言论，限制言论，堵塞言论。作者一方面说“自然可以七嘴八舌”，另一方面又用帽子压人，说这些“七嘴八舌”是什么“似是而非”，是“外行话”，是“一管之见”，是“片面的深刻”，是“想当然”，是“不懂装懂”是“指手划脚”等等。用这些帽子压人，这有利于“七嘴八舌”吗？这明显是在堵塞“七嘴八舌”！尤甚者，作者竟然把戈尔巴乔夫这位大人物搬出来吓人，实在不太好！

写完此文后，有人问我还有什么想法？说实话，有点失望。

2012年11月5日

（本文作者：厉有为，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厉有为是中国著名的改革派人士，不断撰文力倡政经改革，曾被极左势力无情地绞杀，叫嚣要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政一切职务。但厉有为不为所动，九死未悔地推动深圳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孺子牛”。退休后，仍不辞劳苦为中国的劳动大众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追求社会公正、自由、平等。中共18大召开前，他于2012年10月22日在香港《经济导报》推出《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本文经作者授权，在本博首发。）

附：房宁发表于《环球时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成功的政治改革，多是逐步探索。

十八大临近，政治体制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件好事。近来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声音，如：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迟缓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等，这些意见是值得做一番探讨与辨析的。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学术界、舆论界一直以来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理论指导，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求“突破”。这些议论和看法本意和初衷是好的，但坦率地说，它们大多属于似是而非的外行话。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大众甚至可说是涉及每个人，大家自然可以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但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又是件大事、难事，绝非如一些人“一语道破”的那般轻松简单。

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的。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相反许多失败的改革倒是理论准备充足，事先言之凿凿，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结果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甚至也对不起自己，被尴尬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政治改革难有理论先行

为什么政治改革难有理论指导，鲜有顶层设计呢？这与社会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复杂性有关。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物理学很难，但比物理学研究更难是政治学。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认识与研究的难有三处：

其一，政治问题的综合性和关联性强。世界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原有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到政治领域中来的。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相形之下，那些“一管之见”、“片面的深刻”之类具有部分真理与价值的认知，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其二，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科学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特征，而这正是社会的政治现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认识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会重复出现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再现。研究对象的单一性、一过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是缺乏研究对象的，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要大打折扣，难度增加了许多。

其三，政治决策责任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命运，决策者责任重大。政治发展是条“单行道”，开弓没有回头箭，重大政治决策一旦做出，往往会决定一、两代人的生活。政治决策一旦出现失误，往往没有挽回的机会。看看俄罗斯吧，当年那个有着迷人微笑、聪明又开明的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带上了绝路，俄罗斯人民花了20年重新选择了一个不苟言笑的严厉的普京。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但整整一代人付出了代价。

“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实践第一

中国在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进行了大量探索，获取了丰富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其中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条经验与做法。

一是“问题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既然无先例可循，又难于做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从解决实际问题中选择突破口，实为明智之举。从问题出发，避免了“想当然”。解决了现实问题，则证明做法的正确和取得了初步成功。靠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而积小胜为大胜，可以减少因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判断失误带来的风险。

二是“经过试点”。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大量试点，几乎所有的改革尝试和举措都经过了实验。这是十分正确的做法。试点是用实践检验政策和理论，试点可以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历史经验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最忌“一揽子”方案，一旦失误满盘皆输，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只要经过试点就不会有大错，即使是改革失败了，那恰恰意味着避免了更大的错误。试点，具有分散风险的意味。

三是“统筹兼顾”。政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体制改革忌讳“单打一”，政治改革局部的成功未必具有多大的价值。实践表明，有些改革在某一方面带来的效益，但却在其他领域引发新问题，正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重在评估其整体的效应，即使一时一地取得了成功，也不能因此而坚信不疑，还要评估其连带的效应，看其在更长时间和更大范围内的效果如何。

“摸着石头过河”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得来的宝贵经验。那种“图虚名，招实祸”的事情不能再做了。“摸着石头过河”看似“不解气”，看似没有“顶层设计”高明，也没有“理论突破”来的痛快。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比“高明”，不是图痛快的事。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来不得半点闪失，容不得半点浮躁，更不能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关心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是件好事，但要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要有专业知识，要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还需有宽阔的国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