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杨小凯的照片，只觉得邻家大叔般的亲切，而绝对不会将他和经济学家这样的词条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是一位配得上“伟大”和“独一无二”这样字眼的人。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1948年出生于中国吉林省敦化。
1978年2月，在湖南长沙，一道铁门轰然打开，坐了十年监狱的杨曦光走了出来。他是在1968年2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被捕入狱。当年，21岁的他因为写了洋洋万言的《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极左的“文革”领导人康生三次点名，判刑十年。
在狱中，他一呆就是10年。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温暖的光。”
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杨曦光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创作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足以表现了他身处逆境而越挫越奋的人格。笔记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与此同时，他勤学好问，自学了数学、英语、材料学等，出狱时的杨曦光已经达到了相当于大学毕业水平！
出狱之后，经他四处上访奔波，最终，胡耀邦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杨曦光的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因此，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一案宣告无罪。”直到此时，他才终于恢复了“政治的清白”。
杨曦光出狱后，因他的反革命“名声”，没有一个单位敢雇佣这位著名反动文章《中国往何处去？》的作者。其间，杨曦光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华，但终因为“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
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利用这一年时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成就他卓越的那段时光。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由此补全了他知识的断缝之处。
1980年，他用乳名“杨小凯”再考社科院研究生。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这段时光奠定了他成为当代中国最具人文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的牢固基础，并由此一跃成长为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奇才。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受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赏识，被破格聘至武汉大学任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设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虽然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邹至庄访问武大期间，惊异于杨小凯的才华，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终于结束。学成后，他没有选择回国——从此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伤心地”。他人生最为美好的时光——而立之年之前三分之一的时间竟是在牢狱里度过的。也许，正是那段厄运成就了他日后的不凡人生。“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正像这些先贤那样，杨小凯因遭磨难而“发愤”研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常人所不敢想”，从而超越常人。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杨小凯先为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后为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有论文不断见诸于 “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短短二十年的学术生涯，杨小凯成为第一个成功挑战国际主流经济学的华人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个创立了国际性学派的华人经济学家。“在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导的经济学界，一个在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华人取得了这样经天纬地的成就，应该归于他的天赋。”一位同行如是说。
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为亚当匪姑芪淼墓诺渚醚Ч赜诶投止な蔷梅⒄购驮龀さ脑φ庖晃按蠖醇峁┝宋⒐刍坪褪Э蚣堋Ａ硪桓鑫按蟪删褪浅晒Φ卮戳⒘艘桓鎏粽叫鹿诺渚醚У恼感卵伞靶滦斯诺渚醚А保殖啤俺呒示醚А薄?/div>
杨小凯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辞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其中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大洋彼岸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有人说，杨小凯思想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其有着强烈的爱国意识。可以说，他的理论创立的背景正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或者说，他的理论建立在当代中国这一深厚的土壤之中。杨小凯著作等身，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跟踪经济学前沿的最新成就；杨小凯思想深邃，是因为他对中国经济有着透彻观察和深刻体验，他的《经济学原理》处处折射着活生生的中国案例。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追求真理和学术理想，历经劫难而磐石不移。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啡怂顾裕骸昂廖抟晌剩钚】彩茄芯科渥婀泄缁嶙臀侍庾钌羁潭尬返姆治黾抑弧！币晃恢檎呷缡撬担暗笔保叶孕】母芯跏牵鲂脑独胫泄危毙难芯垦省５罄次曳⑾郑畛醯母芯跏谴淼摹＞」茉独胱婀】匀皇止匦摹泄蚝未θァ！薄残恚庹侵钡浇裉欤硕孕】钅畈煌囊桓鲋匾颉?/div>
杨小凯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称为“盖世杰作”。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杨小凯给所有人的印象，永远都是那么谦虚、和蔼、亲切，以致他的学生们都亲切地叫他“小凯”。据一年轻学者回忆：
笔者也曾跟欧美许多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有过联系，但是像小凯这样，作为一代宗师仍虚怀若谷，实在难能可贵。小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教育家。我在人民大学读本科时，按照他演讲时给大家公开的电子信箱给他发了一篇冗长的文章。不久他给我回信，指出了我文章中模型的问题，并将修改意见有关的几篇英文论文发给了我。那是我第一次得到“著名经济学家”的回应，对于一个徘徊在经济学殿堂外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鼓励！小凯的电子信箱是公开的，他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信件。对于这些信件，他一般都亲自回复，实在病得不行了，他才让学生代为回复，并且从不透露自己恶劣的身体状况。他还多次通过BBS、聊天室等交流方式，详尽解答青年学子们的种种困惑。我相信，像我一样荣幸地得到小凯指导的学生还有很多。他的言传身教，他的一言一语，他的音容笑貌，都是对莘莘学子的刻骨铭心的教育。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有人说，他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人权斗士，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良心”——也许这一称呼并不为过，早年他遭受冤屈而能释怀，后来漂泊海外，与国内没有一点利益瓜葛的情况下仍时刻遥望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举一动，并建言献策，甚至不惜为之笔战群儒。
面对转型时期的种种社会疾瘤，国内许多学界“大腕”们或者粉墨登场，高唱赞歌；或者干脆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堆，眼不见心不烦。这正应了一位学着的话，中国的文人不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是“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紧盯钱袋子的专家学者只顾自己的既得利益，恰恰是那些身无分文的穷知识分子还在心忧天下。
此时的小凯，大声疾呼经济学家要讲“良心”。他在一篇回应批评的文章里痛心疾首地指出：“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冠以新名词搞得云遮雾罩，晦涩难懂。”
少年时尚且敢问《中国往何处去？》，十年炼狱，远涉重洋使得杨小凯的骨头更硬。当大多数学者津津乐道于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时，杨小凯却兜头泼来“后发劣势”这盆冷水。他尖锐指出，中国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不利。这一观点还有待人们进一步论证。然而，不管此论正确与否，“凡听着，皆感振聋发聩。”
作为知识分子，杨小凯始终忧国忧民。十几年前，杨小凯回家探亲时，看到湖南的农民还在使用最原始的人工插秧方式，痛感中国农业技术的落后。他大声疾呼，要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就必须集中使用土地。因此，杨小凯很早就提出要允许土地自由流转。这本来是维护农民利益的诤言，也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却被人屡屡误解。
杨小凯还提出了很多强国富民的政策建议，例如给予国有企业经理剩余索取权，取消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以成立企业的自动注册制取代批准制等。可喜的是，这些建议如今已经部分地被国家所采纳；可惜的是，杨小凯却没有机会看到今天祖国的更多进步。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杨小凯后笃信基督，每日祷告。”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杨小凯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在天国祝福中国。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傲慢，对斯人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此人知道哪些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具备预感天分，知道什么叫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杨小凯在《如果中国允许自由移民》一文中，引述孟子的话说，“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本文以此话作为结尾，并以此记念小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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