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老路？邪路？还有什么路？

作者：信力建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讲到“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此，我们只有在搞清这世上究竟有多少路后，才谈得上走不走与走不走得通的问题。

不用说，所谓“老路”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老大哥”带我们走过的一段路。这是怎样一条路呢？1982年11月10日，勃涅日列夫病逝，终年76岁。其时，正值信息科技革命兴起，知识经济时代开始到来，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潮流的撞击下，世界更加开放、依存性不断加深。发达国家高科技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苏联却置身这一潮流之外。僵化的斯大林模式弊端更加突显，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止步不前。“求稳”政治形成了政治生活的僵化。官僚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出现“老人政治”局面。1980年，14名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0.1岁。老人政治使苏联社会暮气沉沉，缺乏应有活力。7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进入80年代，经济继续滑坡，1982年，工业总产值仅增2.8%，低于70年代后期的增长水平。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1982年为1%，低于1976-1980年的1.9%，农业人均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也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19次代表会议到苏共28大的两年间，伴随政治体制“根本改革”热火朝天地进行，经济改革实际已陷于停滞。198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降为2.4％，1990年比上年又降4％而出现负增长，开创了苏联战后经济严重滑坡的先例。消费品市场的供应由长期失衡发展到全面短缺，财政赤字，货币币发行失控。1989年通货膨胀率比上年增加56%，1990年又比上年增加70%，外债达700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广大群众怨声载道。1991年12月7-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就苏联的前途问题在明斯克秘密会晤，并签署了《明斯克协定》。协定宣布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并称“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12月25日，苏联第8任、也是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把核武器控制权亲手交给了叶利钦。同时，苏联的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升起了白、红、蓝三色俄罗斯国旗。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划上了句号。随之而来的是东欧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社会主义老路除了朝鲜、古巴这样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大行其封建世袭制的碎片国家还在乐此不倦外，其他国家都已改弦更张，另求出路了。那么，还有其他什么路好走呢？

第一条当然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建国不到三百年的国家，从“五月花”上的契约，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再到黑人总统奥巴马的胜选，每一步都在实现自己——也是世界——的梦想。建国200多年以来，美国曾经历过南北战争（1861－1865年）和大萧条（1930年代）两次严酷考验，仍坚守自由民主制政治制度，成为宪法民主和公民自由的代表性国家。美国庞大的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影响力贯穿了整个20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其他同盟国一同获得胜利，并经历数十年的冷战后，终于拖垮苏联，成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今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政治实力、科技创新、军事技术力量等众多领域的庞大影响力都是无他国能比拟的。纵观美国经济史，是一个从成功的殖民地经济于20世纪过渡到世界最大的工业国的历程。这个国家最让人振奋的当然是它的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系，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四万美元，居世界前列，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经济体系兼有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特征。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然而，各级政府开支的总和却占GDP的36%（注：此话意思是：美国政府虽然在国内经济中角色较为次要，但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还是高达3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其他在科技与教育方面也成就显赫，执世界发展至牛耳。

跟美国通过保障个人自由来达到经济繁荣不一样的是，北欧许多国家更注重的是社会福利和公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是也。这条道路主张在民主体制里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大多数民主社会主义份子支持多样型经济发展，并要求国家提供良好的福利保障以及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士或团体一般都要比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政治立场上更为左倾。民主主义不仅认为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平等和公正同样具有人类的最高价值，没有平等和公正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自由主义是以自由为名，否定平等和公正，本质是在宣扬弱肉强食的反人道观念。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民主主义的发展，是把平等和公正放在与自由同等价值位置上的。它认为，人不只是抽象的，还是处于一定具体社会境地的人。处于一定具体社会境地的人本来就处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让本来就处于并不平等的地位的人进行自由竞争，这种竞争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它要求社会先要给予社会中每一个人以尽可能平等的地位和机会，然后再展开社会竞争。

我们不妨就其典型瑞典来看看民主社会主义的特色：瑞典在全球民主指数中排名第一，它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瑞典模式”。其要点在于：宪政民主＋资本主义私有制＋全民的福利政策。他们通过国家的税收杠杆，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同时，政府提供各种福利与社会保障，创建“福利国家”的“人间天堂”。 目前瑞典商业的85%、制造业的94%是属于私人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利润为政府提供了滚滚而来的财源。可以将瑞典的经济模式概括出一个公式：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这一公式意味着，生产由你，分配由我。如果执行马克思的教导，消灭私有制，后果会如何？各国公有化的经验告诉我们：普遍的贫穷！包括西方有些国家，也曾实施过扩大国家所有与经营范围，结果效率低下，经营亏损，只会给政府背上财政包袱。如果要使社会陷于普遍贫穷，那么只要实行公有制即可；如果要使社会达到普遍富裕，那么应当保护私有制。保护私有制，就是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财产，就是保障人权。保护资产者就是保护核心生产力。瑞典拥有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庞大社会保障体系。以前，还有说法认为瑞典高税收、高福利的做法将难以为继。但1990年代末以来，瑞典经济各项指标明显好转，失业率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率已连续几年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高福利和经济增长并非势不两立。” 2005年瑞典的198个社会精英的人均年收入为388.9万克朗（约53.7万美元），是同年工人收入之14.9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11.1，1980年为4.9倍。2005年瑞典企业界的50位代表人物的人均年收入为1064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0.7倍。瑞典十大国有企业老板，人均年收入438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16.7倍。22位议会、政府高官2005年平均收入93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3.6倍。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政府高官、地方民选官员和大学教授和其它公共部门官员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加上其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效益，瑞典社会虽然差距有所扩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差距较小的国家。

如果说苏联走的是左派独裁道路的话，那曾经让世界瞩目的亚洲四小龙走的就是右派独裁之路——这也不失为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从20年前开始，当亚洲四小龙在全球崭露头角，以超高的成长率自开发中国家立刻蜕变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以台湾为首的这四条小龙，香港根本由英国的殖民政府统治，台湾与南韩尚处于高度威权统治的状态，而新加坡则看似具备了一切民主国家的特征，但其人民行动党自立国以来即稳稳地掌控政权，反对党只是聊备一格，与另外三条小龙亦属异曲同工；因而求取四者的最大公约数，似乎威权而非民主乃是这四个经济奇迹创造者共同的特色，甚至被归纳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从道理上讲，人民即使获得相当程度的选择自由，也并不保证他们会竭尽所能去提升生产力。因为每一个辛苦的耕耘，都必着眼于甜美的收获，如果耕耘的果实尽入他人掌握，又有谁要徒费辛劳？于是法治就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件。法治有多重任务，但与经济发展最关紧要的，就是财产权的维护。所谓财产权，即指每个人对其辛勤所得之果实的充分支配权利；他可以自己尽情享用、可以长期保留，更可以自由与他人交换有价值的财产。因此，最有效能的政府最宜于管好自己的手脚，千万不要逾越分寸，尽可能只做不得不做的事，如国防、治安、基础设施，而尽力为人民保留最大的选择自由与财产权。退而求其次，才是能以最好的人才，尽心为人民做最多、最好的事情，而能保持官箴清明、纪律森严的政府。就后者而言，两蒋时代的台湾，略可企及。但全球最佳的例证，则非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莫属。不过新加坡虽然被公认其政府施政最有效能，而且正如前述，其政治体制表面上具备了民主政治的一切重要特征，但在台湾从李前“总统”以降，每提到新加坡，即对其不民主的政治体制嗤之以鼻。这里面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奥妙之处──当一个大权独揽的政府太有效能又太过于大有为，这个国家反而实质上成了一个极不民主的威权统治国家。新加坡为其极致，两蒋时代的台湾则是个半吊子的典型。然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国家，其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毕竟，经济上的自由必将导致人们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台湾的民主进程和嬗变，就预示了这种趋势。

事实上，无论老路也罢，新路也罢；邪路也罢，正路也罢……走什么样的路都需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就中国现实而言，我们应当看到：构成今天中国社会的两大基石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石将最终决定中国社会的走向——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学家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中说：“如果没有企业家（包括股票持有者）对利润、地主对地租、资本家对利息和劳动者对工资的追求，那么整个市场机制就不可能成功地运转。”他的结论是：“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在今天，大多数西方学者仍然坚持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近代欧州经济学家伊萨克森、汉米尔顿和吉尔法松在合著的《理解市场经济》一书中更是说的明白：“没有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家，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主久没有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就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制度。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城镇，集体经济基本消失，中小型国有企业以明唽产权为核心的改制也接近尾声，大型国企的改制也是早晚的事儿。产权的独立意味着独立交换主体和独立市场的必然，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

鲁迅说得好：这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