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 | 刘柠: 钓鱼岛“国有化”的远因和近因

如此结果，当然不是中日两国的愿望，其巨大代价，更是中日关系难以承受之重。那么，日本何以会在四十周年的节骨眼上，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铤而走险，点燃钓鱼岛“国有化”的导火索呢？在笔者看来，日本之所以走这一着险棋，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远因、近因综合“发酵”的结果。其中，既有日本“内急”的因素，也有作为“外因”的中方的刺激，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先谈远因。日本作为岛国，对海洋有先天的依赖。一方面，大海是一道天然屏障，使岛国得以偏安于东海之一隅，远离大陆的兵燹战祸。“神风”的传说，既是民族记忆，也是文化基因；另一方面，近代开国以来，海洋又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资源的保障：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均有赖于海上交通航道。因此，明治维新以降，日本所有对外的强烈主张，包括历次对外战争，无一不是在捍卫“通商国家”权益的名义下展开的。可以说，日本的海权意识是与生俱来的，而不单纯是近代启蒙的结果。

同样，出于这种基因，日本对大陆邻国海权意识的觉醒极为警惕。甲午一战，日虽然大获全胜，信心大增，却也强化了维护海上霸主地位的心理负担，看待外部世界的心胸变得更狭窄。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一向极其重视台湾。在它看来，台海只要维持目前现状（即大陆对台湾不具有“实效控制”），中国便无法真正成为海洋国家，而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一个缺乏出洋口的大陆国家便不足以对日本构成威慑。因此，长期以来，日本并没有那么焦虑，或者说心里其实比较踏实。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海权意识却在猛醒。这不仅仅是源于近代以来备受列强凌辱的“伤不起”的近代史，过去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也使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并深受其益，从一个前工业化国家，迅速转型为“世界工厂”，对能源、资源及国际市场的依赖已成为不可逆的现实需要，且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视界越过大陆的边界，直抵海洋是必然的。远的不谈，八十年代末以降，受《河殇》洗脑的两代人已负笈重洋，学成归来，成为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或权力精英，所谓摒弃“黄土地文明”、拥抱“蓝色文明”的说教，已不仅是主观诉求，借用日文的表达，更成了某种诉诸“皮肤感觉”的东西，直接而生猛。诸如突破第一岛链，确保通向太平洋的出洋口，从而在21世纪成为“海洋强国”的思维，早已突破精英话语的框架，成为政、军、财三界的共识。

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高度增长，对国际市场和进口能源的依赖加剧，对受制于内陆资源不足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担忧日益强烈，鉴于因人均耕地有限而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4），因“世界工厂”的能耗剧增而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九十年代中期成为纯石油进口国，不到二十年间进口依存度达到2010年的55.6%，已接近60%～65%的警戒线），及因环境破坏和对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发而面临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人均淡水资源量为世界平均值的1/4，北京等大城市则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13）的三重危机的大背景，中国近年来确立了“向海洋要粮食，向海洋要能源，向海洋要资源”的战略方针，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明显提速。以海上石油开发为例，七十年代末，才开始与相关海外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储量，1982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并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正式致力于油气开发，增长却相当快：1990年生产量达100万吨，1996年达1000万吨，2010年超过5000万吨，实现了“海上大庆”（即海上石油产量与大庆油田相当）的战略目标。至2010年，石油增产量的八成，是靠海上石油实现的。其中，虽然钓鱼岛所处的东海海域的开发量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却引发了日本极大的担忧和警惕。

回过头来看，应该承认，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在海洋开发战略上的高调推进，确实刺激了日本。但日方在不同的时期，却呈现出不同的反应。譬如，1992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对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和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对此，日本仅以书面照会的形式表示“抗议”，却并未作出过激的反应。与此同时，反而率先解冻了对华贷款，海部俊树首相访华，开1989年后西方政府首脑访华之先河，力促中国“复归”国际社会。应该说，在彼时中日两国当政者的心中，尚存在并珍视对钓鱼岛的“搁置”共识。甚至在中日关系空前恶化的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虽然围绕靖国参拜问题和历史问题，两国严重对立，双方媒体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口水战，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共识却并未被颠覆。

急转直下是在2010年。那一年，中国继北京奥运之后，成功举办上海世博，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扮演了“救市主”的角色，中日两国经济大国地位也历史性地易手——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老二”。9月，一只中国渔船在钓鱼岛周边水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海保）巡逻艇发生冲撞，船长詹其雄遭逮捕，并被日本那霸地方法院以“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起诉，遂引发中方强烈反弹，迅速升级为外交事件。中国外交部要求日方无条件放人，并道歉、赔偿；日方则坚持以所谓“国内法”严肃处置的立场，誓将詹姓船长付诸司法程序，送检、审判。后在中方强大的外交压力下，由执政民主党大佬小泽一郎出面，说服首相菅直人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又由中央政府出头，对冲绳县地方政府和那霸地方法院施压。17天后，詹其雄获释，乘中国政府的包机回国。

一时间，日本列岛被一片悲情的海洋淹没：双方船只在经过短时间的追逃、对峙后，中国渔船掉头猛撞“海保”巡逻艇的视频画面被反复播放；赴任未久的首任“民间大使”丹羽宇一郎，在北京被中国副外长、外长连续五次深夜紧急召见、表达抗议等细节被放大；作为“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一向引为标榜的“司法独立”在外压之下呈露破绽，行政干预司法的“耻部”在中方的眼皮底下毕露无遗；不仅如此，詹船长前脚获释回国，对日稀土禁运等报复性措施接踵而至……羞愤难当的日本，造了一个新词来泄愤——“暴力中国”。

对日本来说，撞船事件是一个拐点。至此，曾长期为中国所奉行的“韬光养晦”的低姿态外交政策成为过去时，代之以“有所作为”的强硬姿态——中日关系从此进入“后2010”时代。日本最著名的意见领袖之一、《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在2010年10月6日的报纸上，以《致中国友人的一封信》的形式如此写道：“不承想，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那个秋天祝捷的礼炮，竟然是对日禁运……”作为一路见证了邻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历程的左翼知识人，他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报复性措施与“韬光养晦”政策的“扬弃”联系在一起，并不无遗憾地指出：“……无论通货、贸易、海洋，对于曾给中国带来巨大实惠的对外开放的国际合作体制，中国为什么不（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呵护、培育它而付诸更大的努力呢？”在文章的最后，他断言道：“如果中国的这种做派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抱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那就是——除了与其长期斗争外，别无选择。”

事实上，船桥的文章，成了两国关系“后2010”时代的宣言书。紧接着，2010年底，日内阁会议通过了《新防卫大纲》。作为民主党政权下出台的第一部“大纲”，与2004年出台的前一个版本相比，大大强化了西南诸岛的防御力量（包括增派驻军、增设潜水艇、提高日美联合军演频度等），并提出了旨在周边事态恶化的状况下，可与同盟国（即美国）密切配合，以灵活应对非常事态的“动态防卫力”（Dynamic Defense）的全新概念，其针对性十分露骨。

今年1月17日，《人民日报》首次将钓鱼岛列为“核心国家利益”区域，着实让日本大吃一惊。在日本政治精英看来，中方所谓的“核心国家利益”，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定位，此前只用于台湾、西藏和新疆。把钓鱼岛“核心国家利益”化，表明了中方在该问题上不妥协的强硬立场，给日本以沉重一击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右翼鹰派保守势力提供了一个在该问题上趁机制造事端的借口。

再谈近因。先说结论：即使上述远因统统成立，且无一不充分发挥作用，钓鱼岛问题也断无非得在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的节骨眼上“发酵”的道理（包括两年前的撞船事件，可以说都蕴含着其他的可能性，可却偏偏导致了最坏的结局）。之所以导致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除了两国关系中官方主导的“顶层结构”过于肥大，而民间交流的“低层结构”严重不足、基础脆弱的先天不足之外，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民主党政权的执政经验不足，对此前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外交传统、思路和资源未及充分消化、吸收，而急于贯彻自己的外交路线和主张，结果不免捉襟见肘。

著名学者大前研一在比较民主、自民两党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应对时注意到，自民党的操作体现出一定的政策灵活性。说白了，就是面向国内舆论和中方的“两张皮”：对内，虽然它也从未明确承认过主权争端，但面向中方时，却比较照顾对方的立场和“面子”，大体恪守了“默认”的底线。而民主党则尚未学会这种狡狯的“政治智慧”，给人以比较“嫩”的印象。

其次是民主党政权鉴于过去自民党时期官僚集团过于强势，力主以“政治主导”取代“官僚主导”，即由选举上台的政治家（阁僚）说了算，而在身份上属于公务员的官僚靠边站。在外交口，则表现为外相直接指挥“民间大使”，被称为“中国帮”（China School）的、长期从事对华外交的职业外交官集团受到整肃，被边缘化，以至于外交官阶层的能力和智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也被认为是民主党政权对华外交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是一贯反对任何旨在使日方的“实效控制”合理化、合法化的法律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都有化”，还是“国有化”，结果都一样——统统是“非法、无效”的。可虽说如此，在持续半年之久的事态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可检讨的空间。譬如，既然中方对日方单方面所实施的任何打破钓鱼岛“搁置”现状的法律操作，都采取“零容忍”立场的话，为何不在石原操作“都有化”的阶段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以强烈的信号敦促日方“悬崖勒马”呢？如此，是不是可以避免后来从中止“都有化”，到实施“国有化”，直到以极端暴力、反文明的反日运动收场的连锁反应呢？

最后一点，必须承认，石原对中方的发难，其对时机的把握堪称精准。他料到中国政府在处理重庆事件及应对十八大的情况下，难以对其挑衅采取极端的反制措施，遂试水“都有化”。对石原父子来说，无论“都有化”本身成功与否，他们都不会是失败者。野田其人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以“国有化”取代“都有化”，既可牵制石原挑衅中方的“暴走”，又不失为对中方的“恻隐之心”，同时一举实现日本几代领导人苦心孤诣、念兹在兹的战略梦想，自己俨然可跻身战后最伟大的首相之列……然而，这幅看上去很美的构图，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中方的承认，至少是默许。否则，一切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