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开口就主张一步到位地推动全面改革，按照西方现代版本的民主教科书来说，他们的主张并不算错，但也不算高明。因为这些通用的民主教材所主张的几项几点，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可以倒背出来，就算有些人能更详细更全面地说出这些教材的内容，也不足以产生自豪感和优越感。因为仅仅知道这些经典民主教材介绍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还需要在综合考虑西方民主教材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民主理论进行反思和创新。有些人因为经典的民主教科书所介绍的很多东西在中国没法落实，就只是责怪中国的国情变态和古怪，却丝毫不去怀疑民主理论是否完善，却丝毫不去质疑自己理论功底的不足。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这和“穿不上鞋子责怪脚”的人毫无分别。
对一些具有民主知识基础和民主思维的人来说，摆脱对西方民主教科书的教条式崇拜，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反思更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和民主绝缘的，尽管不同的国家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有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既然有各式各样的困难，相应的就有各式各样的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些办法虽然很难从西方的民主教科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但未必就没有答案。过早地给中国下一个“变态”、“古怪”的定论是不科学的，说“中国自绝于民主理论”也是过于武断的。
只要不过度迷信西方的经典民主教材，只要去深入认识中国国情，只要去积极地进行民主理论和民主模式的创新探究，中国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在错开进行而不是一下子全面铺开的改革中向民主迈进，中国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在渐进推进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改革中向民主迈进。
1.除了全面铺开的改革之外还有错开进行的改革
当前的一些政改文本在谈论党禁、报禁和言论、集会、结社禁令时，往往直接引用西方民主教科书的内容和标准，主张什么一次性全部放开。像这样一次性放开之后，这个传统上的管控型国家会不会一下子陷入混乱和动荡实在难料。到时候是历史问题、民族问题、边疆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等一下子都摆脱以往的限制，全部被释放出来。这样一下子释放出来之后，人们的思想混乱和行为混乱以及国家的混乱动荡都是可想而知的事情。由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向分裂容易统一难，动荡容易稳定难，一旦混乱和动荡持续几年或几十年，到那时一般民众就会认为最重要的是恢复统一和秩序，至于民主反而不是优先选项，可以放到以后再续，于是重新统一，重新在民主上倒退。以往的中国曾经上演过类似的场景，民国时期的动荡混乱相信很多人都还不陌生，只是对此反思得还远远不够。
在这些改革事项上，是不是一定要向西方民主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全面铺开呢？还是说有很多种路径和可能性呢？很显然只要我们摆脱对西方民主教科书的教条式崇拜，就更有可能找到更多的变革路径。比如新加坡放开了党禁，但对传媒和社会舆论的限制很严，该国有选举民主但还没有自由的社会舆论，于是这个国家就很稳定。比如中国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前、廉政公署成立之后，是一种法制健全但总督集权的政治局面。另外西方民主国家的各项民主指标也并非同步同时完成的，虽然现代的西方民主教科书作为事后诸葛亮可以把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和放开对言论、集会、结社等的限制，作为一揽子政改方案和政改指标列举出来，但这些东西即便在西方也不是同步完成的，甚至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有些指标都还没完成。
所以中国在政改问题上完全可以抱着一种错开进行的思路。不需要像当年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四面出击，在意识形态多元化、舆论开放、反思历史、多党制、党内民主化和党外民主化等问题上同时发力，既搞经济改革又搞政治改革，结果国家在短时间内承受不了这么重大的冲击，一下子四分五裂、动荡不安。比如对报禁和开放社会组织登记等问题，可在适当的时机错开进行改革，不必同时放开。同时放开社会组织登记和报禁，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还比如在推动某些地区的直选试点时，可以不必同时开放报禁和社会组织登记，让选举试点先在言论不自由、结社不自由的情况进行。这种错开进行的思路并不局限于选举、报禁和结社禁方面，还可以推广到其它敏感事项上面。并非说放开报禁的同时一定要放开结社禁，错开进行或者其中一两项滞后一些年也没什么。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稳定就更有保障一些，国家的稳定有了保障，内忧外患也就可控一些，这样一来国民的心理才有可能更温和，有了更温和包容的国民心态才能为民主社会奠定更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民主理论创新的机会，可惜很多研究政改问题的有识之士一上来就是倒背如流的那几句话，什么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结社禁等等。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有地方直选但同时没有舆论自由，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有结社自由但没有组党的自由，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没有报禁但有党禁，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意识形态多元化但不允许全面反思历史，一个国家可以全面反思历史但不可以自由竞选……如此等等，在一个国家实际上可以出现很多种不同的组合和配置，上面列举的只是少数几个例子罢了，实际上还可以有很多种错开进行的路径和思路。这些思路都比一下子全面放开更安全、更可控。要是多一些人从这方面下功夫钻研的话，政改的理论准备就不会这么不充足了，政改的僵局也就不会那么严重了，而且改革中的风险和不可控因素都可以因这种细化和具体的错开研究变得更加可控。
2.除了一步到位的改革还有渐进的改革
现代版本的西方民主，现在一眼看上去已经很耀眼很醒目，但其实其发展完善已经走过了很多个世纪。在西方，当年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当年黑人在美国只是奴隶，当年没有一定财产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妇女的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一般平民的选举权都是逐渐获得的。可以这样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一步到位的，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所有国家的民主都是渐进获得的，而且远不是尽善尽美的，都还需要继续进步。我们探究中国政改问题，除了和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之外，还要重视对自己国家历史和现实的纵向比较。通过纵向比较就会看到，家天下早已成为历史，世袭制早已成为历史，这次换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任十年后裸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就连很多自由派人士都对此给予正面评价。还有很多很多的进步方面都没有得到具体的分析和概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或大或小的进步都只有在温和和安定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得到巩固和继续发展，一旦中国失去了安定，倒退在所难免。一旦失去了安定，谁能保证中国不再重演上演了几千年的治乱循环。
所以我们在看待政改问题时，首先就要看清楚当代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相比有诸多进步面，首先要想办法保护好这些来之不易的进步面，然后再考虑怎样继续扩大进步面，怎样一步步让中国既不失去稳定也渐渐进步。这中间有很多事情都是普通公民可以出力的，并不是说只有大人物和大局的变革才是够分量的变革。实际上，更多温和和建设性的公民，更多热心公益的公民，更多心态包容多元的公民，才是中国进步的真正依靠。没有这些依靠或者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好的情况下，就会越来越寄希望于大陆出现蒋经国式的人物，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极少数精英和极少数大事上面。这种寄托越强烈，只能说明公民社会发育得越不好，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还不够成熟。说句难听的话，这种寄托就像寄希望于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中奖的概率小得可怜。这种心理既虚弱又不靠谱，至少从这一点看，中国陷入目前的政改僵局是自有其道理的，不是偶然的。
甚至可以说，塑造越来越多温和、包容、热心公益而又积极进取的公民，才是中国政改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依靠。唯有拥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公民，中国的进步才会是不可逆的、持续的和越来越稳固的。一步到位的政改，也许能从形式上改变中国的外表，但对骨子里的中国的触动和改良到底有多大，实在难料。而且一步到位的政改，中间蕴藏的很多风险和不可控因素都是很难应对的。现在的一些人往往对西方的民主教科书非常熟悉，但对怎样应对一步到位的政改引发的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国家统一问题、国家稳定问题等等缺乏充足的理论准备。我们看到新加坡可以发明一个“集选区制度”来解决民主选举中极容易引发的民族问题。那么我国的自由派和西方民主教科书控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没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有没有哪位自由派人士发明出一种可以和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相媲美的解决民主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制度？当然，一些自由派人士是毫不在乎这个问题的，他们只是在不断地论述他们的自由观和民主观，至于“国家在民主改革中是否会分裂”、“民族矛盾是否会激化”都不在考虑范围。这样的政改研究到底有多高明，到底有多客观，公众自有公论。
大陆多半不会再有什么蒋经国，但没有蒋经国并不意味着就只能对中国的进步和变革持悲观态度了。如果能抛开“政改全面铺开论”和“政改一步到位论”的负面影响，抱着温和、包容和建设性的态度努力创建公民社会，努力和方方面面的力量和解（包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和解），努力推动国家在体制内的渐进改良和渐进的进步，重视纵向对比中的每一个或大或小的进步，并努力扩大这种进步，则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未必就会那么悲观。
总之，错开进行的改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全面的、一步到位的改革，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更能够激发国人在政改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潜力。在错开进行和渐进推进的总原则下，做哪怕一点点的技术分析（对细节的实证分析）、法理分析、全局分析和可操作性分析，都比倒背西方当代的民主教科书强千百倍。有些人自以为自己会背那些民主教科书很厉害，其实他们才是当代中国最无知、最浅薄的一群人。这篇文章也无意再斥责那些只要民主自由不要安定的人；也不想再斥责那些只要民主自由不要国家统一的人；也不想再斥责那些只要民主自由，亲美到脑残地步的人。因为是非对错，时代自有公论，历史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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