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贸易是中国富强之道

作者：信力建 

所谓“贸易”，是指自愿的货品或服务交换，贸易也被称为商业。贸易是在一个市里面进行的。最原始的贸易形式是以物易物，即直接交换货品或服务。现代的贸易则普遍以一种媒介作讨价还价，如金钱。 金钱及非实体金钱大大简化和促进了贸易。其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劳动力的专门化，个体只会从事一个小范畴的工作，所以他们必须以贸易来获取生活的日用品。在现代社会，贸易意义已经不限于此，尤其是贸易中的国际贸易：它不仅把商品生产发展很高的国家互相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对外贸易使生产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也加入到交换领域中来，使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深入到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使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劳动产品日益具有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性质，价值规律逐渐支配了他们的生产。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不但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且还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加速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可以说，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化国家，是不是强大国家，完全可以从它的外贸范围和水平上看出来。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一条国家强盛与贸易兴衰的相关外发展轨迹。中国传统思想一向重农轻商，从春秋时起，封建统治者便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将农业与商业对立起来，农、商以“本”、“末”相称，经商者不时被课以重税。“士农工商”的顺序排列，商被排在最后。商人不仅地位低下，而且时常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秦国曾施行“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政策（即将那些从事工商业和怠于农业而贫穷的人沦为官人奴婢）。 面临这样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地位，经商自然不是件光彩的事，商人的积极性因此受到压制，加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商业的发展也就十分缓慢。当然，这也决定了中国只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因为斯时整个世界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因而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还能支持中国社会平稳过渡。

到唐朝，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大运河的开通、海外贸易的兴起，使城市不断增加。据载，当时全国城镇总数达１０００个以上。这些城市不仅是当地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而且也是商品贸易中心。当时最具规模的城市要数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唐代居民住宅区称“坊”，长安的“坊”以外有东西两市，这里是手工业和商业聚集之处。东市有２２０个行，西市也与此不相上下。这种“行”由若干出售同类货物的店铺（即肆）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里组成，大致有绢行、装饰品行、大衣行、秤行、药材行、金银行、渔行、肉行等等。洛阳的“市”称南市，有１２０行，３０００多个肆。 除长安、洛阳外，当时还涌现出广州、扬州、泉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洪州（今江西南昌）、荆州（今湖北江陵）、湖州（今浙江宁波）、益州（今四川成都）、汴州（今河南开封）等著名大州市，加上一些县市及位于乡村的草市，形成了星罗密布的商业网。 唐朝中后期，商业进一步繁荣。扬州、益州成为数一数二的繁荣富饶之地，当时便有“扬一益二”之说，杭州成为东南名郡，号称“开肆三万室”；荆南各州也比唐初“井邑十倍其初”（《旧唐书•地理志》），由此可以想见其商业规模。中晚唐时，夜市兴盛，成为一大景观，许多诗人曾描绘之。如晚唐诗人王建描写扬州的“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杜荀鹤描写苏州的“夜市卖菱藉，春船载绮罗”，张藉描写广州的“蛮声喧夜市”等等。不仅如此，许多中小城市及乡村集镇也有夜市。 也因此，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世界声誉的伟大朝代。

宋朝继承了这种趋势。北宋初年起，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朝廷也不再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利益受到一定保护，市场限制也愈少，商业交易的时间、地点也可由商人自行选择，这就促使商业更加繁盛。此时的商品不再以达官贵人的奢侈品为主，更多的是一般市民的生活日用品。金属货币已不能满足商业蓬勃发展的需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易”在北宋中期开始进入流通市场。 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城市是南宋时期的临安。临安方圆７０里，人口至宋末达３９万户近１３０万人。这里的商业活动昼夜不绝，每晨五更早市开张，夜市至三、四更方散。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及各种服务业的经营者盛况空前。也因此，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

逮至明清，重农轻商思想再度抬头。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取财物。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从此之后，如果要来中国做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兼具有怀柔拉拢周围国家的用途。明朝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到了明朝后期皇室奢靡无度，使囯用陡增，财朕曰蹙。不久，辽东战事又起，军饷无出，朝廷于是决定以加派重敛百姓。商税又成为加派的对象。统治者利用订立制度的权力，加剧了对商业的重征抱敛和对商人的控制及超经济强制，严重压抑乃至摧残了蓬勃繁荣的商业活动。清朝就更是一个视商业为祸害的朝代。顺治初年，清政府实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并下令在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隶六省实行迁海，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迁出之地焚其房屋，荒其土地，以防居民出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后，开始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但规定禁止炮械、军器、火药、硝磺的贸易。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为担心本国商人到南洋勾结海寇进行反清活动，除东洋贸易外，严禁中国商人至南洋贸易，只许外商来华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解除这项禁令，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复行禁止。后来，因发现到宁波的英国商船数量不断增加，并带有大量武器，清政府担心“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遂以“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停止厦门、宁波、云台山等港口的贸易，只留广州一个港口与外商贸易，并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加以限制，除原先规定的不许军火出口外，粮食、五金、书籍也严禁出口，丝茶的出口品种和数量也有一定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又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会馆中，并不许在广州过冬，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其结果，是引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也实行了近三十年的闭关锁国重工轻商国策，结果是“经济到了崩溃边沿”。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杀开了一条生路，而其核心，实际上就是对外贸易。这其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1985～1990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198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9.02%，进口依存度为14.08%，1990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首次达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05%，进口依存度为13.84%，中国出口慢慢赶上并超过进口。这一阶段，主要由于国内资源紧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使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超出了中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超过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虽然1996～1999年四年内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达到43.9%。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增加， 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经高达63%，2006年更是达到67%的高点，此后受我国经济转型、内外需结构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7年开始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回落，2008年为60.2%，到去年2011年更是低至50.1%，仅比2002年高0.1%。据有关学者分析中国已经跻身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行列，即贸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间，如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德国等。

这种对外贸易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而出口取决于国外消费者对该国产品的需求情况，如果外国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则对该国的产品需求会增大，从而促进该国国民经济增长。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GDP每增长10%，对外贸易的贡献度为2.5%。鉴于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仍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外贸易在今后将更进一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展开，经济上的接轨必然导致制度上法律上文化上的全面接轨——这理由很简单：你参加了人家的游戏并且从游戏中获益，就应该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事实上，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其基础却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要搞对外贸易，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相应地接受这些规则价值，这些东西是合乎人类共同人性演绎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不存在东西方差异。只要我们走市场经济之路，愿意走向经济发达，自由平等和法治就会从隐性价值变为显性的价值，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先行，政治文化后继的原则，中国也应该在这些方面与世界主流合拍——这不是什么“绝不”就能将其拒之门外的，除非是你想回头走那条证明已经是走不通了的“僵化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