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坚守，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极为困窘到陷入绝望之境时，也要永葆自己内心深处一种源于精神的圣洁！那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一种真正想望，对于邪恶权势迎头相向或掉头不顾的极度轻蔑。”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
话说前段时间有人让我给徐晋如先生说说，如果可以，让他到一五一十开博，于是没等两天，我真的给他这个“文化遗民”发了一张纸条，准备实施我的邀请，为了显示我的诚意，清楚的记得还顺口编辑了几句顺口溜的东西。“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翘望九州，悲兮痛兮；独立苍茫，与君神交。”
在谈他的“回信”之前，先说说这个“文化遗民”的出处。在徐晋如看来，在这个媚俗成风的当代中国，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文化遗民，而且还可以“以文为证”：“‘ 我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文化遗民。我是古典中国的孑孽。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我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惟有国诗才符合我的身份。’徐晋如这样描述自己。”
这是一篇题为《徐晋如：选择做一个“文化遗民”》的文章里的第一句话，作者是一位唤作“阚菲菲”的女士，因为是《中华读书报》里的文章，那么也许是一位采访记者吧。
我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的这几句话。“在向称保守的清华，他无疑是异端，但当他终于转入中国文人向往的最高学府——北大时，他的独特、敏锐，让他仍然显得格格不入。他的个性终于导致他没有能获取保送研究生的资格，而不得不选择就业。当他失去保研资格以后，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回到北大的费振刚教授，在学校的党组会议上说：‘我们北大的研究生保送制度有问题。我们中文系最有学术天份的学生，竟然没有被保研。’”
不止如此，我也非常感触这几段。“没有从学校学会生存技能的他，在刚毕业时，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跳槽、挣钱、买房子，也不能免俗地上网聊天、发帖子，骂人或者挨骂，经常困顿不堪。但其锋芒毕露的才华无疑对他人生历程的改变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年，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永正教授未见其人先见其诗，惊为‘天才’，也全因着这一份推崇，使其跳过硕士阶段直接进入中大读博。陈永正教授为了等徐晋如投考，甚至推迟了一年退休。陈教授对他的挚友吴承学教授说：‘像晋如这样的人，生存在这个世上会吃亏的。我招他，就是为了要多保护他三年！’读完博士之后，由于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先生一直对其赏识有加，徐晋如得以顺利执教深大。”
其实我从没与徐先生见过面，当初我在新浪试博，读过他几篇文章，很受感动，于是发出加为“好友”的试探，其实狡黠的我也是有两层用意：一，想看看作为一位自我标榜不避嫌猜的“草根名士”，窥测这些“名人”有多少风度，多少气度，多少辨识度。当然，为了显得自己也不是攀附之徒，于是又顺口胡诌了一首打油歪诗，“重峦叠嶂山本色，小桥流水旧人家，我有奇思发一叹，天地万物驻芳华。”二，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实话实说，对于真正欣赏感佩的人，我从来不吝于表达我的“仰慕之情。”
可喜的是，他居然成为了我的“神交已久”的“好友”。而且我每次发去“纸条”的时候，据说很忙的他，还是坚持予以回复，而且每次都是那么“言简意赅”，不温不火，颇有点镇定自若的名士风度，换了小气而又多虑的人，也许微微会有一些不快，但我觉得，这或者就是他的特色吧，中国传统文化推许的所谓“素交”，或者，正在这种地方体现。
所以，这一次，当他回复说由于自己“很忙”，没有时间“再另外打理一个博客了”，还说“谢谢”我的好意的时候。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其实，客观讲，我与徐先生在很多问题上也有“分歧”的，比如对于民主的看法，比如他似乎对于儒家推崇过甚，又比如他对胡适的态度，还比如他瞧不起梁启超顾准这样的所谓“思想家”，而极为推崇他心目中真正的国学家：康有为，钱穆，潘光旦与徐复观。但是，我向来认为，真正的朋友其实并不需要在所有观点上强求一致，重要的是，是否在基本的“价值观”上，与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上保持在可以相互接受的程度，这才是成为朋友互相砥砺的关键。
在我看来，徐晋如先生虽然与我素未谋面，可在我心里，常常也许是“非常武断”的认为：在时下浮躁喧嚣的中国，他就是一位有良心、有热情、有着自己操守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在某种可以比拟的层面上，我与他不但有共同的追寻与期许，而且在很多生活经历上也有共同的遭遇与心路历程，因为我也不怕脸上贴金的说：我也是个不妥协的人，虽然我也时或感到生活的逼仄，谋生的不易，求人时那种看人脸色的难堪，以及这种难堪带给我内心的痛苦与焦躁、自嘲、愤懑、孤傲、勇毅、彷徨等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情感纠结。
有一天，我又跑去“拜访”他，突然又看到这篇文章：《关于龙应台的一段对话》
“阿渐：龙应台写了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当肉麻。她说作为失败者的后代她为坚守了某种价值感到骄傲。我在想她隔岸观火坚守了啥子？骄傲个啥子？有本事走不脱留在大陆洗脑三十年她还能这么矫情•••那她就是余含泪——估计是看中大陆这个市场了。
我：这本贱书非常流行，老子一个字都看不下去。”
关于龙应台女士，作为一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如雷贯耳，我是比较欣赏的。最早知道她应该是在十多年前吧，那时我拿着家里的钱开着一个书店，从一本《名家经典随笔选》中读到北大退休教授吴小如写的一篇题名《张爱玲与於梨华》的文章，知道吴先生到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讲学时受到了龙应台的接待，并赠予他张爱玲的全集，从此知道“龙应台”这个“杂文家”的名字。据说风格很犀利，很有鲁迅的遗风兼雄风，但对于鲁迅也有自己的批评，比如在一次读书访谈节目中，她说很欣赏鲁迅这个人，但对于“后期的鲁迅”很多论争文章不太欣赏，觉得有“意气用事”的地方或嫌疑，让我对她又多了一层了解。
但她的那些杂文集（比如《野火集》就是她的专栏文章结集，据说曾经风靡台湾）我倒是一页也没翻过，也许是觉得自己要看的书太多了，也许是觉得她对鲁迅“后期”的评骘，也未必有我了解的“深入”吧，虽然也不能说她没有自己的根据与见地。因为在我看来鲁迅是有一些见识不周或言论不谨之处，比如有人所谓误信主义，但正如古语所称执于一隅，贤人不免。如果讲论争，以杂文撰写粗略分期：“前期”与梁实秋的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争辩或有意气的地方，但“后期”与“创造社”或“太阳社”的争执，甚至蛰居上海时与那些什么“洋场文痞”或“清客帮闲”的唇枪舌战，我看也谈不上什么意气，这一点恐怕龙先生也有点“失察”了。
至于这本《大江大海》（台湾天下杂志出版），其实我在网上早知道，一直没有机会翻阅，一来网上也好，一五一十也好，对于这本书已经有过很多读者的评述，或者大致也了解了怎么一回事，于是就“有待来日”了；二来觉得无论就杂文而论，还是文学而言，恐怕她的文章也未必就很对我胃口，何况，我虽读书不多，但对于现代文坛却偏偏比当代文坛涉猎得多，似乎单从散文随笔杂文而言，我也偏偏喜欢现代的几位作家多一点，这或者一方面源于我的学识不够的固执，一方面也是我个人独有的偏见作怪吧。
对于龙先生这本从特殊视角进行透视，文学味道很重，材料完备，而且带点“钩沉”式还原性质的历史大著，我虽没有捧读，但想来或者还是深有所见的，否则也不会这么流传，应该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上面徐晋如博客里的短文，我却有些自己的看法，尽管我对于这位“阿渐”最后那句“看中大陆市场”的话，很不以为然，对于徐先生后面的“粗口”也着实不敢苟同，觉得以龙先生多年的文坛宿将的地位，为了一点可以博利的市场而有所作为，未必有点小看别人了，以我之见，根据时下读书界的一些反应来看，龙先生断不会那么势利与功利的。这恐怕有点“小人之心”了。
另外徐先生的话也或者非常武断，怎么看都没看，或看了一点，或是没有读完，就说“很贱”呢？虽说古人读书有“望气”一说，钱钟书引语所谓“不用细看所评的书，把鼻子一嗅，便知好歹的”，但用错了地方，也是不是有点“不够圆通”呢？
但是，对于这句话，“她说作为失败者的后代她为坚守了某种价值感到骄傲。我在想她隔岸观火坚守了啥子？骄傲个啥子？有本事走不脱留在大陆洗脑三十年她还能这么矫情••••••”我却有点自己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真有其“事”并非“阿渐”同志的“杜撰”，那我就觉得，至少就这句话而言，龙先生的确有点——矫情了。当然真正的坚守是在于内心，也并非硬碰硬的完蛋，才能算数。只不过这话应该别人说，自己说就多少有点标榜。
因为我真正觉得，比较而论，放眼整个现代文坛学坛艺坛等等所谓知识分子群体，海峡两岸真正谈得上是在“坚守”，以笔者愚浅之见，台湾的李敖算是一个，大陆的傅雷与陈寅恪算另外两个，原因我想不用我来多说，在“切身处地”面对熏天的权势时，还有谁能比坐牢的李敖与上吊的傅雷还有瞎了眼睛的陈寅恪，以及胆敢以一介书生对抗蒋大总统的安徽大学的刘文典教务长，更能“坚守”呢，除了“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梁漱溟先生，马寅初先生，还有康同壁女士，以及台湾的雷震先生，殷海光先生……恐怕以我不多的阅历，就没有几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谈得上其实很不容易的“坚守”吧。
所以龙先生的所谓“坚守”，在我看来，假如放在一个更宏阔的空间，作出更严苛的解读，或者的确值得商榷考究。
记得李敖先生有一次在《全美华人协会颁奖典礼录像音演讲》里曾说过这样几句话，“佛兰克林就指出：‘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不过，尽管在美国落地生根，对中国不落叶归根，各位在感情上，对中国总有一股难舍的成分，这种难舍的、依依不舍的成分，就是‘全美华人协会’成立的根源。”在对赴美的华人同胞做了一些“感同身受”的体谅与鼓励以后，李先生话锋一转，觉得全美华人还有待努力，用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到美国谋求犹太人慷慨解囊的事实，相较之下，“说明全美华人还有待努力，努力去做一个去者的身分，以一个离去的人的身分，努力帮助留守在中国的同胞，而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多了。”
于是李敖先生最后把“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挪移一下，变成，“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由。”言外之意，在台湾当时蒋家王朝权势熏天的时刻，无论墙里墙外，只要你肯尽心，为台湾的民主事业有一份力出一份力，原则上不管你身在何处，都是无可非议，但最值得称道以及最能称得上坚守的，恐怕还是像他李敖一样，“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由。”等而下之的当然就是人在海外，既谈不上有什么真有帮助的动作，与精神上的慰勉，又不能归国与“李敖们”一起面对丑恶现实“共赴国难”，至少也要实实在在尝尝生活的艰辛，那就有点——没种了，矫情了，或怎么了。
在一部为了生存自由人格理想奋斗不息的人类历史上，既有斯宾诺莎、伏尔泰、茨威格这样“远赴海外”被动捍护自身伟大人格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有像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这样主动争取的杰出实干家，或者无论何去何从，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感慨唏嘘到不能自已的，就是我最喜欢的俄国作家纳博科夫，尽管自己大半生流亡在外，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贵族，鞑靼人的俄化后裔，就像他那本《说吧，记忆》里他的那位身为法学家兼政治家的父亲一样，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届“国家杜马”（议会）的首批议员，尽管世代贵胄，养尊处优，却毅然用自己的良心“坚守”着，宁愿身处囹圄，也要与沙皇的开明专制（这话不矛盾，如果你稍知那段历史的话）进行决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却在苏维埃当政以后逃到柏林，竟在流亡期间一次演讲活动中，为了以身护友，倒在了极端保皇党的一位刺客的枪口之下，这应该说给了因为深知政治的丑陋与庸众的盲动，于是就绝不过问政治却避不开政治对他的过问的纳博科夫很大的刺激与震撼，让他这位对于个人遭遇一向淡然的不世文豪，毕生把自己的父亲视为一种骄傲，视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典范，一位普希金那样伟大的诗人一样的人物，尽管他的父亲虽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写过很多法学政治著作，却没有写过什么优美的诗篇。
纳博科夫曾经这样评论他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俄国伟大的无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一员，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认为把我送到一所以其民主的原则，在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方面一视同仁的政策和现代化的教育方法著称的学校去学习是正确的。”（第214页）“他熟知好几个国家的散文与诗歌，能够背诵几百首诗（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普希金、邱特切夫和费特——他发表过一篇关于费特很好的文章），是一个狄更斯的权威，除了福楼拜之外，还高度评价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依我之见是三个令人生厌的平庸之辈。”（见上海译文出版社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第205页译者王家湘。）
按照有些人的思维定势，既然遭受了苏维埃的迫害，纳博科夫又是著作等身的人，一定会在笔下予以强烈的暴露宣泄与无休无止的咒诅，但是对于这些我也曾想当然的揣测，纳博科夫也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对于苏维埃政权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倒是没有多少嫉恨与遗憾，就像钱钟书《围城》里那些自夸被日寇毁夺的那些其实未必存在的“巨大财物”的人一样，他似乎最为痛惜的，就是苏维埃政权对于无比优美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摧残与蹂躏，那是一种愚昧与野蛮的表现，对于人类最为珍贵的自由精神的灼伤，这才是他最为痛心的事情，并与他强烈的思乡情结融为一体，而凝固为一团无法化开永不磨灭的苦痛与哀愁。
“下面的一段不是为一般读者所写，而是为某一位白痴所写，他由于在某次危机中失去了大量钱财，就认为自己能够理解我。
我和苏维埃专政的旧怨（一九一七年以来）全然和任何财产问题无关。我彻头彻尾蔑视那些因为他们‘窃取’了自己的金钱和土地而‘仇恨赤色分子’的流亡者们。在所有这些年里，我心中怀藏的对过去的思念是对失去了的童年的一种极度复杂的感情，而不是对失去了钞票的悲伤。
最后，我为自己保留了向往适合的生态一隅的权利：
……在我的美利坚的
天空下怀念，
俄罗斯的那独一无二的地方。”（第69页）
他只有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才能抒发自己作为一个“文化遗民”的忧郁与沉痛。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终生对那种“使命文学”或“主体思想”深恶痛疾的一个重大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总在各种场合对于亵渎文化僵化思想的人和事，充满了不屑一顾的嘲弄与夸张犀利的讽刺，而且在剑桥大学毕业后，为了谋生，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行业：网球教练，拳击教练，昆虫研究员，临时演员，家庭教师，报刊编辑，大学教授，职业作家等等，在我眼里，他既有狂放的一面，也有深沉的一面，集学者的精深博识与艺术家的天马行空于一身，对人性的理解又是那么细致到只有乔伊斯能够与之媲美，最特别的就是他在表现与玩弄语言方面的卓越天赋，这些都与他前半生漂泊流离的生涯既有联系，又能以一种非常平静写意的方式，形成一些决然不同的鲜明对比：
生活的动荡与内心的坚定，人事的丑陋与在艺术追求中捕获的美丽——犹如他最喜爱的蝴蝶那样五彩斑斓，身世的坎坷与心胸的豁达，媚俗之风的猖獗蔓延与高雅情趣的越发沉淀，等等，仿佛正是这些交织在现实与梦幻之中给他力量的东西，让他忍受着，支撑自己穷困潦倒而又兴趣盎然的流亡生涯，因为他有时竟然在大热天蹲到盥洗室中奋笔疾书，挥洒他与众不同的写作艺术与不凡遐想，但是如果你不细细品味，又怎么能够从他那些轻逸超妙的诗意盎然充满智慧的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中，察觉到他其实拥有一种矢志不移的对于真正的文化事业的坚守之情呢？他是真正的文化人，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既不媚俗于大众，也不谄媚于权力——无论何种形式的权力，相反，如果你不能从他幽默、诙谐、机智、潇洒、另类、卓异、高雅、超绝的天才般的所有作品感受到那些质素，你就领会不到无论墙里墙外，什么才能称作真正的——坚守。
所谓坚守，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极为困窘到陷入绝望之境时，也要永葆自己内心深处一种源于精神的圣洁！那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一种真正想望，对于邪恶权势迎头相向或掉头不顾的极度轻蔑。
（黄慕春，文学评论家。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674329705b23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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