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一代宗师的教化——感念南怀瑾先生
南师怀瑾先生走了。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晚，即壬辰年八月十五中秋月圆之夜，太湖大学堂举行南师祭奠告别仪式。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台、美欧等地的亲人、朋友、学生共二百多人，满怀崇敬、痛惜之情为南师送别。仪式上宣读了温家宝总理的唁电，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先生充满深情地发表了告别辞，南师儿子南一鹏代表亲属、周瑞金代表太湖大学堂老学生、李传洪和郭??z代表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致辞后，由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教务长、成都文殊院住持宗性大和尚庄严行礼，举火，为南师荼毗。是时，明月当空，万里无云，青烟袅袅，全场静默，挥泪拜别……
告别仪式后，许多亲友学生铭感南师教化恩泽，心情难以平静，久久不愿离去。南师平日的音容笑貌、教化行止，又清晰地浮现在大家眼前。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过的“我们这一代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话，言犹在耳……
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南师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生于浙江乐清南宅殿后村。时逢军阀割据、丧权辱国的年代，第二年即一九一九年，便爆发了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救亡运动。从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屡遭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欺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深受殖民之害。“五四”后，中国人民终于奋起抗争，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实现了南北统一。
与此同时，一些留学美日欧归来的学者，以西学的观点张冠李戴地批判中国历史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有的还主张“全盘西化”，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对我国引进西方文明，推动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是，由于它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主张铲除中国历史文化之载体–汉字，引起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辜鸿铭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那是自毁长城，切断民族文化命脉。然而，中国历史文化最终难免在“愚昧、封建、落后”的标签下，被批判扫荡，几近断灭，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亘古未有之变局。百年来的文风乃至大众思维，也由此一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温柔敦厚之风，一变而为尖酸刻薄、偏激极端。由此，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来的各种思想在中国主流舞台上激荡纷呈。同时，困惑与求索，痛苦与不安，争论与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人文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灵魂危机、社会危机……
南师就成长在这个令人窒息、令人悲愤的忧患环境，亲眼目睹了国家和民族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青年时代的他忧心如焚。抗日战争爆发，南师激于民族大义，投笔从戎，跃马西南，屯垦戍边，在川康云贵边境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驰骋一方。他有一首诗反映了这段时期的万丈豪情：“东风骄日九州忧，一局残棋尚未收。云散澜沧江岭上，有人跃马拭吴钩！”后来，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各有图谋，南师审时度势，改变了人生方向，挂印而去。在办了一段时间报纸之后，他重返成都，在中央军校学习并担任武术教官与政治指导员。南师的老学生王启宗先生曾回忆道：“几乎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记得那时正值日本军阀对我发动侵略，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一般爱国青年无不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救亡图存。当时我也投身军旅，于役重庆，一日见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在中央军校期间，南师结识袁焕仙大居士而悟道，遂立志重续中国文化断层，并离开了军校。
历经了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战，人民迫切期待国家和平安定，想不到又要面对两党两军更大规模的内战，南师忧心忡忡。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温州乐清老家动员父母妻儿离开大陆，老父亲不为所动，反劝他赶快离开。于是，南师分别到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后到上海，期间曾奔波于南京与杭州两地，搭救了亲近共产党而被列入国民党特务计划杀害名单的巨赞和尚。
一九四八年，南师曾自行到台湾考察。一九四九年二月底，他终于辞别不肯离乡的双亲和妻儿，断然只身自行赴台。开始，他栖身在基隆海滨一陋巷，看到“二二八”事件冲击之后的台湾，加之一九四九年开始的两岸分治，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当时谋生困难，先与几位朋友办了一家“义利行”公司，从事琉球到舟山的货运，开始赚了一笔钱。但好景不长，总经理因贪多，没有听从他的嘱咐，导致三条机帆船被舟山国民党当局征用，损失价值一万根金条，血本无归。南师一生就此次做了一回生意，不想时局动荡害他一夜之间破产，一段时间靠典当过日子。但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他仍洒脱超然，不为困境所拘，并且不忘接济邻居。在基隆期间，南师曾应詹阿仁先生等人请求，开讲了多次禅修课程。
不久，南师离开基隆迁往台北。鉴于胡适对虚云老和尚的攻讦，以及铃木大拙的禅学流向台湾，南师亲笔著作了《禅海蠡测》，并于一九五五年出版。六十年代初，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聘请南师为教授，接着辅仁大学也邀请南师教哲学、易经。南师讲课厚积薄发，通俗生动，大受学生欢迎。“南怀瑾”三个字不胫而走，请他讲课的学校和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
一九七零年代，南师先后创办东西精华协会，创办《人文世界》及《知见》等杂志，成立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论语别裁》等著作。一九八零年，南师受洗尘法师邀请，主持十方丛林书院教学。南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一步步有了更大的平台，传道授业扩大到更广的范围，走出学校，走向社会，桃李满园，影响朝野，进入《周易》所说的“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阶段。南师在台弘扬文化期间，不仅忘我地投入全部精神与财力，且不惜举债办教育，乃至为培养人才，还供养部分出家在家的穷学生学习。来听南师课的人中，出家在家、三教九流、中外学生，从平民到军政要员，南师一视同仁，有教无类。
然而，当南师文化事业顺利展开之际，政治风云突变，因平日来听课的高官重臣众多，南师被视为“新政学系领袖”。一九八五年，年近古稀的他，离开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宝岛，移址美国，避开了台湾的复杂环境和人事纠纷。南师有诗记之：“不是乘风归去也，只缘避迹出乡邦。江山故国情无限，始信尼山输楚狂。”
在美三年，南师不仅考察了美国，也考察了欧洲，同时加强了与大陆亲朋的联系。他既了解大陆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重大苦难，也了解实施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的困局与新貌。他不计政权交替之际老父亲被判无期徒刑瘐死监狱的宿怨，于一九八七年特派他的常随弟子宏忍尼法师回国内考察宗教、寺庙、僧尼情况，又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任职的弟子李博士，先带世界银行项目回大陆帮助经济建设，后留上海投资办企业，以在大陆传播先进经营理念、方式和传统文化。一九八八年，南师毅然决定回师香港。在香港十五年期间，他讲学不辍，随缘度化的同时，曾受有关方面再三敦请，协调了两岸信使的秘密谈判，应邀投资建设金温铁路，动员了更多弟子学生到大陆投资办企业，传播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经营、中华文化精神”的理念。一九三三年，他到厦门南普陀寺举办了著名的“南禅七日”活动。他还推动一批又一批人回内地办学校，注重在贫穷落后偏僻地区，推广“中英算”儿童经典诵读活动，大量资助内地大学、研究机构、文化部门培养人才，等等。二○○○年，年届八十三岁的南师力排众议，作出回内地弘扬传统文化的果断决定，选址苏州吴江七都庙港，筹建太湖大学堂。二○○三年，他到义乌双林律苑举办了禅七。二○○四年以后，南师大部分时间停留在上海，指挥太湖大学堂建设，期间仍讲学不辍。二○○六年，费时六年的太湖大学堂顺利落成启用。八十九岁的南师，从此长期在太湖大学堂弘扬文化，直至仙逝。
参加过大学堂建设，后来一直跟随南师身边的马宏达先生，讲述了自己一段亲身经历说：太湖大学堂是南师一手筹划、推动，从动意、设计、建设到开课、维系，都是他老人家一马当先，勇往直前，大家不过在后面跟着而已。从建筑设计到装潢设计，中外设计师的多个方案不能令他满意，他就让人买积木来自己动手搭建筑模型，最终由建筑师去画图落实，直到满意为止。从整体宏观风格，到内装潢，几乎每一个细节，包括房间桌椅如何摆放，挂什么字画，直至大学堂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无不体现了他融合东西方精华文化的理念。
马宏达满怀感情地说：大学堂开办六年来，仅每天“人民公社”式的晚饭，耄耋之年的南师常常要应酬有缘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三教九流都有，并非传言所说的“非富即贵”。南师有教无类，有缘能来见面的，他都慈悲平等相待，谈笑风生，希望人家不空来一回，希望对人家有启发、有帮助。说是吃晚饭，其实他都在照顾客人，答复客人的问题，寓教育于谈话中。南师以自己的身教言传，影响着有缘见面的人，借以影响群伦，影响社会。晚饭后，南师一般都会上课，期间也常常答复学人报告。送走客人后，处理内部外部事务，常常到凌晨。从午后到凌晨，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南师几乎马不停蹄，应对各种事务，却宁定空灵，简洁明了，干脆利落。偶尔有空就定一下，很快恢复精神。南师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休假，不肯空过一天，没有享清闲。以我们年青人的体力，还远跟不上他这么大的工作量。他所作的一切，无不围绕着“教化”这条主线。你说他为名吗？他年轻时即已成名，后来逃名还逃不掉，也从不宣传自己或自己的书。人家给他跪下磕头，他同时跪下磕头还礼。你说他为利吗？他这些年讲课什么时候收过讲课费？都是财与法双手布施。他也极难接受供养，人家供养红包，他把空的红包留下，连说“收到了，收到了”，钱却马上换个红包当场供养回去。他说劝人布施如钝刀割肉，没见过有人布施了以后“三轮体空”的，大家都是以做生意的动机来供养，所求的更多。你说他为政治资本吗？他的确不是一般的清高，真的没把任何势力放在眼里，当然也包括了官与财，常常见他跟这类客人讲话直言不讳毫不客气。他对人是应机设教，有教无类，一视同仁。这么大的年纪，那样的只争朝夕，传道解惑，呕心沥血。古今中外，试问有谁见过或听过这样的长者、导师？这些给人说起，没有人会相信的。
南师说“生于忧患”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死于忧患”呢？对这个问题，四十多年来，为南师整理了二十四种讲记的刘雨虹老师（已九十二岁高龄）回答说：南师是大视野、大境界、大智慧的人。他以综观世界的眼光洞察到，近现代以来，西方从大规模全方位的殖民运动开始，到两次世界大战，到现代多领域的霸权主义行径，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文化和种族因素，造成深刻的裂隙与冲突，将世界卷入强权胜公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人类引入越来越深的危险境地。南师从上世纪一九六九年访问日本回来，就为此深深忧虑，不仅为处于如此世界环境中的中国而深深忧虑，更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深深忧虑。
八十年代中期，南师判断此后中华民族有二百年好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深怀这种忧患意识。数十年以来，他从成立东西精华协会，到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都鉴于这样的远见，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不断为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共享而呼号、奔波、奉献。可是，环顾当今世界和社会，国际政治道德被强权胜公理所取代，和平民主被霸权威胁所替代，人类的文明与道义被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所取代。人们为追逐物质财富而奔忙，为积攒金钱而迷失心灵，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人与人关系疏离，人与自然疏离，人与自我疏离，善良人性被逐渐窒息。在越来越多的欲望刺激中、越来越多的工具依赖和商品依赖中，人们自身的能力越来越脆弱；在越来越多的事务纠缠中、越来越快的变化中，人们越来越无奈，越来越被空虚、焦虑、烦躁、寂寞、孤独和绝望所煎熬，越来越诉诸于怨天尤人。对此，南师的忧患不仅没有减轻，甚至还在一步步加深。他有一首诗：“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解此中情；忧患千千结，慈悲片片云。空王观自在，相对不眠人。”另外，在他的《狂言十二辞》结尾有两句：“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都表达了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
当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先驱
人们称颂南师为“国学大师”、“佛法泰斗”、“禅宗大师”、“道家高人”、“密宗上师”、“当代大隐”等等，这都只是南师学问修持、人生行止的不同侧面，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面素养、品格、地位和贡献。他自己却从不接受这些称号，他常说自己“一无所成，一无是处”，自己永远处于“学人”之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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