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1980年那声枪响虽然让蓝侬本人不会再威胁执政者，却并不能让人们停止想象。因为，每一代的年轻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想象属于他们的爱与和平。”
And so this is Xmas
For weak and for strong
For rich and the poor ones
The world is so wrong
And so happy Xmas
For black and for white
For yellow and red ones
Let’s stop all the fight
——–Happy Xmas (War is Over)
1.
如果约翰蓝侬活到现在，他会和保罗麦卡尼、滚石乐队宛如活化石般的古老姿态在舞台上摇摆吸金吗？还是会像鲍伯迪伦、尼尔杨一样持续探索未知的音乐界限？面对 几年前的反伊拉克战运动，他会带着人们高唱“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吗？一如1969年他和小野洋子及伙伴们在床上静坐行动中的合唱、或者那一年五十万人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集体高歌《给和平一个机会》。
在标举着爱与和平的六零年代中，蓝侬是这两种精神从不停歇的真正实践者。他是音乐史上最巨大的摇滚明星，却也是保守体制中的危险颠覆者。
1971年，他到美国参加的第一场演唱会，是一场聚集了左翼青年和文化嬉皮的演唱会。那时，六零年代的华丽与苍凉刚落幕，但这些人仍试图对抗时代的退潮。蓝侬在舞台上说：“（六零年代）花之力量（flower power）没有成功，又如何？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2.
披头四作为六零年代文化的代表、做为摇滚乐最大的偶像，是不直接介入政治的。但在1966年，当他们在美国的记者会被问到对越战的态度时，蓝侬说，我们不喜欢战争，战争是错误的。
说这句话需要一些勇气，因为当时在美国只有百分之十的民意反战。
然而，那一年蓝侬却穿起了军服——不过不是为了当兵，而是演出一部反战意味浓厚的电影：“我如何赢得战争”(How I Won the War)。
彼时蓝侬的和平理念是素朴的，还没有深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或许因为那是一种时代精神，是所有反叛的年轻人必须有的态度，所以他受到了感染。
1967年，反战运动持续升高，金恩博士宣称“我们必须要结合民权运动与和平运动”。四月，纽约出现有史来最大的群众示威，二十五万人走在繁华的第五大道上反对战争。在纽渥克、在底特律、哈林区等地方，城市贫民区的黑人也开始骚动，和警察严重冲突。
这一年夏天也是嬉皮们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他们的主题曲是蓝侬唱的《你所需要的只有爱》(All You Need Is Love)，呼喊着用爱来取代暴戾。嬉皮们头上带着花，牵手唱着这首充满爱的歌，实践做爱不做战的精神
但世界并没有听蓝侬的话。
1968 年，是六零年代革命的真正高潮。在巴黎，超过九百万工人在街头几乎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无数年轻人手拿着毛语录，在天安门前高喊口号，在学校、家庭斗争 老师与父母。在布拉格，苏俄坦克开进古老而优雅的街道，镇压布拉格之春。在美国芝加哥的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反战抗议者和他们痛骂为「法西斯主义猪」的警 察在黑夜中激烈对干。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占领学校数日，然后被警察激烈强制驱离。在蓝侬所在的英国伦敦，出现了空前庞大规模的反战游行，以暴力冲突收场。
真正血染的镜头是三月在越南马赖，美军屠杀数百个平民，大部分是老幼妇孺，穿透美国人的道德外壳。而在他们国内，代表那个时代正义防线的黑人民运动领袖金恩博士，以及甘乃迪总统之弟、正在竞选总统的劳伯甘乃迪，先后遭到暗杀。战后的美国没有比这一年更充满哀伤与震惊。
所有人都躲不掉街头和报纸上的烟硝与四溢的血迹。
纵使这一年披头四继续躲在他们的音乐世界中，并在八月发行了一首超级畅销单曲、由保罗麦卡尼所写的《嘿茱蒂》(Hey Jude)，但是在单曲B面，蓝侬却写下了他的第一份政治宣言：《革命》(Revolution)。
你告诉我这是一场革命
你知道
我们都想要改变世界
但是当你要谈到破坏时
你不知道你不能把我算进去（或要把我算进去）
（you can count me out/ in）
你说你要改变这个体制
你知道
我们都想改变你的大脑
你告诉我说关键的是制度
但你知道
你最好解放你的心灵
如果你是要带着毛主席的照片上街头
那么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成功的
在这里，蓝侬对于激进革命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也想改变世界，但是他反对暴力、反对没有终极计画、只有一种自以为激进的姿态?——带着毛泽东的照片、拿着小红书就是革命吗？解放之路必须透过个人心灵的改变，而不是政治对抗。而至于他个人是否要参与，他还无法决定。
蓝侬虽然没有在1968年投身社会革命，却发生了一件他人生的大革命：和小野洋子(Yoko Ono)在一起。1966年在伦敦遇到这个来自日本、在美国长大的前卫艺术家小野洋子后，他们的灵魂再也无法分开。
蓝侬的个人形象也逐渐从乖乖好男孩转为离经叛道。他不仅以已婚身份和洋子在一起，还和她一起因持有大麻被捕。他们俩甚至共同发行专辑《两个处子》(Two Virgins)，封面是两人正面全裸照片。
蓝侬的形象开始涂抹上摇滚乐最常被连结的性与药物。
3.
1969年三月，蓝侬和洋子结婚后去阿姆斯特丹蜜月。但这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情人蜜月，而是一场和平抗议。他们在饭店里举行了一周“床上静坐”(Bed-in)行动，“以抗议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与暴力”。
这个既是一种反抗的艺术行动，也是一种有效传递讯息的方式。因为对于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媒体往往只报导现场的冲突与暴力，而忽视游行主张的理念；而他们相信 这个非暴力且新奇的行动方式加上他们的知名度，会引起世人注意，因此他们每天接受十小时的媒体采访，说明他们的和平理念。
蓝侬是深信非暴力抗争的哲学的：“争取和平只能透过和平的手段，去用支配体制的武器来向他们抗争是不适宜的，因为他们总是胜利者。他们很擅于玩一场暴力游戏，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付幽默，一种和平的幽默”。
他们接着想要在美国进行这个“床上静坐”运动，但是尼克松政府拒绝发给蓝侬入境签证——这是后来七零年代蓝侬在美国身份争议的开始。因此他们选择去加拿大的蒙特娄，以方便美国媒体记者来。
在蒙特娄床上静坐行动的最后一晚，蓝侬和房间内的支持者一起合唱了他写的新歌，现场录下来，然后七天后就发行：《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
这首歌曲充分饱含蓝侬在静坐现场当下的热情与原始能量。歌词指涉了六零年代的各种符号，但是副歌却又跳脱时代的框架，成为一个可以在不同时空流动的抗议标 语。对于这首歌，蓝侬说他是为了想要做一首现代的抗议歌曲来取代〈我们一定要胜利〉(We Shall Overcome) 这首经典抗议歌曲。
歌曲发行后两个月，在华府的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了一场五十万人的大规模反战游行。台上站的是老牌抗议民歌手彼得席格(Pete Seeger)，眼前是他一生见过最大的场面。他唱起了这首他其实还不熟悉的歌，但全场都能跟着他一起大合唱：
All We Are Saying：Give Peace A Chance
All We Are Saying：Give Peace A Chance
……
战争不断加温，他们也持续展开追求和平的行动。那一年圣诞节前夕，他们在纽约时代广场、东京、伦敦、巴黎等十一个城市的街头上，挂起一幅黑白的广告看版，上面写着：
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
Happy Xmas from Lennon and Yoko
(战争已经结束/如果你想要的话/蓝侬和洋子祝贺圣诞快乐)
越战当然没有因为这个广告广告牌而真的结束。但是那个标语，那个在喧哗中沉静的抗议姿态，却凝结住了六零年代的理想主义。
两年后，他们把这个标语转变为一首动人的圣诞歌曲：《Happy Xmas (War is Over)》。直到今日，这首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与包容的歌曲还是在圣诞时分飘扬着。
A very Merry Xmas/一个非常快乐的圣诞
And a happy New Year/一个快乐的新年
Let’s hope it’s a good one/让我们希望这会是一个好年
Without any fear/没有任何恐惧
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战争结束了，如果你想要的话
War is over now/战争结束了
Happy Xmas/圣诞快乐
在1969年，蓝侬和洋子结合他们反战的政治主张与艺术行动，不论行动艺术（床上静坐）和装置艺术（街头广告牌）来实践他们的和平理念。蓝侬说，“我们是幽默的，我们是劳来与哈台。在这个伪装下，我们更能表达我们的主张，因为所有严肃的人如金恩博士和甘地，都会遭到枪杀。”
没有人料到的是，当他在七零年代开始用更严肃的面孔介入政治后，这句话竟然血淋淋的应验在他身上。
4.
仿彿赶着过时代的年关般，一切都要在历史的大门从“六零年代”换上“七零年代”的新招牌前，迅速收起鲜丽的羽翼。也是在1969年，披头四录制他们解散前的 最后一张专辑《艾比路》(Abbey Road)；滚石乐队在美国阿特蒙(Altmont)举行的演唱会造成听众死亡，为六零年代的集体狂欢写下黑色悲剧。
但是蓝侬的新旅程才正要开始。
年底，他们宣布要在加拿大举办一个「和平音乐节」，并要进行一场「国际和平投票」(International Peace Vote)，呼吁全球每个人都对战争投下一票。他们甚至组织了一个由四百个电台组成的“和平网”。
1970年，蓝侬正式发行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塑胶小野乐队》(Plastic Ono Band)。或许是因为他在制作这张专辑时正在接受心里治疗，所以音乐是格外赤裸与诚实的自我剖析：与父母的复杂情结、他的阶级背景、生命的困惑，以及与洋子单纯而美好的爱。
在《劳动阶级英雄》(Working Class Hero)中，他面对自己的工人阶级根源。他成长的利物浦是一个典型的工人城市，而他小时家境不好，父亲是船员，母亲则遗弃他们。他在访问中说，那样的劳动阶级文化环境使他本能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在《上帝》(God)中，他批判六零年代的假象与幻灭。他唱着，「我不相信耶稣、不相信甘乃迪、不相信猫王、不相信狄伦，更不相信披头四」。最后一句表示他要自我拆毁作为一个披头巨星的虚妄：
过去我曾是织梦者
但现在我已经重生
我曾经是海象
现在我只是约翰
终于，蓝侬拆穿所有假面，回到自我。他说，六零年代该结束的是那些色彩斑斓的迷幻，但是要继续下去的是那股理想主义。所以
亲爱的朋友
你们要继续走下去
梦已经结束了
在这个七零年代开始的门槛上，蓝侬和洋子发表公开声明说，1970年将是新时代的元年，“因为我们相信上一个十年是旧机器崩解的时代。而面对未来，只要有大家的协助，我们就可以一起建立一个新时代”。
进入七零年代后，蓝侬将开始他更进一步的激进政治，开始遭遇国家机器的粗暴镇压，开始面临他和洋子关系的破裂与重合。虽然虚幻的梦已经结束，但是他要带着整个世代一起去“想象”(Imagine) ——这是他下一张专辑名称，想象新世界的爱与和平。
5.
从 69年底开始，越来越左倾的蓝侬开始接触当时新左派的活跃份子阿里(Tariq Ali)和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这两人至今都是英国左翼知识界的重量级人物。此时的蓝侬亟欲了解世界，并探索革命之可能性，所以希望了解这些知识份子的理念。 1971年初，他正式接受他们采访。
在访问中，蓝侬提到他一直都很关心政治，且由于是工人家庭出身，从小就很有阶级意识。他批判美国的摇滚乐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所以不了解阶级体系的压迫关 系，当然他也承认披头四远离了自身的工人背景。他把自己视为新左派的一员，思考如何影响工人和学生；他的策略是当他的明星地位像特洛伊木马一样进入大众文 化体系后，便可以透过音乐以及各种访问来影响人们的意识，鼓舞他们起身改变世界。除了工人问题外，他更强调“我们不能有一个不包括妇女解放的革命”，而女 权意识完全是洋子带给他的。
这段访问中的思考，在几天后就浓缩成一首新歌：《人民拥有力量》(Power to the People)。
写完歌之后，蓝侬马上打电话给阿里说，“那天的对谈实在让我太兴奋，所以我为运动做了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街头一起歌唱”。他希望这首歌可以属于当代最重要的抗议歌曲，取代那些十九世纪传唱下来的老歌。
在歌词中，他用两句话写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百万工人辛勤工作却什么也得不到
你最好给予他们真正拥有的！
他更进一步告诉左翼或者工人阶级的男性，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只是阶级，还有性别：
同志和弟兄们，我必须问你们
你们在家中是如何对待你们的太太
她必须真正成为她自己
所以她才能解放
在这一年春天街头激烈的反战抗争中，这首歌进入排行榜前十名。
这首歌更呈现出他和之前政治姿态的清楚断裂。在《革命》（Revolution）这首歌中，他对于是否要加入革命的行列还感到犹疑不定，现在他却说“我们说我们要一个革命/最好赶快开始吧！”
这首歌也展现他最乐观的期待，他相信只要人民展现力量，就能改变世界。一如他在两年前圣诞节大型广告牌上所传递的讯息：只要人们愿意用行动去反对战争，战争就会结束。
这一年八月，蓝侬和洋子第一次携手走上街头示威，手上举着牌子写着：支持IRA（爱尔兰革命军），反对英国帝国主义，高喊：人民拥有力量！
1971 下半年，蓝侬发表新专辑《想象》(Imagine)。在这首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歌曲中，蓝侬描绘出一个没有国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贪婪、没有暴力的乌托邦。这并不是痴人的白日梦，因为想象力并不是没有力量的：在68年巴黎街头的墙壁上，学生们写下「用想象力夺权」；当年新左派的知识导师、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库色(Herbert Marcuse)也说，想象就是权力——“把最前进的观念和想象力的价值转变为事实，就是革命性的！”
这张专辑和这首歌不但成为排行榜第一名，并得到左派杂志的高度称许。歌曲的音乐和意境更使其成为摇滚史上最永恒的歌曲。蓝侬证明了他可以结合摇滚乐创造力与理想主义。
有了乌托邦，有了音乐来传递这个共同的蓝图，接下来的工作是组织更多人加入他的梦。
你可以说我是做梦的人
但我不是唯一的
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加入我们
然后世界会成为大同
蓝侬准备和新左派更紧密结合。他向阿里提议他可以出钱购买一个媒体来结合更多人；他们也准备成立一个「红葡萄基金会」，来进行左翼的政治与文化工作。蓝侬透过他们进入了真正的工人斗争，例如一起声援和金援苏格兰船厂工人的罢工。
但是，就在他要更深化他在英国的左翼政治运动时，却因为小野洋子要争取他和前夫的女儿的监护权，他们必须在短时间搬到美国。
从英国转换到美国，将对蓝侬的政治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因为他的激进政治一直深受身旁的人影响，例如小野洋子或是后来这些英国新左派知识份子。而英美的 左翼政治风格完全不同：英国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基础，且阿里和布莱克伯恩都是知识分子，但蓝侬到美国后，将进入完全不同的左翼政治实践。
6.
1971 年八月，蓝侬和洋子离开伦敦，来到纽约，住进格林威治村的小公寓。然后，地下艺术家来了，诗人来了，左派份子也来了，尤其是六零年代新左派中特立独行的人 物鲁宾(Jerry Rubin)和豪夫曼(Abbie Hoffman)。这两人都参与了1968年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的抗争，因此和其他人一同遭到审判，被称为芝加哥七君子(Chicago Seven)。不久后，这两人成立了「国际青年党」，简称Yippie(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他们和传统强调草根组织的左派团体不同，而是更依赖媒体政治，更强调用冲突且戏剧化的方式来攫取媒体注意力。蓝侬的床上静坐行动就是符合这种媒体造势的反抗风格，所以双方一见如故。
他们合作的第一个行动是1971年十二月在密西根安那堡的「释放辛克莱」（Free John Sinclair）演唱会。辛克莱是革命组织「白豹党」的重要干部，也是政治庞克乐队先驱乐队MC5的经纪人。他坚信摇滚乐可以推翻资本主义：「我们没有 枪，但我们有更强大的武器能够直接和百万的年轻人接触，摇滚乐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他在69年因为贩卖大麻而被判刑十年。
在狱中，他不断要求州议会修改管制毒品的法律，期待可以藉此出狱；71年底这场政治演唱会就是一连串运动的高潮。就在演唱会前一天，当地议会通过降低贩卖和持有大麻的刑罚；演唱会后两天，他被释放出狱。
当天演唱会是由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开场，然后有抗议民歌手欧克思(Phil Ochs)和黑人天王史提夫汪达(Steve Wonder)的演唱，以及鲁宾、霍夫曼和黑权运动组织黑豹党主席席尔(Bobby Seal)的演讲。正如鲁宾所说，「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结合流行音乐和革命政治，以推动一场全国性的革命」。
然后蓝侬上台了。他演唱的歌就叫〈辛克莱〉（John Sinclair）。在歌曲中，他唱着：“现在就让约翰自由吧！”
但是要那一个约翰自由？
是要让“约翰”辛克莱从牢狱中获得自由？还是要让“约翰”蓝侬从披头四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1971年的约翰蓝侬，早已不再是那个看来温顺可口的偶像披头，而是一个试图接合摇滚乐与激进政治的音乐人，一个真正的行动主义者(activist)。
如果六零年代最鲜明的抗议歌手身影是狄伦，那么从七零年代的开端，蓝侬将用更多的抗议歌曲、更激进的政治姿态，来开始音乐与政治的新可能。
7.
蓝侬在美国的第二场表演是年底在纽约哈林区的阿波罗戏院，这是为了纽约阿提卡监狱的囚犯而唱。三个月前，一千多名的监狱囚犯为了争取狱中基本权益而暴动，数 十人被警察开枪伤亡。这些犯人大都是黑人，所以黑人社区在这个黑人音乐的圣地举行了一场慈善演唱会，来帮助囚犯家庭募款。许多黑人歌手如爱丽莎富兰克林 (Aretha Franklin)都出席演唱，但蓝侬这个白人歌手更直接以事件为名做出一首歌：〈阿提卡州〉（Attica State）：
“恐惧和恨蒙蔽了我们的判断
让我们从慢慢黑夜中解放出来吧“
蓝侬和洋子并不满意于这种个别的政治演唱会。“释放辛克莱”演唱会只是一个新运动的开端；蓝侬、洋子和鲁宾计画到各地巡回演唱/演说，并且组织各地的青年理 想主义者，让他们关注社区本身的问题。而是当共和党在加州圣地牙哥举行总统提名大会时，他们要到外面办演唱会抗议，以阻止共和党的尼克松连任。蓝侬甚至准 备邀请迪伦一起上路，联手重建音乐的激进政治。
然而，执政的尼克松政府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1972 年六月，蓝侬发表了来到纽约后的新专辑，名称就叫《在纽约的时光》(Some Time in New York City)。这是张高度政治化的专辑，且内容与包装都依循“头版新闻歌曲”的概念：专辑封面是模仿纽约时报头版，封面上的新闻标题则是专辑中歌曲曲目，照 片则包括洋子设计的尼克松和毛泽东一起裸体跳舞。每首歌内容几乎都是他在近期经历的各种政治事件，包括”Attica State”、”John Sinclare”、谈女性黑豹党员的”Angela”、关于1972年北爱民权运动者被英军枪杀的 “Sunday Bloody Sunday”等、记录他们纽约生活的 “New York City”，以及一首引起诸多争议的女性主义歌曲”Woman is the Nigger of the World”。
这种新闻式歌曲早已是美国抗议歌曲的传统（注六），但这张专辑的评价和销售都不好。或许，这些歌曲的价值真的和新闻一样，只有记录历史时刻的意义，却无法传世。当然，如何写出音乐美学上可以永恒，但又饱满抗议精神的歌曲，是所有抗议歌曲的难题。
8.
即使这张专辑评价不佳，但蓝侬透过文化造成的政治影响力却已经强大到可以颠覆政权了——起码当政者是如此认为。FBI早就开始监控蓝侬，甚至用各种手段打击 他，包括对报纸放消息说他资助恐怖主义，或者说鲁宾被CIA收买。72年五月，蓝侬在FBI的档案从「新左派」提升到「革命活动」。
真正对蓝侬造成打击的，是1972年初，一名参议员写了一封秘密信给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指控蓝侬和左派份子“正提出一个计画要逼尼克松下台。”他们计画在 各个举办初选的州举办演唱会，以进入校园、推动大麻合法化、鼓励青年去抗议共和党提名大会。……如果可以终止蓝侬的美国签证，会是一个好的反制策略。」尼 克森政府开始了准备驱逐蓝侬出境的程序。
共和党之所以这么担忧蓝侬的影响力，关键原因之一是1972年这次大选是美国第一次把投票年龄降到十八岁，所以年轻人的选票将扮演重要角色。而属于年轻人的摇滚乐，或许就是辛可莱相信的最有力的政治武器。
无论如何，约翰蓝侬成为摇滚史上第一个因为政治影响力而被美国政府试图遣送出境的音乐人。此后数年，蓝侬展开了和美国政府漫长的法律诉讼，并深深影响了他的 音乐革命计画。在律师建议下，为了保持低调，他们取消了原来反战巡回演唱会的计画。而美国在73年开始从越南撤兵、尼克松爆发水门案并于次年辞职下台，也 使得抗争顿时失去了方向感。蓝侬逐渐淡化他的政治参与。
一个深具象征性的改变，是73年春天，蓝侬和洋子离开他们在格林威治村的革命小窝，而搬进中央公园旁边的豪宅达科塔大楼(Dakota)。
年底，他发行新专辑《心灵游戏》(Mind Games)，音乐的政治意味大大降低。69年时，他曾说希望人家记得他是和平主义者的身份先于音乐人，但现在他却说“〈你所需要的只有爱〉(All you need is love)就是我最终的政治信仰。我发现涉入政治太多会影响我的音乐。我是艺术家，不是政治人物。”
1976年中，蓝侬终于赢得诉讼，获得永久居留权，但他却也早已疲惫不堪了。
1980年十二月八日，他在接受媒体的访问中说：“也许在六零年代时，我们都像小孩般的天真，然后各自走回自己的房间。我们终究没有得到一个花与和平的美好世界……但六零年代确实告诉了我们该具有的责任与可能性。它不是最终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可以一瞥事物的可能性。”
这是什么样的可能性呢？或者我们该如何去「想象」新的爱与和平的可能性呢？蓝侬没有机会告诉我们，因为那是他人生最后一场访问。
六个小时后，他就在曼哈顿家中的门口被枪杀了。
9.
我站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莓园」——这里并没有草莓，只是在地上刻了「Imagine」字样的图案。每年冬日他的祭日，都会有无数歌迷在这里聚会，点起蜡烛，唱着蓝侬或披头四的歌。
几十公尺外公园旁的大楼，达科塔大楼，就是蓝侬被疯狂歌迷枪杀的地点。
没有人想到，六零年代的精神会以如此暴力而黑暗的方式终结。
然而，蓝侬证明了摇滚乐如何可以撼动现实政治——至少当权者是如此相信，所以才试图要驱逐他出境。到了八零年代时，FBI仍然不愿意解密关于蓝侬的历史档案，因为他们说资料一旦公开，将会在英国造成“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以及社会暴动”。
只是，1980年那声枪响虽然让蓝侬本人不会再威胁执政者，却并不能让人们停止想象。因为，每一代的年轻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想象属于他们的爱与和平。
当人们在圣诞夜聆听动人的《Happy Xmas (War is Over)》时，他们会被唤起对和平的温柔渴望；而当人们唱着《Power to the People》时，下一场抗争或许就在不远处。
蓝侬死了，那个六零年代试图追求爱与和平、试图反对战争机器、相信把权力还给人民的象征死了。但那又如何？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本文选自《时代的噪音：从狄伦到U2的抗议之声》）
（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原文链接： http://soundfury.blog.163.com/blog/static/16862659820109711145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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