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政治好奇心就是出了名的。不论是目不识丁的小农，做生意的商人，饱读诗书的知识人，占山为王的强盗、土匪，还是官员、皇帝，都喜欢谈论政治。到了如今的微博时代，五颜六色的政治话题被转移到微博平台上，被网友用真实的、带有娱乐性的、充满火药味的方式狂热地消费着。许多网友可能不知道，他们这种满足自我政治好奇心的体验、行为，正在引领着整个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走势。

小农谈论政治，因为他不得不谈。一块地、一处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婆、孩子、热炕头，本来和政治扯不上关系，但是种田要交税，活着就要服劳役、受管治、遭盘剥，于是就和地方上的官吏打上了交道。因为处于弱势，专制制度又恃强凌弱，小农在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受到不公的待遇，因为不公，心理就会难受，而难受极了，就会咒骂官吏，想象“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而在历史上，清官难做，贪官易活，小农的辛酸苦辣也就成了常态。在常态下，小农谈论政治，无非是想让自己活得下去。生存第一，是小农发自内心的政治期待。

商人谈论政治，那是又爱又恨。在一个注重儒家伦理的传统中，商人的地位是边缘化的，士、农、工、商的排序是商人边缘化的真实写照，“无奸不商”是对商人经营活动的道德贬低，节制资本、严控商业的专制政策从汉朝到清朝一脉相承，在这样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商人想要获得生存，就不得不和政治拉上关系。他们谈论政治，无非就是想获得好的经商政策，想要一个受到尊重的契约精神，自己的财产有官方的保护，遇到纠纷时有一个公平的裁判。然而，这种政治想象总难以合理的实现，以至于像美国学者费正清这样的研究者也很疑惑，还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发出疑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对于这一疑问，历史学者王亚南等人给出了答案：“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依附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依附于政治，生存、发财，是商人在专制制度环境内寻找出路的无奈选择。可悲的是，商人群体至今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力量。

知识人谈论政治，源远流长。自百家争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知识人开始谈论政治。最有影响力的政论人当属儒家学派的孔子，“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修己以安百姓”等言论说出了他心中的政治理想。儒家的另一领袖孟子也说了“民贵君轻”、“得民得心”、“得道多助”的话。荀子则说了“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话。道家的老祖老子说了“无为而治”的话，墨家的创始人说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话。后世的知识人也说了许多继承的新话，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民主、科学”、“救亡、革命”、“宪政、自由”、“左、右”等等，究其根本，知识人创造了一个理论上的“道统”，这个道统需要与皇帝、官员发生关系。“道统”与皇帝发生关系，传递的是知识人“得君行道”的政治抱负；“道统”与官员发生关系，传递的是知识人“得权行道”的政治抱负；“道统”与平民发生关系，传递的是知识人“觉民行道”的政治抱负。有知识人的地方就有“道统”，有道统的地方，就有政治理想，这为中国的历史所确认。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人一直在政治权力的边缘化地带活动，他们所主张的“道统”被政治权力所轻视，只能沦为民间的一种思潮。

占山为王的强盗、土匪谈论政治，则有其生存逻辑。在《水浒传》中，宋江等人竖起的大旗上写着“替天行道”的大字，“官逼民反”的政治起义缘由，“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行动，“被招安、洗贼名”的结局都在诉说着“梁山好汉”的政治生存逻辑。一方面，他们被官员欺压、盘剥、逼上绝路，对当时的政治充满着无比的愤恨；另一方面，他们又期望有朝一日成为高高在上的官员，不被欺压，又对当时的政治充满着无比的期待。这种矛盾在落后的专制制度内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这种占山为王的政治逻辑发展到太平天国时期，则成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只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权力占有上向前走了更大的一步，自己当上了皇帝、王公、将相，可惜的是，他们无法摆脱专制制度的政治狭隘思维的束缚，无法建立一种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最后不得不悲惨地灭亡。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强盗、土匪都灰飞烟灭了，只是因为他们心中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行为太落后，跟不上时代的呼声，满足不了民众的政治需要。

官员、皇帝谈论政治，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就处在政治权力的中心。一部二十四史，记录了帝王将相的家谱、族谱，以及他们的政治作为和不作为。自秦朝以来，郡县制让政治中枢找到了权力集中、控制官员的办法；独尊儒术让皇帝、官员找到了大一统的专制伦理、意识形态；科举制让皇帝找到了吸纳符合政治系统需要的知识人为之所用；国有垄断化的经济制度让皇帝找到了控制民众生活的根本手段，也让官员找到了以权谋私的渠道。这些制度的平稳运行可以握住权力、把住财源、管住精英、控制思想，这当然是官员、皇帝最为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关心的无非就是小集团、小圈子的局部利益了，至于民众生活，公平、正义的价值则是他们最为靠后关心的问题。到了今天，能成为官僚体制内的一份子，竟成了很多大学毕业生的最大理想。数据显示，最近4年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都超过了100万，这都说明了政治权力对年轻人的现实吸引力。从理论上说，向往权力的人越多，对社会越不是个好现象。但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

当中国人这种由来已久的政治好奇心遇到微博技术平台，那会创造怎样一种局面呢？

由于微博的开放性特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微博上发表自己对政治的看法，一个转发，一张图片，一句评论，一个表情，或者一次现场直播，都可以把他在当时当地对政治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好恶、信疑表达出来。换句话说，过去的中国小农、商人、知识人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而现在的中国小农、商人、知识人和其他群体，随时都有可能通过微博处于政治的中心位置。《微力无边》一书的作者杜子建说：“微博，让每个普通人拥有了最强大的背景。”2012年8月29日，一个叫方大国的广东官员涉嫌殴打南航空姐的情况被微博曝光以后，迅速引起了网友的转发、跟帖和评论，至今已经在新浪微博上产生了超过260多万条的相关信息，而且这一事件还引发了网友对官员傲慢、滥用权力、媒体监督等方面知识的普及教育。由此可见，微博像一张张开的大网，在网罗着中国人最为关心的政治热点问题。

政治非一人之政治，乃天下人之政治也。以前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一个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的人没法与天下人共同讨论政治，现在有了微博，就有了一个互动的平台。你爆料，我怀疑，他调查，共追踪，把一个平平常常的政治事态进行专业化、精细化加工，在参与中获得一种分享的喜悦和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政治事件的阅读与处理快感。这种互动效应用在近日发生的“微笑局长”事件上再合适不过。在36人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现场，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笑了，他的笑与惨不忍睹的现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是这一瞬间的反差被拍成了照片传到了微博上，引发了如潮的热论。从他的微笑，到他的11块国际名表，再到他的高价皮带、眼镜，都触动了网友对政治权力腐败的担忧和质疑，由此上升到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权力监督制约制度层面的深度讨论。在互动中，有数十万人对此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共同见证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拥有者的推诿、扯皮、荒唐和滑稽的丑态，以及最后被曝光、追查、免职的全过程，并获得了一种驱走心中政治烦闷的娱乐。

由于传统政治遗产中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统治模式，以及政治权术、权谋思想的影响，官员、皇帝在治国理政时都有“藏之于胸”的决策和规划，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政治神秘效应——官员、皇帝越是想刻意隐藏什么，旁观者越是想知道其中的奥秘。如今，假设你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可能都会告诉你一个他对国家领导人活动背后意图的猜测和解释，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而在微博上，这一神秘效应则被放大到了极致，2012年上半年发生的王立军事件和陈光诚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王立军是美国的间谍”，“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谈话全文”、“陈光诚是美国的卧底”等等不靠谱的言论都闪现在微博上。近日，则是对某个国家领导人不公开活动原因的种种猜测浮出水面。因为政治治理程序不透明，所以，中国人让政治谣言满天飞，这也符合美国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提出的谣言心理学公式的解释，即谣言=重要性×模糊性。在中国，政治很重要——如果从每年新增的财富而言，政府拿走的可能是70%甚至80%（《证券市场周刊》副社长王安测算），且政治很神秘，而神秘性则是模糊性的极端状态，所以，中国的政治谣言在微博上汹涌澎湃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中国人长期受国家本位、集体本位教育模式的熏陶，所以，在性格上少了一些主见和独立性，在各种事件上喜欢跟从别人的暗示，不加分析和判断地接受和行动。在微博上聚集了中国大多数的媒体、明星、名流、商家、意见领袖，以及2亿多草根用户，在特定情况下，他们中的某一群体对热点事件发起讨论和传播，都会引起数量庞大的人群的一致呼应和遵从。例如，在甚嚣尘上的钓鱼岛事件上，新浪微博上已形成了6000多万条相关的讨论和转发，不可否认，其中有大量盲目从众的民族主义者；在前段时间的电商价格大战事件上，新浪微博上冒出了近200万条的相关信息，这种短时期的集体协同传播，不仅让网友找到了临时性的话题参与归属感和组织归属感，也让他们在消费这种话题时找到了共同的乐趣。

在满足政治好奇心的动力驱动下，网友借助微博平台极为真实地模拟着中国政治参与活动的各种场景，且带着个人情感、亲身体验着政治参与的意义与乐趣，在潜意识中孕育着自身的独立人格、公民意识和民主素养，这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参与模式，并逐渐地使一种富有平等参与、迅速回应、互动协商特色的政治参与模式渗入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

刘锋，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微博名“锋语彩虹”

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