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我認識莫言，甚至認識他的家人。我讀他的作品，也喜歡他的大部份創作（尤其《酒國》與《檀香刑》）要說他是壞人，以我有限的認識，恐怕不能同意。要說他的作品不夠批判，我更加無法贊同。因此，他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主動獻詩歌頌重慶唱紅打黑，才會成為一個讓我困惑的問題。當然，我曉得他是共產黨黨員，更是解放軍軍官，這一切都使得問題更加複雜。但是他在諾貝爾獎頒獎前後這一段時間的談話，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了；那根本是最低級的錯誤。
人家問他對中國審查制度的看法，他扯到機場安全檢查。人家問他中國被囚作家的事，他竟然說什麼作家不一定都是善人，也會幹些偷搶拐騙的犯法壞事，坐牢並不稀奇。明智如他，能不知道人家問的是什麼嗎？
這種說話方式，我們都不陌生，你常常能在中國某些大人物口中聽到。面對質難，他們顧左右而言他，要弄些假裝糊塗小聰明。說不定有些人還要讚他們「幽默」，而他們自己也要暗暗得意，全然不知這類言說是何等地失格，何等地丟臉。例如已經算是很會講話的朱鎔基，當年被人問到對高行健獲獎的看法，他居然回以一句「恭喜法國人多了一位諾獎得主」，當時還真有國人說他夠風趣。其實，這就是王丹所說的「農民式的狡獪」了，一種完全上不了枱面的態度。
把被囚的良心作家說到做科犯法的惡徒上頭，這是侮辱良心犯的人格。硬把文學說成與政治無關，還要將文學描述成一種只是教人戀愛的事，這是侮辱他自己的文學。
為了他好，我寧願他在這些問題面前閉嘴，真正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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