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做過一個夢，夢中某部門要逼我當「信息員」。當然有好處的。我不幹，他們就抓住我不讓走。我找出各種藉口：我身體不好，從頭到腳都有病，他們不管。我又喊我記性不好，記不住。這仍然不是理由。我又說我精神有問題……我拚命掙扎，他們就把我關進一間黑屋子裏。
後來，我好不容易掰開後門的縫隙，逃了出去。但奇怪，我又折回去了，拿了一個兇器，竟然是一把碩大的卷尺。這把卷尺已經鬆了，左擺右甩。我逃跑時步伐踉蹌之際，它還沙沙作響。可是我仍然抓着它，我想着我逃走後仍然需要它。
早上醒來，有一種無處遁逃的恐懼，一身冷汗。我本來是從不忌諱當間諜的，而我青春期所做的「英雄夢」恰恰是當間諜。但是成熟後明白了，間諜是有立場的。
我一直以自己有立場而傲視妥協者，其中重要原因是我長期不在體制內。現在雖然在體制內，但我的職業仍然可以讓我保持一定的疏離。我也不幹政工，也可以不入黨，這讓我常有不入濁流的自得。
曾經和一個好友聊，無意中發現對方竟是黨員，鄙視了一下。對方楞了半晌，反擊道：「你要這麽討厭共產黨，那不要在共產黨辦的雜誌上發表作品，不要在共產黨辦的出版社出書！」我也楞了。是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想想，我家裏就有幾個黨員，我的好友也有不少是黨員。
再想想，我的單位也是黨辦的。當然我可以說，我吃的是國家的飯，國家不是某個政黨的，只要我勞動，應該得到報酬。作為作家，我雖然在黨辦的雜誌出版社發表作品，但我並沒有出賣靈魂，該怎麽寫就怎麽寫，即使被退稿，被查禁。
但我就不是這個體制的得益者嗎？比如「改革開放」政策？但我認為是中國民眾的勤勞努力讓中國富裕起來，只不過黨佔據了制定政策的位置，做了本來應該做的事。政策應該歸功於讓其行政的民眾。當年我出國，就有人說我能出去是因為政策放鬆。要是政策不放鬆別想出去。因為我大權在握，我可以不放鬆，如果放鬆了，你就得感謝我！這有點强梁邏輯了。
但我絕對沒有沾得這個體制的好處嗎？仍未必。朋友一起吃飯，當領導的那位去簽個單，老同學週年慶典，有權力的同學給安排場所，恐怕沒有幾個執意要去算錢的，我亦然。遇到急事，也會想到找個有權力的人通融一下。一次，我的車因為違章停放被拖走了。已是傍晚，第二天一早我得送人去機場。按規定程序，我是不可能這麽快就拿回車的。這時我想到了找熟人。七拐八彎，終於找到一個在交警部門的熟人，是領導，我給他打電話，沒有猶豫。不，有猶豫，猶豫的只是我給人家添麻煩了，而不是他是領導。這時候領導恰是我求之不得的，只有領導才能以權謀私幫助我。熟人答應幫忙，我十分感激。
我當晚就拿回了車。當我在停車場報上領導大名時，我並沒有感覺不合適；當停車場工作人員對我畢恭畢敬時，我還多少有些氣昂；當我把我的車開出車場時，我慶幸自己找到了一個有權的人。因為有權，所以能幫我。後來我想，如果我那時清醒，也只會嘆息一聲，而絕對不會把車開回車場。
當然我可以說，這是在情急之下。那麽如何分清「急」與「不急」？如何在遷就與不遷就之間劃個界線？這「線」是沒有的，一如底線。
曾經，我的一個朋友為他去入黨辯解：要為百姓做正當的事，就需要有權。這話也不無道理。但我這事，並不是正當的事，我是違章，我通過特權得到的不是我應該得到權利，而是超出我應當得到的權利的部分。
在中國，我們自己並非一塵不染。駡特權，不過是自己得不到。得不到了就駡，得到了就用。中國不只有幾千萬的黨員，還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的親屬、朋友、熟人，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或者共產黨員的親屬、朋友、熟人，我們被迫接受這個體制，又享受這個體制。如果說這個體制有毒，我們每個人身體裏都已經有毒，並且已經免疫。如果抽去這體制，我們固然會歡呼，但接着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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