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中國大陸各地圍繞環保而引發的日益普遍的官民戰爭，既是權力制度所導致，也是這一體制必須嚴厲壓制的。這些衝突背後的真正意義是專制權力的經濟運行與民權覺醒之間的零和博弈。 剛過去的5月4日，是中國大陸傳統的青年節。這一天，過去幾年各地常見的環保示威集中上演：昆明部分市民散步抗議安寧 PX項目，成都市民反對彭州石化項目，而上海松江市民則抗議電池工廠的建設。在網絡零星披露的這些消息之外，當夜還有消息說，青島黃島工業儲存設施爆炸。這些消息的共同點是，圍繞環保展開的社會抗議和博弈已不限於過去的中小城市，而在人口密集和影響巨大的一二線大城市發生，而且是全國性密集發生。實際上，自上海大火起，圍繞有關社會安全和環保而展開的各種抗爭已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社會運動形式，PX官民戰爭實質是當代中國社會民權覺醒和民權直接對抗專政權力的一種行動，因此值得關注中國民主和自由轉型事業的人們特別注意。 在過去引人注目的厦門、大連、什邡和寧波等地 PX抗爭之後，尤其在黃浦江死猪和新薩斯（SARS）爆發之際，這些一二線大城市還是若無其事地進行這種大型石化項目建設，就已表明各地當局根本沒有從過去的官民博弈中學到任何建設性的東西。這些項目的强制和野蠻推進本身就證明，各地的掌權者相信，只要準備好足够的强力彈壓手段，以及更細密地禁止網絡和媒體的信息傳播，更嚴厲地控制社會，則這些項目都可以高枕無憂地進行。說白了，在這類牽涉重大民生和社會利益的事務上，他們的决策和執行都是圍繞簡單的「有槍在，何必理他」的傲慢。 本來，在市場經濟原理下，權力應該儘量退出經濟决策和運行，安心充當中立的服務者的角色，而且這種服務絕不僅僅針對資本和利潤：首先，如果一個城市的政府是所有人的政府，它首先應該考慮的恰恰是本地居民的意見、意願和利益。可在各地有關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恰恰相反。各地方權力由於强行控制建設必須的土地資源，而土地的直接利益和派生利益是其主要的經濟和財政目標，因此，他們在决策和執行時首先考慮的恰恰是與外來資本的合作，而不是充當不偏不倚和以本地利益為立足點的中立者。這是此類事件往往一旦觸發就變成劇烈衝突的主要原因，因為這是兩種根本不能調和的利益衝突。 要分析中國地方政府為何甘冒群體性抗爭的巨大風險，對此類激發巨大民怨的大型工程如此熱衷，則必須了解中國目前地方權力的生財潛規則。在這類大型國家托拉斯（Trust）及所謂新國有企業的工程項目中，地方不僅有向中央權力授予者買好的政治熱情，更直接地，在此類工程的土地徵集、工程融資、基建施工以及設備採購等過程中，地方權力與所謂央企實際上是聯手搞錢的夥伴關係。這些錢財絕不僅是滿足地方財政需求的桌面遊戲，貫徹始終的，是通過各種人際關係網絡而實現的化公為私、上下其手的天文數字的利益輸送，這才是中國特色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核心，也是上下互動的真正動力。 撇開中國現實的大型工程項目各種權力潛規則機會不談，即使在所謂純粹的發展考量下，由於中國高層的權力是政經合一的，因此，具備全國性地位的央企與各地權力的直接利益結合點也是顯而易見。而考慮到權力自上而下授予的制度特色，要各地當局為地方居民的意願和利益去對抗以全域發展之名的外來資本，也是不現實和不可能的。在任何堂而皇之的道德宣言之外，政治學基本的現實主義思維實際上在此類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實際上，無論從新領導團隊的成員履歷來看，還是從其他層級的各級黨政官員的升遷與職位調整情况看，家族化、派系化的權力結構本身就涵蓋政經兩道，並隨權力與利益分配的需要而轉換角色，如人們在李鵬等家族成員的職位轉換中所看到的。 除此之外，還有地方官員所謂「守土」和「維穩」的自身利益需求。權力自上而下授予，當地的居民對地方當局的權力並沒有任何有效的約束手段。制度化約束並不存在，而居民自發的散步——也就是被內部稱為「出事」的群體性示威，很可能就是居民的唯一博弈工具。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在穩定焦慮症的催化下，考核地方當局的兩大指標，除了經濟上的GDP，剩下的就是政治上的不出事。所以，從這裏可以看出，各種群體性抗議事件，實際上正是當代權力缺乏約束的制度本身所必然孕育的結果。換言之，各地圍繞環保而引發的日益普遍的官民戰爭，既是權力制度所導致，也是這一體制本身必須嚴厲壓制的。也就是說，在現行體制之下，這是無解的死結，因為這些衝突背後的真正意義並不是經濟和產業的，而是全民政治層面的，是專制權力的經濟運行與民權覺醒之間的零和博弈。 由於權力是博弈中與資本立場完全一致的一方，因此，在這種沒有仲裁者的官民對抗中，權力要保持所謂公信力則無異於天方夜譚。在沒有裁判的球場上不可能出現公正，何况在這一場基本生存和權力絕對意志的較量中，裁判實際上本屬於犯規的一方。因此，不可能指望博弈的一方擁有特別的公信。就各地居民的實際行動而言，由於人們對中國權力蠻橫和野蠻性質的認識，恰恰是居民一方的行動體現了高度的自制、理性、尊重法律和人性化特徵。因為，人們深刻意識到，這本來自然和天然的權力行使，在中國無異於「捋虎鬚且與虎謀皮」的危險事業，因此他們總是希望在堅定和明白表達自身意願的同時展現更大善意和誠意。儘管如此，由於上述利益和立場本身的不可調和，以及權力本身的傳統，官府還是以一貫的野蠻和傲慢方式來回應。 誠然，PX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產業項目，而一般人對化工事業的危險並不具備精准的科學認知。然而，如果稍微了解上面談到的各種現實情形，人們應該明白，在這些項目抗爭背後的真正熱情和動力，並不是圍繞化工產業的科學論爭，而是在缺乏基本公信和互信的環境下的官民對立，以及缺少制約權力手段的居民對自己最切身利益的謹慎態度。因為，歷史和現實太多經驗與教訓告訴他們，權力對經濟發展結果的美好描述並不可靠，而愈是權力以最美好理由要竭力推行的事情，往往結果格外的危險。因此，即使在關於PX 的科學意見上居民們有可能是錯的，但在這終極的厲害和利益的感知上，稍微了解中國現當代歷史的人都知道，各地的市民們絕對是對的。看看現實中國環境、食品、飲水等事情上的現狀，只要一個人還稍有理智和天良，相信沒有人敢於懷疑這一點。 問題是，在出現那麽多起激烈的對抗之後，權力者是不是仍不知道這種基於體制帶來的無公信的施政環境呢？從每起抗爭時格外細膩的控制信息措施，以及動輒出動高壓機器的手法看，他們對此完全清楚。而要解脫這種「結局必定是悲劇」的對抗，需要的是什麽呢？當然是一個人民信賴獨立的法治系統，以及人民可以正當、安全和清晰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並訴諸公論和法治的體制。而這一點，恰恰是權力制度絕對不允許的，連最遙遠的虛假承諾都沒有。這一絕望的現實使得每次本來正常的民意表達帶上了悲壯的最後鬥爭的色彩，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公信是所謂公權的基本特徵，但這卻不可能靠掌權者自我道德目標的標榜而獲得，它只能來源於體制的前提。而任何體制的建構，其根本內涵當然不是經濟的和民生的，而是全域性和政治的。這是某些低估這些環保抗爭的朋友所忽略的意義。然而，那種僅從中外歷史19、20世紀的革命模板來想像當代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的理論方法本身就有內在的學理弊端：一來，經濟全球化和社會數字化的時代裏，突破性的社會革命是去中心化的，不會再有1789（指法國大革命）或布爾什維克似的運動；再則，這些抗爭背後蘊含的代議制的地方權力訴求正是民主轉型最强大的動力之一——對於現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地方性動力如有疑惑，人們只需要簡單回顧百年前雲南的保礦與四川的保路運動即能明白。明乎此，才能了解為何即使以整個政黨的黨德和形象為代價，中央也要忍痛支持各地的PX鎮壓措施。這與1911年端方入川的情形也是完全一樣的。 一句話，透過今年五四各地風起雲湧的環保抗爭，以及官方格外嚴厲的壓制，人們應該看清一個基本現實，那就是，當此巨變前夜，今日中國已不再有所謂局部事件的概念，而任何零星的火花都可能觸發火山的總爆發，有志於變革事業的朋友們萬萬不可對此有任何糊塗的觀念。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當朱令案促使愈來愈多的中國民眾——絕大部分是青年——紛紛在給白宮的請願書上簽名，我想到林達的《歷史深處的憂慮》一書中，對美國「世紀大審判」——辛普森案——的梳理和解析。 這封白宮請願書稱，孫維有動機和途徑獲取鉈、導致朱令癱瘓，後來更改名字並通過「婚姻欺詐」赴美，並「請求政府調查並驅逐她」。 與其說這是請願書，還不如說是舉報信。因此有人戲稱，白宮應該專為中國網民建立一個信訪處。在白宮網站上除了這封請願書，還有另外兩份較引人注目的「熱帖」，一封來自馬來西亞，一封來自委內瑞拉，都是要求美國關注本國的大選舞弊事件。 美國仿佛不只是世界警察，儼然還是世界法官了。以前很多愛國青年跟官府腔調一致，喜歡動輒指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去年9月希拉里訪華，影星陳坤發微博抨擊她：「自己家沒擱不平的事轉移視線向外准沒錯，自己當家長時承諾的事沒做到轉移視線找別家麻煩准沒錯，自己在西邊住非要找東邊人家的茬兒積累家人投票准沒錯，關鍵是還派出來一個曾經想當家長的女性來這家周邊鄰居家轉悠，怎麽的？我們家好欺負？」但與此同時，網絡卻一度非常流行希拉里批評中國的言論——即便知道那是編造的，人們也樂於傳播。至少在微博上，崇美愈來愈足以與反美相抗衡，甚至漸成主流聲音。3年前樂清一位為村民維權的村長錢雲會離奇被車軋死，錢雲會80歲的父親錢順南唱了一首哀歌（後被收錄於左小祖咒的專輯）。雖然他也把共產黨當作包青天一樣來喊冤，但現實世界已經容不下賤民的呼告。錢順南最後令人驚悚地哭號——「我要去閻王殿遞京狀」，聽起來就像是千百年傳承下來的一齣鄉村戲曲中的唱詞。然而現實比戲曲殘酷絕望，不是去天安門，不是去中南海，而是去閻王殿。「去閻王殿遞京狀」，一語道破中國傳統社會專制本質。 網絡新世代似乎一舉打破了傳統，他們去白宮遞京狀。 這是出於正義感，出於改變非法制的專制社會的積極願望和行動，然而，卻也是一種饑不擇食，乃至病急亂投醫的做法，恰恰與法制精神相悖，其依據的不是程序正義，而是「情緒正義」。不少人認為簽名請願可以「逼迫美國政府給中國政府施壓重審朱令案」，去白宮遞京狀的人們似乎已經把孫維提前押送上審判席。刻薄一點說，美國似乎應當給這些去白宮遞京狀的人辦一個法盲夏令營。 但寬容一點說，很多人也是被逼的。當「朱令」乃至「鉈」字居然都成為敏感詞，人們只好把對言論自由的絕望和渴望發洩到白宮網站上。 我也和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人們一樣，認為孫維是目前為止可知的最大作案嫌疑人，但現在能做的只有呼籲警方公布當年調查細節並重啓調查——包括調查是否有人利用權力干擾辦案——而不是急於認定孫維就是罪犯。大多數美國人也都認為辛普森是殺人犯，最終法庭宣判辛普森無罪，固然令很多人失望，但這恰恰捍衛了法制。法制要依據的，不是人心，不是民意（尤其不是民憤），不是正義昭彰的迫切需求，而僅僅是：證據。 作為民意的晴雨表，微博意見領袖李承鵬認為朱令案 「理論上還沒有水落石出」。但難道實際上已水落石出？每個人盡可以有自己的意見乃至結論（甚至眾口一詞咬定孫維），這是言論自由，也反映了民意——尤其是對公權力刻骨的不信任感——然而法制精神首先要排斥的恰恰是所謂「民意」。以民意殺人，正是極權社會的一大傳統。再一次，反對極權的人們不知不覺遵循了極權的思維和做法，高喊法制的人自己先違背了法制。 儘管在中國往往黨大於法，司法並不獨立，但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博導沈德咏最近針對冤假錯案有一句話說的不錯：「寧可錯放，不可錯判」。從這個意義上講，捍衛孫維——即便她是嫌疑人——與捍衛朱令同樣是在捍衛人權和法制，當然也是在捍衛我們自己。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人民愈來愈渴望，要有一個制度能將他們由『吃米飯的機器人』提高為真正的人──在人權的保障下，能够自由思考，暢所欲言，昂首挺胸。」而這不正是我們所嚮往，所敬佩的良心行為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良心匱缺的時代，我們膽怯、懦弱，看着別人受難，卻自己躲在一邊；看着强權施虐、卻默不作聲。雖然我們羡慕有良心的人，為自己沒有良心及勇氣而羞愧，但在現實的考驗面前還是會選擇不理睬良心地存活下去。良心本身不是道德原則，而是在處理具體情况時，在特殊場合和問題面前根據某種道德原則做出的選擇和行動。這種道德原則往往來自一個人的信仰，尤其是道德信仰。 良心雖然能幫助人辨別對錯和是非，但良心本身並沒有什麽好壞或善惡的實質內容。决定良心實質內容的是運用什麽道德原則（這關乎承認哪種道德權威）和如何運用道德原則（這關乎運用者是否具有「審慎」這種實踐性美德）。對於良心的這兩個方面，理性的作用都特別重要，但宗教信仰卻能給予特別的便利。在宗教信仰中，基本的道德原則及其權威來源都是清楚的，而宗教傳統文獻和共同經驗則有許多良心行為引人向善的先例。這就像法治傳統良好的社會不僅有受尊重、有威望的法律，而且還有許多可供諮詢和參考的判决先例一樣。 說到良心的道德原則，人們往往會想到神和神對人的道德誡命。因此，雖然美國憲法中沒有關於保護個人良心的條文，但還是有法學家和倫理學家將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中的「保護宗教信仰自由」解釋為實際包含了保護個人的良心自由。那麽，神的誡命和人的良心到底是什麽關係呢？不妨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戈涅》（Antigone）做例子。在劇中，安提戈涅想方設法要安葬她的哥哥波呂尼克斯，但國王不允許，因為波呂尼克斯是在叛國的戰鬥中死去的。安提戈涅對國王說，有一種比國家法律更高的法，而她要服從的是更高法律，只有更高法才具有神聖權威，更高法不僅要求人不做惡事，而且還要求人做善事。安提戈涅堅持說，神要求她善待自己兄弟的遺體，將其安葬，違反國法做這件事是她正當的良心行為。 那麽安提戈涅所說的神法是什麽呢？希臘的神從來沒有向凡人宣喻過神法，希臘神話中的大英雄珀耳修斯（Perseus，宙斯和達那厄的兒子，傳說中邁錫尼，Mycenae的開國者）也從來沒有像舊約中的摩西那樣登上西奈山，在熊熊烈火中諦聽上帝的誡命，接受上帝與以色列人的約定。大神宙斯也從來沒有用文字公布過像《聖經》中的那種「十誡」。因此，儘管安提戈涅說到具有神聖權威的更高法，但那不可能是《聖經》裏的戒律，也不是什麽部落裏的規定。她心目中的神法是每個正常的人都能用良心感知的原則，也就是後來自然法哲學家們常說的那種「刻印在人心上的律法」。 與異教的希臘人不同，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文字的啓示，摩西在西奈山上宣喻上帝的誡命，《聖經》裏有十誡，都是用文字記載的。人們因此常常以為，猶太人和基督教徒有不同於自然法的道德傳統，他們有了神法，因此根本不需要自然法。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天主教哲學教授布德西斯澤烏斯基（J.

「六四事件」後，民主黨派被定性為「參政黨」。時至今日，他們仍須按照 50年代劃定的「防區」，每年以不超過 5%的額定淨增率發展黨員。加入民主黨派，通常被認為比加入中共還難。 當今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除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外，有八個參政的民主黨派：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民主同盟（民盟）、民主建國會（民建）、民主促進會（民進）、農工民主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與民主黨派並列的，還有無黨派人士和工商聯兩個界別。 但1949年在北京召開新政協時，民主黨派單位有 11個，宣布成立的是「聯合政府」，也未明確「執政黨」與「參政黨」的區別。這期間的政治變遷，可追溯至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後的政治格局變化。 斯大林否決毛澤東一黨執政提議 1946年 7月國共內戰爆發後，處於調停地位的「第三方面」、中間黨派大本營民主同盟分化，青年黨、國社黨脫離民盟，參加了國民政府召開的國民大會。1947年 11月 6日，民盟在國民黨的高壓下被迫宣布解散。 毛澤東據此認為：走「第三條道路」的中間黨派沒有用處了。他在11月 30日致電斯大林，認為中國也可以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建立一黨執政的政府。毛認為中間黨派大多數人是動搖分子，並且與美國人有着密切的聯繫，將來很容易被美國人利用來做有利於美國和蔣介石的事情。民主同盟的解散，進一步證明了這些中間派的動搖和不可靠。他提出：「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後，應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之外，所有政黨都離開政治舞台，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斯大林不贊成毛的意見，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覆電中說，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着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强，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權，即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 14個黨派單位入選新政協 隨着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軍事失利，國民黨內部發生分化，李濟深、馮玉祥等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並於1948年1月5日在香港召開一届三中全會，宣布恢復活動。面對中國政治格局出現的重新洗牌，中共中央於同年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主張得到了在野黨派的響應。中共香港黨組織開始秘密輸送各黨派負責人分批北上，參與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 新政協籌備階段共收到30份團體和個人要求參加新政協的書面請求，最終准入有 14個黨派單位：除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還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致公黨、農工民主黨、人民救國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 11個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 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民社黨革新派、中國少年勞動黨、光復會、中國農民黨、中國民治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黨派團體的與會請求，被以「成分複雜」等理由拒絕，僅接受部分人士以個人身分參加新政協。 毛高呼「聯合政府萬歲」 據救國會成員宋雲彬1949年5月27日的日記：「晚，周恩來、李維漢等在北京飯店邀請救國會同人晚餐。周表示，新政協開會後，各黨派除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外，其餘均可解散。」 新政協閉會後，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併入民革，救國會宣布解散。按原定合併方案，下一步致公黨將併入民革，農工、民進、九三併入民盟，當時已安排民進領導人馬叙倫、許廣平出任民盟中常委。據原民盟負責人周鯨文回憶，此方案最終因毛澤東改變主意而未實行，八個民主黨派的歷史格局才得以延續至今。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發表講話，描繪出未來「中國夢」的藍圖： 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在講話結束時，高呼三個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民主聯合政府萬歲 !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 ! 改造民主黨派，確立發展禁區 新政權成立後，對民主黨派的組織改造隨即開始。一些黨派有軍事上的成分，如民革中有原国民黨地方實力派或「起義將領」，農工黨、民盟的某些成員曾是軍人，或從事過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 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宣布：「各民主黨派已決定不在工人、農民和人民武裝部隊（包括軍事學校和機關）中進行黨派活動。」 1950年 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於同年7月19日正式作出《有關各民主黨派組織活動的决議》：進一步明確各民主黨派「不在人民解放軍包括公安部隊在內的部隊中及其軍事機關、學校以及軍事企業中發展黨員」，同時决定在下列機關學校亦不進行組織的活動：（1）情報機關。（2）革命大學。（3）舊人員訓練班。（4）（大使）館、領（使）館。同年 7月，活動禁區擴大到少數民族地區，翌年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指示，禁區又擴大到鐵路系統。一些黨派還應中共要求撤銷了在港澳或海外的支部。 中共中央統戰部劃定了各民主黨派發展成員的分工領域。李維漢 1950年在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說： 「除農工民主黨經其第五次全國幹部會議决定以學習為主，停止發展外，各民主黨派大體上决定了它們的主要活動範圍和發展對象。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對象為轉向的國民黨員，主要是中層的國民黨員。民主同盟的對象為知識分子，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民主建國會的對象為民族工商業家及與之有關的從業人員和知識分子，並吸收有關的公營企業幹部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是以自由職業者為主的民主黨派，九三學社與民主促進會相類似，它們在現有基礎上適當發展。致公黨的基礎原在華僑中的洪門，已勸告該黨首領整頓組織，並不向國內發展。」 最終明確各黨派分工如下，民革：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民建：民族工商業家及相關的知識分子；民進：教育文化出版界知識分子；農工民主黨：醫衛科技文教界知識分子；致公黨：歸僑、僑眷；九三學社：科技文教界知識分子；台盟：台灣省籍人士。 上述發展領域的劃分——在民主黨派內部被戲稱為「防區制」，一直存在異議。據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報告，民革的李濟深等「從其根深蒂固的國民黨黨統思想出發，總想把所謂國民黨員全部接收過來（除開現在還公開反共的一小撮）」。民建的章乃器等「一向主張以有代表性的老闆階級即上層工商業家為主要對象」，要求確認民建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而中共的應對辦法是成立了中共黨組領導下的工商聯，對工商界人士實行分流。 據李維漢回憶：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對分工一再表示不滿，主張要打破「防區制」「包幹制」。有些人對我黨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認為是「對九三學社的威脅」。有些人（按：指民盟葉篤義）從增强民主黨派的實力出發，主張取消民盟、民進、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四個黨派，另組一個知識分子的大黨（按：其實是重提中共的合併方案）。上述意見在 1957年「反右」運動中，統統成了「右派言論」。 民主黨派最終淪為「政治花瓶」。1989年「六四事件」後，更被中共中央 8914號文件定性為「參政黨」。時至今日，她們仍須按照50年代劃定的「防區」，每年以不超過5%的額定淨增率發展黨員。加入民主黨派，通常被認為比加入中共還難。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雅安地震，生靈塗炭，人神哀慟。如果按照過去的習慣，香港現時應該是籌款賑災的高潮時候。可是，今次不但沒有這種善事熱潮，更出現所謂「抗捐」運動。「一毫子都唔捐」的呼籲，不但在網上蜂起，深入民心，在立法會更掀了「捐派」與「不捐派」之間的激烈爭辯。最終雖然在親建制議員護航底下，政府還是撥出了一億公帑。然而，事件的漣漪仍不止息。在立法會發言「抗捐」的黃毓民和毛孟靜，其發言片斷被上載至網上媒體，並加字幕翻譯，竟然獲得廣泛共鳴，有200 多萬點擊，令人意想不到。 此事在香港獲得巨大的共鳴，展現出多種的涵意。一方面是中國「大國崛起」的形像，迅速地把「中國」等同一個苦難、落後、有待救助的地方，轉換為一個財大氣粗、霸氣凌人、除了「錢」之外卻什麼也沒有的「強國」。它什麼都不欠缺，它不需要我們的援助。但另一方面，其實是香港人一種更深層的憤怒。這種憤怒，與其說是對大陸人一般的反感，不如說是不滿 「強國」政府這幾年間無數強橫無理表現的一次集中爆發。 在汶川地震、毒奶粉事件，李旺陽的「被自殺」事件中，香港人都自發地表達了高度的關注，而且寄予莫大的同情，這種同情可以說是積累着過去一直以來香港人那種「比中國更中國」的獨特民族主義情緒。可是，當人們發覺，此等基於「同胞之愛」的善心，原來都只是一種一廂情願，「你俾佢心肝，佢當你狗肺」的時候，態度的突然逆轉，實在毫不稀奇。 可是，香港人在短速時間內達成了差不多一致的民間共識拒捐，也並非純然是一種逆反的情緒，因為反對「盲捐」的最有力的說話，並非來自那些早已鐵心不會踏足大陸的本土主義者，而是跑慣了大江南北，比香港一般人更了解中國狀況的那些跑「中國線」的記者。他們現身說法，力證國內救災體系嚴重的問題和漏洞。然而，更弔詭的是，最有力的支持「抗捐」的言論，其實是來自國內網民的反應。鋪天蓋地在微博上流傳的向香港人「抗捐」表示支持的發言，更是使香港這邊的人，下定決心不再為空洞的「血濃於水」論所蒙蔽的原因。 香港幾個力主本土自主的議員反對香港政府向內地「盲捐」一億，反而受國內網民熱烈瘋傳他們的視頻，展現出一種倒錯的怪異景像。原因其實在於，關於「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國內人受害其實更深，只是他們並無渠道去自由表達，只有在香港才有這些帶着逆反意味的真言可以公然陳述，官員還會坐在那裏公然受罵。這種「可以說不」的自由，不就是國內人在他們的環境下求之不得的「主體性」嗎？有趣的是，國內人擊節讚賞的主體自由和暢所欲言，卻正好是建基於「香港可以說不」，「香港還可以說不」的主體性。 事實上，放置在歷史的長河上看，這次「抗捐」事件實在有非凡的意義。因為它重新定義了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從過去一種以脈脈溫情的面紗所掩蓋的，以神秘血緣神話為基調的自我矮化意識，跳到一種以本地理性問責的公民文化為本的自我肯定，以不亢不卑的態度處理與內地關係。在這種「香港可以說不」的原則底下，香港才不會再被捲入那種以災難作為酬酢交往打關係契機的惡性循環，而是在中國面前堅持自己的核心價值和文化。 事實上，事件發生之後，國內官媒如人民日報等均曾有抨擊「抗捐」，然而近日也發文坦承需要對23 張反對票反思，尋求如何「以公開透明贏回信任」，顯見「抗捐」以「說不」的效果，並不在於抗捐者未能以投票阻止這次一億的捐獻。 近年來香港人對中港關係多所議論，也為如何守衛香港核心價值有很多主張。然而多般方案，其神髓均在於健全香港日益被矮化的主體性和主體精神。萬變不離其宗，其實就在於香港還能否維持「可以說不」的坦白和勇氣。不用迂迴理論與無謂的姿態，在醬缸文化、藩屬思維日益泛濫的情況下，香港主體性是否尚存的標尺就在於問：香港仍能「說不」嗎？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