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各地圍繞環保而引發的日益普遍的官民戰爭，既是權力制度所導致，也是這一體制必須嚴厲壓制的。這些衝突背後的真正意義是專制權力的經濟運行與民權覺醒之間的零和博弈。
剛過去的5月4日，是中國大陸傳統的青年節。這一天，過去幾年各地常見的環保示威集中上演：昆明部分市民散步抗議安寧 PX項目，成都市民反對彭州石化項目，而上海松江市民則抗議電池工廠的建設。在網絡零星披露的這些消息之外，當夜還有消息說，青島黃島工業儲存設施爆炸。這些消息的共同點是，圍繞環保展開的社會抗議和博弈已不限於過去的中小城市，而在人口密集和影響巨大的一二線大城市發生，而且是全國性密集發生。實際上，自上海大火起，圍繞有關社會安全和環保而展開的各種抗爭已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社會運動形式，PX官民戰爭實質是當代中國社會民權覺醒和民權直接對抗專政權力的一種行動，因此值得關注中國民主和自由轉型事業的人們特別注意。
在過去引人注目的厦門、大連、什邡和寧波等地 PX抗爭之後，尤其在黃浦江死猪和新薩斯（SARS）爆發之際，這些一二線大城市還是若無其事地進行這種大型石化項目建設，就已表明各地當局根本沒有從過去的官民博弈中學到任何建設性的東西。這些項目的强制和野蠻推進本身就證明，各地的掌權者相信，只要準備好足够的强力彈壓手段，以及更細密地禁止網絡和媒體的信息傳播，更嚴厲地控制社會，則這些項目都可以高枕無憂地進行。說白了，在這類牽涉重大民生和社會利益的事務上，他們的决策和執行都是圍繞簡單的「有槍在，何必理他」的傲慢。
本來，在市場經濟原理下，權力應該儘量退出經濟决策和運行，安心充當中立的服務者的角色，而且這種服務絕不僅僅針對資本和利潤：首先，如果一個城市的政府是所有人的政府，它首先應該考慮的恰恰是本地居民的意見、意願和利益。可在各地有關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恰恰相反。各地方權力由於强行控制建設必須的土地資源，而土地的直接利益和派生利益是其主要的經濟和財政目標，因此，他們在决策和執行時首先考慮的恰恰是與外來資本的合作，而不是充當不偏不倚和以本地利益為立足點的中立者。這是此類事件往往一旦觸發就變成劇烈衝突的主要原因，因為這是兩種根本不能調和的利益衝突。
要分析中國地方政府為何甘冒群體性抗爭的巨大風險，對此類激發巨大民怨的大型工程如此熱衷，則必須了解中國目前地方權力的生財潛規則。在這類大型國家托拉斯（Trust）及所謂新國有企業的工程項目中，地方不僅有向中央權力授予者買好的政治熱情，更直接地，在此類工程的土地徵集、工程融資、基建施工以及設備採購等過程中，地方權力與所謂央企實際上是聯手搞錢的夥伴關係。這些錢財絕不僅是滿足地方財政需求的桌面遊戲，貫徹始終的，是通過各種人際關係網絡而實現的化公為私、上下其手的天文數字的利益輸送，這才是中國特色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核心，也是上下互動的真正動力。
撇開中國現實的大型工程項目各種權力潛規則機會不談，即使在所謂純粹的發展考量下，由於中國高層的權力是政經合一的，因此，具備全國性地位的央企與各地權力的直接利益結合點也是顯而易見。而考慮到權力自上而下授予的制度特色，要各地當局為地方居民的意願和利益去對抗以全域發展之名的外來資本，也是不現實和不可能的。在任何堂而皇之的道德宣言之外，政治學基本的現實主義思維實際上在此類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實際上，無論從新領導團隊的成員履歷來看，還是從其他層級的各級黨政官員的升遷與職位調整情况看，家族化、派系化的權力結構本身就涵蓋政經兩道，並隨權力與利益分配的需要而轉換角色，如人們在李鵬等家族成員的職位轉換中所看到的。
除此之外，還有地方官員所謂「守土」和「維穩」的自身利益需求。權力自上而下授予，當地的居民對地方當局的權力並沒有任何有效的約束手段。制度化約束並不存在，而居民自發的散步——也就是被內部稱為「出事」的群體性示威，很可能就是居民的唯一博弈工具。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在穩定焦慮症的催化下，考核地方當局的兩大指標，除了經濟上的GDP，剩下的就是政治上的不出事。所以，從這裏可以看出，各種群體性抗議事件，實際上正是當代權力缺乏約束的制度本身所必然孕育的結果。換言之，各地圍繞環保而引發的日益普遍的官民戰爭，既是權力制度所導致，也是這一體制本身必須嚴厲壓制的。也就是說，在現行體制之下，這是無解的死結，因為這些衝突背後的真正意義並不是經濟和產業的，而是全民政治層面的，是專制權力的經濟運行與民權覺醒之間的零和博弈。
由於權力是博弈中與資本立場完全一致的一方，因此，在這種沒有仲裁者的官民對抗中，權力要保持所謂公信力則無異於天方夜譚。在沒有裁判的球場上不可能出現公正，何况在這一場基本生存和權力絕對意志的較量中，裁判實際上本屬於犯規的一方。因此，不可能指望博弈的一方擁有特別的公信。就各地居民的實際行動而言，由於人們對中國權力蠻橫和野蠻性質的認識，恰恰是居民一方的行動體現了高度的自制、理性、尊重法律和人性化特徵。因為，人們深刻意識到，這本來自然和天然的權力行使，在中國無異於「捋虎鬚且與虎謀皮」的危險事業，因此他們總是希望在堅定和明白表達自身意願的同時展現更大善意和誠意。儘管如此，由於上述利益和立場本身的不可調和，以及權力本身的傳統，官府還是以一貫的野蠻和傲慢方式來回應。
誠然，PX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產業項目，而一般人對化工事業的危險並不具備精准的科學認知。然而，如果稍微了解上面談到的各種現實情形，人們應該明白，在這些項目抗爭背後的真正熱情和動力，並不是圍繞化工產業的科學論爭，而是在缺乏基本公信和互信的環境下的官民對立，以及缺少制約權力手段的居民對自己最切身利益的謹慎態度。因為，歷史和現實太多經驗與教訓告訴他們，權力對經濟發展結果的美好描述並不可靠，而愈是權力以最美好理由要竭力推行的事情，往往結果格外的危險。因此，即使在關於PX 的科學意見上居民們有可能是錯的，但在這終極的厲害和利益的感知上，稍微了解中國現當代歷史的人都知道，各地的市民們絕對是對的。看看現實中國環境、食品、飲水等事情上的現狀，只要一個人還稍有理智和天良，相信沒有人敢於懷疑這一點。
問題是，在出現那麽多起激烈的對抗之後，權力者是不是仍不知道這種基於體制帶來的無公信的施政環境呢？從每起抗爭時格外細膩的控制信息措施，以及動輒出動高壓機器的手法看，他們對此完全清楚。而要解脫這種「結局必定是悲劇」的對抗，需要的是什麽呢？當然是一個人民信賴獨立的法治系統，以及人民可以正當、安全和清晰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並訴諸公論和法治的體制。而這一點，恰恰是權力制度絕對不允許的，連最遙遠的虛假承諾都沒有。這一絕望的現實使得每次本來正常的民意表達帶上了悲壯的最後鬥爭的色彩，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公信是所謂公權的基本特徵，但這卻不可能靠掌權者自我道德目標的標榜而獲得，它只能來源於體制的前提。而任何體制的建構，其根本內涵當然不是經濟的和民生的，而是全域性和政治的。這是某些低估這些環保抗爭的朋友所忽略的意義。然而，那種僅從中外歷史19、20世紀的革命模板來想像當代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的理論方法本身就有內在的學理弊端：一來，經濟全球化和社會數字化的時代裏，突破性的社會革命是去中心化的，不會再有1789（指法國大革命）或布爾什維克似的運動；再則，這些抗爭背後蘊含的代議制的地方權力訴求正是民主轉型最强大的動力之一——對於現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地方性動力如有疑惑，人們只需要簡單回顧百年前雲南的保礦與四川的保路運動即能明白。明乎此，才能了解為何即使以整個政黨的黨德和形象為代價，中央也要忍痛支持各地的PX鎮壓措施。這與1911年端方入川的情形也是完全一樣的。
一句話，透過今年五四各地風起雲湧的環保抗爭，以及官方格外嚴厲的壓制，人們應該看清一個基本現實，那就是，當此巨變前夜，今日中國已不再有所謂局部事件的概念，而任何零星的火花都可能觸發火山的總爆發，有志於變革事業的朋友們萬萬不可對此有任何糊塗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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