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4月7日,长沙公益仨之一程渊的妻子施明磊,携幼女顺利抵美 ,两天后,施明磊在Facebook上写下文章《自由了,程渊妻女!——4月9日完整版公开》,记录了长沙公益仨事件当事人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被迫害过程。

img

4月7日程渊妻子施明磊携幼女到达美国

复活节刚过,我和女儿终于告别了黑暗国度,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美国国务院、大使馆、对华援助协会傅牧师,将我和5岁的女儿带到自由、光明的国度—美国!
今年的除夕夜,万家灯火,在无数次挣扎之后,我决定带女儿离开。于是我们踏上了这背井离乡的遥远路程。疫情出行并不容易,一关又一关,孤独、恐惧又煎熬。出了中国的那一刻,心里又难过又激动,大哭一场。
然而,“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 今天,我们终于来到美国。
今天是我的丈夫程渊和他的两个同事刘大志、吴葛健雄被任意羁押的628天。这628天的时间,长沙公益仨、我和女儿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来自中共秘密警察的威胁和迫害。
我的丈夫程渊是长沙富能NGO的公益工作者,他过去十几年时间都在从事权益倡导,弱势群体平权的工作:

  • 程渊曾为1亿的乙肝携带者争取平等就业权、平等教育权,他参与推动了乙肝反歧视劳动法的出台;
  • 他全力呼吁生育权回归,倡导结束计划生育,开放二胎,并为几百万失独家庭争取合法权益,推动了失独家庭救助金的立法,使每年几百亿的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失独家庭因此可以每个月领取1500元的救助金;
  • 他亦关注7500万残障群体的平等权益,曾援助中国第一例盲人上大学的法律诉讼,推动残障群体的平等教育权;
  • 他关注艾滋病群体,代理艾滋病反就业歧视第一案,为他们的平等权益而奋斗;
  • 他关注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化问题,倡导流动人口的孩子们的平等受教育权,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等。

程渊是中国民间社会参与的一个典型,积极建设公民社会,推动法治进步。然而,我的丈夫并没有因为他所做的公益事业,他推动的社会进步,他倡导的公民权利而被表彰,被支持。相反,在中共党内极左思潮的回归,斗争思维的回潮之下,他的机构变成了以“国家安全”之名被重点打压的对象。长沙公益仨的被抓捕,标志着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的进一步打压,权益类的NGO机构在中国的空间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黑白顛倒的指控,只不过更加揭示着办案单位知法犯法、践踏人权、迫害NGO人士的作为。而长沙公益仨家属们600多天的抗争,更证实了办案单位长沙市国安局,长沙市检察院,长沙市法院办案人员完全无视法律,随意践踏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卑鄙行径。
程渊和刘大志、吴葛健雄 #长沙公益仨 于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国安以颠覆国家政权之罪名抓捕。至今623天,一直被剥夺律师会见,被剥夺通讯权,被指派官派律师并将官派律师作为秘密拒绝告知家属,2020年8月底到9月初长沙公益仨被秘密审判,至今没有通知过律师和家属任何信息。
在程渊被抓之日,只因我是他的妻子,即使我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商业公司上班,从未从事过NGO领域的工作,秘密警察随即给我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逼我写保证书,审讯我20多个小时,期间以3岁女儿威胁我。随后长沙国安和深圳国安对我监视居住180天,2019年7月23日,长沙国安任意冻结我的银行账户,扣押我的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一切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并多次威胁我要将我抓走,如果我不闭嘴的话。
至今我仍记得2019年7月22日,拿我女儿威胁我的长沙国安办案人员,那个提着LV包包招摇过市来办案的女国安:“老实点,施明磊!你不好好交待,要不要我把你女儿带来一起审?!”,赤裸裸的威胁。
我更记得2020年1月,长沙国安林圣新警官对我们的律师说:“如果不是她有个孩子,我向你保证,她1000%百分之一千,已经在看守所了!”,律师反问:“抓人家老婆干啥?她违法了吗?”,林圣新冷笑:“哼!哼哼!”。我亦不会忘记,林圣新警官多次对我、我的律师、我的家人,暗示如果我不闭嘴,我就有麻烦了,我的家人也会有麻烦,不但我家人有麻烦,连我姐姐家的女儿(一个残障孩子)也有麻烦了。
2019年7月27日,在我对外公开了我先生被抓捕的信息后,深圳国安韩警官一行5个人,在夜晚冲进我家,当着我三岁女儿的面审讯我,威胁我,辱骂我。
2019年8月13日,长沙国安林圣新警官、赵倩警官,两人从长沙到深圳威胁我,他们给我放了我老公的视频,视频中程渊眼神充满恐惧,不住求他们放过我。
2019年8月31日,我前去索要我的被任意扣押的物品,并要求解除对我银行账户的非法冻结,被长沙国安林圣新威胁,如果我不立刻回家,就要变更强制措施—逮捕我。
2019年9月29日,深圳国安韩警官两人又来到我深圳家中,审讯我,警告我违反监视居住规定,随时可以对我变更强制措施—抓我。我问韩警官我是因为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而被监视居住,那么我到底是如何颠覆的?我做了什么构成颠覆?事实和依据在哪里?韩警官答:“不要跟我谈法律,你们碰了政治,不要谈法律。”,我不解,继续问他:“中国不是依法治国吗?难道我老公他们的案子不是依法审理吗?我没有违法,却对我监视居住,还冻结我银行账户,限制我人身自由,依法了吗?这个监视居住本身就是违法的!”,韩警官答:“我不管它违法不违法,我只负责执行你的监视居住!我再警告你一遍,你违反监视居住规定,后果很严重!”
2019年11月,长沙市检察院邓峰、易丹两位检察官从长沙到深圳来,说要调查我控告长沙国安办案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一事。我们在华侨城的一个茶馆见面,一见面,邓峰便对我发火,并威胁我我已经违反监视居住规定,让我回去查查刑法,他们可以随时对我变更强制措施—逮捕。我又诧异又气愤,本来我是原告,控告办案单位对我的监视居住不合法,检察院应该调查办案人员做了什么,而邓峰检察官却反复威胁我我违反监居规定,可以抓我。晚上回家路上,又收到邓峰检察官的威胁短信,我当时又恐惧又绝望。
就是这样,我和女儿渡过了600多个随时被威胁被迫害的黑暗的日日夜夜。
然而,迫害远不止于此。2019年9月,我女儿刚入学的基督教幼儿园便遭到深圳警察的骚扰,逼迫他们搬家。2020年6月,我女儿的幼儿园因多次收到威胁和打压,不堪重负,只好解散。从2020年7月至今,我们只好在家教育。
我的工作亦受到影响,秘密警察们向我的雇主们施压,出于对雇主的珍视和尊重,我选择了妥协和消声。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知道长沙的秘密警察们干的龌蹉的见不得人的事,而他们的意图便是要我和女儿,乖乖地做他们的人质,闭嘴,消声,逼迫程渊认罪。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手段用尽,要将我变成一座孤岛:
2020年9月国安跟踪审讯我的朋友,而我只不过去探望刚生了二胎的他们;
2020年3月,通过我老家的政法委给我母亲施压,试图通过威胁来逼我放弃依法维权;
更不可思议的是,连我的前同事亦被他们反复审讯问及与我及程渊的关系,善良如斯的同事期间被威逼利诱,不堪重负而离开仍不罢休,又被迫离职,长沙国安的黑手,伸得太长了!!!
所有这一切,都记在账上了。
长沙市国安局局长李传思、办案人员林圣新、赵倩、张磊、吴钊,张鲁浩等。
长沙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勋爵、承办人韩冰囡、检察官邓峰等。
长沙市法院院长肖新平、法官赵喆、审判长刑庭负责人黎军。
长沙市司法局局长尹小英,律管处处长何沐。
这628天,你们参与迫害长沙公益仨的每一笔,都记在账上了。你们作为司法人员,却知法犯法,任意践踏法治,今天你们的作为,我会尽我所能,让全世界珍视自由和生命的人们都知道!
最后,我要致郑建新市长:
所有该案的办案人员,司法人员:
长沙公益仨的合法权利一天得不到保证,我们家属们一天都不会放弃维权的脚步!
长沙公益仨一天不得释放,我们家属们一天不会停止发声!
“这世上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行在黑暗里的,是见不得光,但光终究会穿透黑暗,照亮黑暗。伤人者自伤,你们今天深挖的井,明天必落入自己挖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