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習慣於專制體制下的計劃性、穩定性和福利保障的人們面臨自由主義和個人競爭的壓力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會選擇弗洛姆所說的「逃避自由」。
2013年4月14日，美國愛國者日，波士頓第117届馬拉松比賽 ，兩個炸彈先後爆炸，製造出3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的悲劇。正如馬拉松比賽的目的是要超越國籍、種族、階級和疆界帶來的差異，增進全人類的友誼、維護全世界的和平。當我們關注馬拉松爆炸案時，也應該超越具體個人和族群認同的限制，把它視為是對人類價值和世界和平的敵視和挑戰。
但因為連環爆炸主要策劃者持有俄羅斯護照，3個犧牲者中有一個是中國公民，被劫持的奔馳車車主也是華人，它因此牽動了美、俄、中三國。分析和比較三國公民的反應，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三國的民族精神、政治文化、和公民意識。
在美國國內，爆炸後第一時間裏出現了兩種猜測：一個更多地源於意識形態的分歧，斷定可能是國內右翼（例如「白人至上主義者」和一些「民兵」組織）的恐怖行為；另一個直接反應是：這一定又是國際伊斯蘭教極端分子針對美國幹的恐怖行為。
但在危機處理過程中，從奧巴馬總統到聯邦調查局，從新聞媒體到地方警察局，都非常謹慎、克制和負責地避免跳入定勢思維，匆忙下結論，以免給任何人群和社區帶來傷害。這種謹慎後來證明是非常明智的。兩個嫌疑人察爾納伊夫兄弟呈現出許多意外的特徵：他們是穆斯林，但卻並非來自中東或受訓於基地組織，而是來自俄羅斯的移民——兄弟之中的哥哥是持俄羅斯護照的美國永久居民，弟弟是歸化的美國公民。他們就居住在波士頓附近。他們的背景與俄羅斯車臣的穆斯林極端分子有關聯，而以前並未出現過車臣向美國進攻的先例。
這些恐怖分子的新特徵引發反思：兩個年輕嫌犯的父親在 2001年以旅行簽證進入美國，爾後申請政治庇護，他的子女也得以移民美國，在美國定居成長。為什麽美國給他們提
供了庇護所，兩位年輕人卻背叛和攻擊美國？
《紐約時報》指出，如果要搞清楚察爾納伊夫兄弟的動機和行動，我們「必須考慮下面四個因素構成的一個神秘的組合：民族認同、意識形態、宗教和個性特徵」。其實，如果我們引入「美國夢」作為觀察分析的視角，我們就能解密察爾納伊夫兄弟的思想和行為的根源：它們既有個人的因素，也有社會、國際的因素。
從個人角度來看，察爾納伊夫兩兄弟駕的是寶馬、奔馳之類的名車。從他們父親一直是個掙扎着為全家糊口的藍領修車工來看，同時考慮哥哥主要靠妻子養家並依靠政府救助，兩兄弟的享受期盼似乎與他們的掙錢能力有一定差距，這令他們容易產生一種「相對被剝奪感」。
另外還有幾個因素加劇了他們的「相對被剝奪感」。第一，其他家庭成員的成功。他們有許多叔叔、姑姑都已移民北美。其中姑姑在加拿大是律師，還有一位叔叔住在馬里蘭（Maryland）郊外的花園洋房裏。他憤怒地譴責兩位侄子的所作所為，並解釋說：他們是兩位「輸家」（Loser），對於其他能够融入美國社會並取得成功的人，充滿了嫉妒和仇恨。第二，他們的父親曾是一位執法部門官員，在俄羅斯的家境優於他們在美國的處境。由於新移民的一些固有障礙，兄弟倆似乎在大學裏都遇到了挫折。哥哥因為身分限制未能參加為奧運會選拔運動員的全國拳擊賽後，心理發生急劇轉變。他不僅放棄了拳擊，還從一個兩年制大學退學，選擇了强化宗教約束和熱誠的生活方式。他的異化心態加劇，如他所說，在美國生活的5年裏，他沒有一個美國朋友。而弟弟作為二年級學生，在過去兩個學期裏有7門功課不及格。第三，我們可以猜測，這家人一直生活在美國和俄羅斯的雙重世界裏。過去十年間，外包和離岸生產讓年輕人尤其是在美國的新移民就業困難增加。過去5年的金融風暴更是雪上加霜，讓新移民的美國夢變得更加虛無縹緲。相比之下，俄羅斯經濟逐漸穩定。尤其得利於石油價格上漲，國內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他們的父母在去年回到俄羅斯，尤其是母親，在離美前還曾因偷竊商店物品被捕，對美國的仇視毫不遮掩。在波士頓爆炸案之前，弟弟佐哈就在社交網站上寫道：在美國已經呆了10年，我想離去。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在共產黨和今天的普京治理下的俄羅斯，都在不斷製造仇美和反美的宣傳。俄羅斯人對美國的不信任、甚至仇視有着悠久而深刻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根源。察爾納伊夫兄弟作為車臣族的俄羅斯人，他們的世界觀又受到車臣特定的種族背景和伊斯蘭宗教觀點的雙重影響。由於信仰伊斯蘭教，車臣族在斯大林、葉利欽和普京治下都遭到種族迫害和滅絕威脅。現在，美國和俄羅斯在反恐戰爭中，結成聯盟，共同對付極端主義伊斯蘭教的恐怖組織。美國在國內外與伊斯蘭教國家的衝突强化了哥哥的穆斯林意識和認同，他更刻意地以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生活方式來指導自己的人生，對美國的「物資享樂主義」和「道德上的鬆弛」愈來愈感到格格不入。在上述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哥哥回到俄羅斯，並停留半年（多次訪問車臣，可能在那裏與聖戰組織有所接觸或接受了軍事訓練），全面擁抱了伊斯蘭激進主義的聖戰意識形態，把俄羅斯和美國看作自己的雙重敵人。
美國各級政府和執法機構在處理波士頓爆炸案上有兩個重要特徵可圈可點：第一是政府執法人員與媒體的關係。在追捕和擒獲兩位嫌疑人的最後 24小時，美國的執法人員基本上是在成千上萬架攝像機的審視下進行作業的。它展示了美國危機處理機制的實戰運作，執法人員的專業精神，高科技的全面運用（例如，大規模處理信息、機器人干預、直升機利用紅外線探測技術等等）。它給美國和全球的執法行動提供了一個典範。
第二是政府與公民的合作。當麻省州政府宣布整個水城（Watertown）被全面封鎖、甚至整個波士頓全城都被關閉後，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最大的都市近百萬人生活和工作陷於癱瘓。儘管癱瘓整個城市是否可取還有爭議，但波士頓居民展示出了高度的公民覺悟和意識，在有序和克制中配合執法。最後，因為有了這種公民合作，弟弟佐哈被發現並最終被生擒。晚上，成千上萬的居民走上街頭，向執法者致敬，共同慶祝波士頓大都會地區從恐怖中解脫出來。
與此相對照的是，察爾納伊夫兄弟家人的反應發人深思。首先，他們的父母和在加拿大的姑姑堅决不接受察爾納伊夫兄弟捲入恐怖行動的可能。同時，他們還指控，美國政府設下了陷阱來陷害這兩個兄弟。早在幾年前，他們的母親就接受了「9.11」事件是美國製造的陰謀論，認為其目的是要掀起對伊斯蘭教的仇視。她因此指控：「你不了解美國，這是個不誠實的國家，當他們要詆毀一個人，他們會無所不用其極。難道你不明白美國的本質，和美國想得到什麽？這是美國人策劃的一場表演，這是一台戲。美國人出名的演技精湛，我永不會相信。」 她甚至指控電視畫面上的血其實是油漆。
察爾納伊夫一大家子人為自己的親人辯護似乎無可厚非，但他們對美國和美國體制的起訴則反映了他們對民主體制的不理解和對美國價值觀的犬儒主義。他們一大家人以受政治迫害的名義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但他們後來不斷往返俄羅斯，父母二人並最後回去定居，似乎與他們遭受政治迫害的陳述相矛盾。從某種程度上，它反映出長期共產主義體系下生活造就出的專制人格、機會主義、犬儒主義和誠信喪失。再說，從共產主義極權體制下逃離，進入美國民主制，其實暗含着一個交易取捨：在前者，儘管沒有政治和社會自由，但專制體系保障基本的衣食安全。在後者，民主社會給予每一個個人更多的自由和機會，同時保證不會餓死和凍死人，但並不提供物資安全。當習慣於專制體制下的計劃性、穩定性和福利保障的人們面臨自由主義和個人競爭的壓力時，他們中的許多會選擇弗洛姆所說的「逃避自由」。尤其，俄羅斯長期培養出了深厚的祖國情節，即便索爾仁尼琴遭蘇聯流放後在美國生活了 20多年，還是無法欣賞和融入美國，最終帶着對美國的批評和失望回到俄羅斯。可見，政治體制和民族文化製造出了雙重障礙，影響俄羅斯人順利融入美國。而車臣文化則製造出了第三層障礙。正如一位硏究高加索地區的學者奧利弗·布洛（Oliver Bullough）所言，這裏的民族特性具有强烈的反抗性：「不管他們在哪兒，他們都想到另外一個地方，做另外的事，變成另外的人。」
在穆斯林和美國宗教衝突、俄羅斯人與美國人文化衝突的過程中，由於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人一方面提高了對國際環境的敏感度，同時也增加了在國際環境中的脆弱性。在波士頓爆炸中，一位 23歲來自瀋陽的中國女留學生呂令子不幸身亡；另一位來自四川的名叫周丹伶的女硏究生腹部受傷。如果說察爾納伊夫兄弟二人美國夢斷，主要是他們自我迷失的結果，那呂令子的美國夢變成了噩夢則是令人潸然淚下的悲劇。
呂令子是無辜的，她的命運是不幸的。她的父母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封公開信裏這樣描述她：「我們滿心激動地看着她成長為一名智慧美麗的姑娘。對許多人而言，她是個積極的榜樣。儘管她的夢想擱淺，但我們想鼓勵那些和令子有着同樣的雄心和夢想、希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人們繼續前行。」信中還說：「我們希望所有認識令子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給我們帶來的歡樂和正能量，並替她繼續傳遞這種精神。」她生前就讀的波士頓大學已决定以她的名字建立獎學金。她的朋友們也為她建立了「呂令子安息」面書專頁，一週內就有八千多訪客喜歡。
但不幸的是，呂令子年輕的生命被恐怖分子奪去，而她智慧、美麗的形象卻又遭到她的同胞的污損。有人宣稱「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系美國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開始借題發揮抹黑呂令子。面對自己同胞的災難，有人表現出極度的冷血。光在「中華論壇」上，就出現了上百個帖子，對呂令子進行有罪推定的評論，而且絕大多數是幸災樂禍，甚至是不堪複述、低級下流的。
在觀察和反思中、美、俄三國民眾對波士頓爆炸案的反應時，我們看到了一個驚人的相似點：在受恩於美國的新移民中，甚至都會產生對美國及其自由、民主體制的仇視。由於專制體制長期塑造出的專制人格，共產主義宣傳洗腦輸入的意識形態，狹隘民族主義教育培育的仇美文化，在中國和俄羅斯，我們都可以看到一批因美國夢斷而畸形產生出的美國夢仇視者和詆毀者。儘管他們有的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拿了美國的博士學位，甚至在美國的土地上生育了自己的後代並持有美國國籍，但他們卻成了佔據教授職位、出鏡央視評論、甚至介入最高决策的反美分子。恐怖主義和間諜活動成為部分不認同美國體系的新移民對美國施加的報復。
在波士頓爆炸案中，我們又看到一個巨大的差異：當美國人對所有受害者和受傷者（包括他們自己的同胞及來自世界的參賽者和旁觀者）爆發出極大的關愛和同情時，他們並沒有忘記以冷靜、客觀、人性和法治來對待他們的敵人。他們重續了美國精神。而察爾納伊夫的大部分家人毫不猶豫地以血緣、宗教劃線，以感情代替事實，為自己的親人做無條件和無原則的辯護，暴露出殘留下來的山區部落精神。而在中國，我們看到了部分中國人，會聚集成一大堆暗物質、釋放出巨大的負能量，來詆毀無辜受難的同胞。
奧巴馬總統在爆炸事件後的集會上說：「我們聚在一起禱告，哀悼失喪之人。但是我們今天也一起重新來找回恩典。來重申這座城市的精神是不屈不撓，這個國家的精神依舊閃亮。」最後，我們記住他的話：「通過這場悲劇所顯露出來的恩典可以最好地說明我們是誰。」而在這場悲劇中露出的醜惡面目和邪惡本性也最好地幫助我們認清他們是誰。無論襲擊者是誰，無論他們是攻擊民主價值體系、自由權利，或是詆毀個人聲譽，他們都是奧巴馬蔑稱為的「只知毀滅不知創造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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