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影中右一为常艳，右四为衣俊卿；图片来自网络
六、身体真正在一起了
我当然没有给衣老师说我去大悦城等他是给他送钱。不知他猜到没有。
12月1日，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中心成立大会召开。一个多月没有见了。他那天，在讲话时，声音很苍老，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姜海波还说，衣老师这是怎么了，平时不这样啊。后来，我知道他是那一段血压有点高。
忘了是俩人谁先约的谁，说见面。我说我要去海南，他说那海南回来见面。12月8日——9日，中国哲学论坛大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在海南期间，我给他发信息，说说见闻。去海南前，我把那几万块钱给存了，回京后又取出来。
从海南回来后，12月11日，我们约好见面。我问他是去饭店还是茶馆（我这么问他，他应该明白什么意思的，这两个地方多中性或者讲不带暧昧色彩啊！），他说还是像上次（西西友谊互赠礼物那次）一样，找个安静的地方吧。我就又通过携程定了西西友谊的房间。
中午，他带着一些寿司、清酒什么的如约而至。我吃得很少，喝得很急，心里想今天一定要把自己给灌醉了才好。不醉就什么也做不出来。他边吃边说，话很多。杂七杂八的说了一些，如：
去日本期间，他是不乱来的，如吃饭时可以摸日本姑娘的手，他不摸；清酒是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修刚送给他的；黑大的某某校长喝了酒见了男的都要搂；说某某人吃饭中间，就从兜里掏出避孕套来了，等等。这次，他显然是直奔主题来的。上次我们俩就是因为彼此都太矜持了，所以才以礼相待，直到出门。
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的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衣。他回到卧室时，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觉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里有个活动，可能刘yunshan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来的）。他待会还得去局里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文件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台跟前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说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缺钱。我说，没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和他见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他这个时候就又去了洗手间。我给他装好后把袋子挂在了门把手上。他出来拿上走了。
他走以后，清酒的后劲好像上来了，头疼的厉害，我就睡到了8点多，然后退房回到宿舍。
这是我们第1次真正在一起，时间是2011年12月11日。
时间到了临近农历新年的时候，快要回家了，又见了一次，这是第2次爱爱。2012年1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一），衣老师家附近，洪城铭豪商务酒店。他开的房间，拿了黑啤、香肠等。网上写的他的生日是1月15日（他给我说真实的生日不是那天，是父亲记错了），我给他买了一个boss的香水。
这次在一起有一个细节。他说见面，我发信息说自己“那个了”（来例假了），见不见的由他定吧。他说让我别着急出门，等一会再出来。我也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见面后，他拿给我一个施华洛世奇的情侣摆件（两只卿卿我我的小鸟儿在一起），看购物单的时间是当天买的。
写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感动。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会有这些举动，我一点不觉得他矫情。这说明他有浪漫的心境，有爱的能力。
遗憾的是，我来例假了，做爱后出血了。我将浴巾折叠后铺在身下，有些血迹。事后，他拿着浴巾去洗脸池里洗。我见状，马上跑过去抢了过来，哪能让他这么个大男人干这种事情呢！
之后，他搂着我睡着了，发出了均匀的鼾声。我在侧面打量着这个男人，心里想侧面没有正面好看。我睡不着，一阵乱动，竟然把他给弄醒了。
他是个敏感的人。有两件小事为例：
他说自己最近有一篇文章在《求是》发了。我就不开眼地说：“我们学校在《求是》发一篇奖6万（我当时说错了，是3万），《哲学研究》发一篇奖2万，等等。丝毫没有考虑他的感受。他说这个事情是要给我“显摆”自己的身份，《求是》是给省部级大员发政论性文章的党刊！而我，充满了“铜臭”，口口声声“我们学校”、“我们校长”。还无比体恤地说：“校长也不容易，他这么做（大手笔奖励科研）也是为了学校的发展”。（我现在知道，我基本不能在衣老师跟前提校长，尤其是说好的。一说紧接着就会有小变故，已经好几次了。）
那天见面惹他不高兴的第二件事情是，临走前，他夸我戴着个灰色的毛线帽儿好看。我就又对镜自我欣赏一番。他说：“我也没有帽子。”我脱口而出：“你不用戴！”我心里的意思是说，像他这种不够老的戴着帽子显老（我们时常看到的都是退休后的老头儿才带个书记帽或瓜皮帽），戴休闲的又和平时的衣服不搭，况且他进出有车，也挨不着冻的。
我看他有点不高兴了。虽是小事，他可能觉得我不够体贴他吧。唉，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老男人是要哄的，有时和孩子差不多。
在“卧谈会”上，我信誓旦旦给他讲，说自己下个学期不上课①，要给单位的人们一个“信号”即我走了（在山西师大，有过不少这种先走人，既成事实后再办手续的事情），然后在编译局安安心心做学问。我以为，在临别前，我的心意表达得够明确。
① 关于是否上课，有几次来来回回的事情。教学秘书一开始问我下个学期（即2012春季）给我排课不？我说先排上吧。衣老师给我说了这么多未来的美好打算，我就想好好静心搞研究吧，给郭院长说下个学期的课不上了。直到龙年春节过后，我还是打算就脱离师大了，当然就不上课了。在“情人节”被离开北京后，我在火车上哭着给郭院长说还是要上课。现在想来，师大的老师、领导们多包容我啊！可是，我现在也无脸再回去了。出尔反尔的人，不值得人尊重！而我的出尔反尔，皆取决于衣老师的出尔反尔，兴许是我的一句话惹他不高兴，兴许是他又有了新的盘算。可我就这样被动地来来去去奔波着。
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一起。我很担心自己在床上的表现让他不够满意。从头至尾，我都太在乎他了。
后来从邮箱里翻出来一个圣诞节前夕写给他的邮件：
2011年12月24日 20:22 发:
平安夜这个西方特殊的节日，在宗教意义上浸润着Bethlehem马厩的融融暖意，在浪漫的诗人眼里充盈着朗朗诗情，在我安静守候的心里只有默默的祝福……平安是福，为亲爱的衣老师祈祷，幸福快乐每一天！swallow
七、情人节当天“被离开”
一个春节过得也很快，期间发过几个信息，知道他在黑龙江老家过年。我想多陪陪家里人，准备过了元宵节再来京。从网上订票，刚好订到了2月9日的，我给衣老师说了行程。某一天，他又发信息问我是哪天到，我如实说了。
2月10日上午，K604,6:30到站，打车到宿舍后也就7点多的样子。衣老师发来信息问我在哪里，我说刚回到宿舍，收拾收拾卫生，吃点东西。他告诉我说局里有重要活动，第二天见面。我也没有问是啥活动（我有个习惯，一般他愿意说到哪里我就听到哪里，不会多问，尤其是事关单位大事的）。
到了上午10点来钟，我在宿舍也收拾完了，想着去董莹那里拿信（马哲史学会给我寄的理事表格），到了局门口发现有几辆中巴车，门卫不让我进。我说不就是有重要活动吗，我去1号楼4层。一个负责人出来说，中午过后再来吧。我就转身去旁边的胡同里买菜，奇怪，卖菜的摊位全都关着。我这个时候突然明白衣老师给我说局里有重要活动的意思了，我猜想是李changchun来了（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
后来，衣给我说，请李changchun来也是在不久前的一次茶话会上才定下来的。没有几人知道。是啊，我当然更不知道了!我刚好10号回来纯属偶然。
2012年2月11日，洪城铭豪商务酒店，8503，这是我们第3次在一起。我说老地方见，衣以为我在西西就先去了西西，后打电话问清楚了又来洪城铭豪。我说的老地方是延续上次我们的见面。不过，西西友谊确实比洪城铭豪要“老”啊。
头一天精神高度紧张，第二天放松下来了。他这次显然是兴奋异常。跟我大谈自己的理想，下一步的设想。哪几个大部比较适合他之类的，给我讲文化部部长蔡wu是他北大师兄，教育部也适合他，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我听着他讲，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况且在我的心里，他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再上半格（到正部）是理所应当的，不然的话窝在这小小的编译局就太亏了。
衣老师给我讲，原来是打算让他到中宣部任副部长的，但突出不出来，所以来编译局。虽说是个副部级单位，但是一把手。
我多么希望他能起来啊，不为别的，就为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东北男人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毕竟很少有人能走到他今天这个位置的。他那天说话的嗓门很大，我忍不住要捂他的嘴，毕竟是在宾馆，小心门外都能听见。
我说：“你差啥啊，要才有才，要形象有形象！”他说：“差常委里有一个给自己说话的呗！那谁谁（我不太知道那人，所以没记住）不就是有个人说话，就起来了嘛！”“下一步，就看云山进常委的话，就好办些。他比较了解我。”他说，团口的、公社干部咱比不了，但总归是需要些有才华的人吧！习**、李yuanchao对我的印象还挺好！听着他侃侃而谈，我打内心深处祝福着，为这个优秀的男人祈祷着。
可能这次的谈话与以往不同，有点政治的味道。我退房后2点左右去霞多丽吃午饭。饭中，他发给我一条关于王lijun事件的段子：【王氏列传】红朝六十三年春，渝州王氏被夺总兵衔赴闲职，心怀怨愤，进言朝廷，弹劾刺史。刺史薄氏震怒，遂下令缉拿。王氏仓皇出逃蜀中，一时朝野震动，举国哗然。王乃秘投美洋会馆，欲寻庇护。后锦衣卫围会馆，美酋惧，不敢纳，令会馆逐之。王被逮，仰天长叹曰：飞鸟尽兮良弓藏，狡兔死兮走狗烹。
我当时还没有看到王lijun事件的新闻，看了这条信息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他谈到薄xilai的做法，我说：“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一扭头看到了他恶狠狠的眼神对着我，从未见到过他如此的神情。他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这个话音落了，他也觉得似乎有歧义，我也感觉听着别扭。气氛突然就尴尬了。
这次的午饭，谈的很沉重。他要了松子酒，我不想喝，一是觉得话题沉重，二是觉得和他不是陌生人，不需要不想喝硬陪着喝。结果，他就一个人喝着，也无趣，好像喝闷酒似的。我现在想来，自己也不会讨男人欢心的。
我还给他说到我爱人的家里有些政治背景，当年我老公的姥爷也算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与赵ziyang关系不错，等等。他说政治复杂。我说不懂。
他说，不懂就远离。期间，他还谈到俞可平，说俞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提俞可平，似乎在暗示我什么。
那天，在床上时我还说要等开春后去五台山给他烧香拜佛，他说自己的身份也不合适去，还说普陀山的菩萨也很灵的（俞可平是浙江人）。
我说过几天即2月14日（周二）与聂锦芳约好了去北大谈书稿。还提到我正在做的翻译，需要对一些注释进行些校对、修订，很烦人。他这个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因为不懂历史从而在注释中犯错误引起笑话的事情。他总是谈到什么都引经据典，文采斐然，让人觉得满腹经纶。
总之，这次的谈话充满了政治色彩，令我有些不安。他为什么总提俞可平，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与几天后聂与我谈话中提到的事情是连续的思路，这也是我咬住聂是受他指使的理由。）
2月14日，人们津津乐道的情人节，我竟然去北大与聂锦芳谈书稿事宜（聂是我的老乡，也是我的师叔，我与他爱人也相识）。他的一个课题，其中关于恩格斯的那一章让我写。
从2月10日回京，到14日，几天的功夫，我接到的几个电话或者面谈，都是很有意思或者说很集中的话题。
我认为姜、颜、聂都是托儿（此处，我用的是“认为”，表明这是自己的主观猜测）但到底是不是主观猜测，最后总会水落石出的！
关于姜海波。2月10日，李changchun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参观那天。上午我在宿舍收拾卫生。这个时候，接到了姜海波的电话。问我，你在哪儿呢？我说在北京。他说，衣老师在局里吗？我说不知道啊，应该在吧。（其实，衣那天就在局里，我知道的。他一大早给我信息说局里有重要活动）姜海波说：“怎么又去北京了呢？有啥事吗？”我说：“没啥啊，有点自己的事情，办完了就走。”姜问我：“你不是要调编译局吗？办得咋样了？”我说：“啊，啥啊，我怎么不知道呢？”他说：“你怎么装糊涂呢？”
我没做声。（其实，我就是装糊涂）姜还问我，年前见衣老师了吗？我说没见啊。（其实，是见了的，但不想给他说太多）
关于颜岩。我与衣老师是2月11日见面的。就当天下午，颜岩打来电话。说起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写我名字的事。然后说你在北京忙不忙啊，有什么任务没有。我说不忙，也没有什么事情。他说，过一段要在他们学校开个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武汉），问我知道不？我说不知道啊，我消息很闭塞的。他说，怎么也比他灵通啊，起码可以多见老师啊（这里也许是特指衣老师）。我说，也不多见。然后聊了聊翻译的事情。颜岩是否衣的说客，倒是不明显的，他可能就是凑巧打电话给我而已，这个按下不表。
最明显都要数聂锦芳了。回北京第一天，便收到他的信息，让我2月14号去北大找他谈书稿的事情。进他办公室，我本来准备说过
年好的，但没有来得及。他第一句话就是，怎么又来北京了呢？（我晕，谁说过我不能来呢？我读的是脱产博士后，按理就应该在北京的啊。）他第一句话一说出，我就觉得这次见面并非为了论文之事。论文修改事宜说了一些，这里不写了。问我，调动的事情办得咋样了？我说不咋样啊，办不动啊。（我心里咋想的，也不愿意和他说）聂说：“你在这里待得也没有意义，回山西吧，有我们（有个疑问，聂说的我们是指谁？后来我跟衣提起聂的这段话时，衣说他算什么东西！）支持，在师大弄个博导当。”
期间，说起很多编译局的事情。包括：俞可平说，有些学者的书，书店连一本订数都没有，其中，包括我的那本《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理论》；你要是站错队了，就麻烦，编译局各个部门（什么办公厅、还有哪儿哪儿）都是北大的说了算，你也不是和哪个领导都好的人。我说，我只能和一个领导关系好，不可能和谁都好的。然后聂说，以后要把观点隐藏起来，而不是把身体隐藏起来（晕，他啥意思啊？）还说我，你其实并不敏感。我说：“我怎么不敏感了？我自己心里有谱，只不过不当先出牌的那个，平静对待一切。”
最后，临走时，再次确认我是否清楚了，还特意说了句，待一段就走是吧？（首尾照应的多好啊，都是与我来京与离开有关的事情，让我不怀疑他到底是要和我说论文还是和我说别的事情都难！）。我说：“明白了，腿在我身上，我愿意走、愿意留是我自己的事情。说不准我也不回家，也不在北京，而是出去旅游呢！”在地铁上，收到了聂的信息“较之社会问题的理解和处理，学问是最有逻辑性的，也是最符合规范的”。言外之意是，社会问题的处理是毫无章法的，暗示我什么事情。他还说，“辛苦会有好结果的”，似乎是在说论文，也似乎说的是其他事情，很隐晦，靠我自己理解。
坐地铁从北大到灵境胡同，10多站的路程，我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从北大回来后，心情很不好，一生气叫了中铁快运把东西都托运走了。走了个彻底，在房间里几乎再也看不到我生活过的气息。买了15号晚上回临汾的票。我平时都在西站坐车，这次因为盛怒之下买的票，没有看清楚在是在北京站上车。
晚上11点的火车，我6点多出的门，要离开就早些，到人群熙攘的候车室，才能让自己不那么落寞、孤独。走到西西友谊那里的路口，打上车了。外面已是万家灯火，我依然是孑然一身。黯然神伤地看着京城的灯火辉煌，我在内心低声说，北京，再见；衣老师，再见！我做错什么了？偌大的北京城，为什么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呢？恍恍惚惚到了西站，换纸质车票时才被告知是在北京站。还好时间还来得及，打了一辆黑车，到了北京站，没有误车。16号下午到临汾。当时，衣还在太原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会议。
11号见面期间，衣给我说他要去太原开会，还问我山西有哪些名胜古迹等。说自己这次是要坐动车去太原。我说西站有些乱，要坐动车的话买一等座，座位会稍微宽敞舒适些，时间倒不是太长，不到4个小时，与坐飞机前后相差一小时左右吧。他说，不要紧的，说自己去上海也常坐高铁（衣老师的大儿子在上海）。他问我平时看望父母需要多长时间，我说开车不到2小时的样子。他说山西有很多名胜
古迹，以后会常来山西，还可以顺便看我。（这些话都是与14号聂与我谈的让我回山西是一致的）
按照那天他给我说的行程，2月14日情人节那天，他应该是在山西的。可是，我无意间看到的一篇博文（题目是“情人节见衣老师”）却证明他那天下午在局里。
我从北大回来发给他信息时，他正在见侨务干部学校的张梅①。就在那个时候，他收到了我发去的情绪非常不好的短信，要辞行，要离开。他没有问为什么？没有挽留，只是含糊其辞。他这个时候对我的不关心，非常不符合常理。我们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超越师生的亲密关系，3天前的见面我没有提到要离开北京。3天后，我突然说这样的话，他不问缘由，不吃惊。这表明什么？他是有心理准备的！他吃准了我一点，即自尊心非常强，别人说些什么很在意，别人气一气我，我就盛怒之下冲动作出决定。
真是被别人看准了我这一点，我才会在农历新年后回京不到一周的时间之内被人“气”走，卷铺盖卷儿走人，走得很彻底！
这期间，给衣发过几个信息。内容如下：
【等你回京时，我已离开，带着满身的伤痛。就不去辞行了，怕自己泪流满面，怕你会不忍心看我可怜而安慰，怕自己再犹豫不决。你知道我那间屋子吗？一间12平的小屋，背阳，窗外有墙体阻挡，从来见不到阳光，光线只能从缝隙中照进来，大白天也得开灯。我从来不让同学或亲戚来这里。除了午饭去食堂，平时我就待在这个小屋里。自己不是没有工作，竟然在这儿过着这种面壁式的隐居生活，都快抑郁了。只有自己知道支撑我待下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多么虚无缥缈呢？！记得两次，我在小黑屋里待上十多天，才见你一面，回来便欢喜雀跃一天，接着又是漫长的等候与郁闷。其实，我早已意识到来此的各种困难，也不舍家中的安逸，可我就是无法说服自己不来。我不想让自己去对你倾注感情，太辛苦，可我没管好自己。昨天到今天，只吃了半碗面条，一点不饿。那个小摆件，会带走留作纪念，直到我看着它，再不会流泪时，也便走出来了。有一天中午，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你爱人的照片，觉得是个漂亮的优秀的女人，就觉得自己不好或不够好，做了一件很冲动的事，从未跟你说过。我很快跑到医院做烤瓷牙。家人根本不知，晚上回家时，12颗牙已被磨成老鼠牙，戴上了临时牙。中间折腾好几次，挺痛苦的。但我躺在牙椅上，也有一种信念（与你在一起，得好点才行）我原来牙并没多不好，只是门牙大点。很可笑吧？我就是这样，不敢多想，怕我犹豫了就不做了。说这些可能给你添负担了，与你无关，但与我爱你有关，明白了吗？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我都能承受。我宁可伤了自己，也不会伤害你，无论何时。而你，提防着我。好吧，我离开。你有理由，也有难处，我理解，但很心痛。就当我是水性杨花的“鸡”好了，我不配谈感情，尤其不配与你……】
① 这人我不认识，是从她的博文中找到相关信息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8bcce801012itc.html。后来衣老师一次在与我的“卧谈会”上，说有些人他（她）们也没有多大必要来读博士后了，已经在北京有不错的工作。他说的这些人中，是否有情人节见的这位老师呢。也许，像人家这样的女性，没有必要如我这般“卑微”地仰视他吧？尽管我对他有着感情的因素，但他对我却是出于一种“潜规则”。对此，文中会有专门叙述。
衣的回复：
【上午开会，理解你的困难和心情，别给自己施加那么大的压力。以后找机会面谈，不在这里多说了，还没散会，多保重 】
自从2月16日回到家里后，情绪一直非常糟糕，几乎是整日躺着，以泪洗面。气愤不过，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就忍了。
2月19日，21：41 发给衣：
【我的情绪很糟糕，自己并不想如此失态。希望明天能等到你的电话。第一，解释清楚为何苦苦相逼离开编译局？第二，今后让我怎么办？】
21:52发给衣：
【给你三个选择：1.每月见我一次，再无其他要求；
2.给我60万，从此形同陌路；
3.给我30万，5年内把我调到北京，到时悉数奉还。
不回答也可以。等理清思绪，把这几年的种种写清楚，昭告世人时，便是我离开时。除了孩子，再无留恋，但也管不了了。只当我自言自语也行。】
22:01衣回复：
【明天下午我找时间通话。别在短信中说好吗？】
22:17发给衣：
【对不起，我恨我自己这么逼你。算了，别打电话了，让我自己慢慢排解吧。即使想不开，也别搭上别人，那太无耻…… 】
2月20日，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衣打来电话，打的是临汾号18635743121，说了半个小时。期间，我直接问他聂是不是他找来的说客。他根本不想过多谈论聂。还骂了聂“他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说聂找我说那些实在是太明显（我和他没有什么冲突，他实在是犯不着那么关心我在京与否），衣就避开聂不谈。着重说姜海波是与我搞的专业、方向接近，怕我先进了编译局，影响他之类的。给我分析了半天，也哄了半天，总之不说是自己找这几人做我的工作。衣说：“你脑子好使不？我和他们什么关系？我找他们说让你走，我怎么说？说我们什么关系，说我们之间是谁纠缠谁？你要是认为是我，也太低估我了。”后来，说得我也半信半疑。最后，问我说那几个选择题怎么办？我都差点忘记了是啥了。真晕啊！（可见，我给他那几个选项，根本就是心烦意乱时的冲动，根本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然后，我说，那就作废。
通话后，他发给我一个“总结颂”的段子，逗我开心。
2月22日，星期三，上午、下午都有课。半上午突然情绪又不好，就又给他信息，说那三个选项，他到底选哪个？他回复说，在会上，别急，回头联系。下午4点多吧，给我发信息，说方便通话不？我说方便。打到北京号15011558110上。结果，他说怎么声音有点杂啊？（我家楼下就是马路，噪音有点大；我那会声音哽咽，抽抽搭搭的）问，还录音啊？我解释说，可能楼下有点吵吧，窗户隔音不好。让他打临汾的手机号。打来后，又聊了7、8分钟。选择第一“每月见一次面”。他还说，见两次甚至天天见都行。这两次通话，还提到工作的事情，就是将来留下的事情。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了，没有进脑子。还说，以后要好意思拒绝别人（指不要给聂写东西），不要给什么人都打工（帮忙写东西）。他说“大小姐，脑子进水了，好好往出甩甩啊”，就是哄我。反正，被他一哄就高兴了。
2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点多，衣发信息说，刘召锋昨天（星期四）拜访他了，说是我同学。我说是，在短信中简单说了下刘的情况。问他是不是局里今天开会了？他说是，“在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及课题组首席专家参观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场面很大，中午陪一部分人吃饭，等等。衣问我在干嘛？我说刚吃过饭。他让我开心点。我说开心着呢。他说祝我周末快乐。我说，也祝他开心每一天。回复说谢谢。他说下午还有会（与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举办交流座谈会）。两人的短信交流感觉比较温馨，中午有点时间还和我说会话（但也不排除不放心我，担心我情绪不好）。
八、饮血泣泪再相逢
我是脱产博士后，理应在北京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北京了？被不明不白地外围施压之后，我竟然就被气回山西了。
2012年上半年的几个月时间，我除了上课时强打精神装出高兴的样子出去之外，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家里。
我要忍住伤痛，继续和衣老师“交往”，包括身体上的。除了些许自身的“思念”、“欲望”，我更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这个男人。到底是善人还是恶人，要靠路遥识马力、日久见人心的功夫。
这便有了泣血饮泪、强颜欢笑的再相逢。
3月8日下午，乘坐1164，3月9日中午快11点时到站，西西友谊532，这是我们第4次在一起。
衣11点多过来的，买的汉堡、蛋花汤、饮料等快餐。他进门后，我还在洗手间化妆。他从后面抱住了我，我说别急。他说，化了妆一会一折腾就没了。简单收拾一下我出来了。两个人拥抱着，互相很认真地看着对方。可能中间有过些不愉快与别扭，反而从心里来讲更近了吧。
饭后，常规运动。不过，这次我真正高了，他说我很投入，我带着眼泪在享受高潮。控制不住地喊叫，他用亲吻堵住了我的叫喊。他却没有射。说是因为前列腺肥大、钙化造成射精困难。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要以生生死死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着片刻的欢愉？难道只有我被“感情”折磨得死去活来，才能激起他的爱怜吗？衣老师，我可以不要你的感情，但要平静的生活，好吗？
已经走到这一步，我真是后悔万分。
下午2:30，我去局里5层会议室开会，他在局里也有会，我们先后离开的。拿给我两盒巧克力，“三八”的礼物吧；我带给他一些老家拿的特产。
这次的会议，也令我终生难忘。
关于读本一个会，参加者有李惠斌、张广照、席大民、杨学功、姚颖、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张梧、白云真等。会上，先是白云真、张梧就自己写作的读本进展及具体内容进行阐述，之后是大家发言、讨论。中间姚颖要去参加另一个会就先走了。不一会，局里其余的年轻人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悉数被叫走（被谁叫走的，我不知道）。我左左右右的座位全空了。该我说了，我说：“自己目前主要从事恩格斯思想的研究。说到恩格斯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作为“第二小提琴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也因为做的贡献饱受非议，有来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有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来自学术领域的如谈到他对现世哲学体系尤其是东方哲学体系的影响，等等。我恰恰就是根据人们批判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无论是来自政治领域的，还是来自学术领域的，来清理思路，找出研究的线索。现在我正在积累素材。”
我在会上的发言，有什么错吗？！
我手头有一个课题论证（后来，我以“棱镜中的恩格斯及其原像——基于二重维度的误解及回应”为题目申报了第52批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至少可以得到二等资助的，我有这个自信！），题目比较“时髦”，内容就是要为恩格斯所受西马诟病的思想来作辩护的。问题式的研究更有价值，我是这么想的。
可那天，在我的发言之后，好像会议气氛就变了。那些人都貌似在说学术，又好像不是在说学术。我发誓，自己真是就学术而学术的，没有什么弦外之意。我一个工科出身的人，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经营好就不错了，怎么能有能力去顾左右而言其它呢？
文人，中国的文人，编译局的文人，终于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作肚里有学问。三句话不离马恩，但说的那些话让你难受得要死。
如李惠斌说：“人家一辈子就是靠那个吃饭，谁也改变不了”，“纠缠有什么意思呢”，“要是做个老师还差不多，要是专门做研究怕是不行”；张广照说：“谁官大，谁掌握辩证法!”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
一个好端端的学术讨论，最后变得话语、气氛诡异。说是晚上有饭的，我看气氛不对，自己主动说晚上有点事情就不参加了。李惠斌说：“好的，没关系！”我面带微笑起身告辞，从内心鄙视这些人。
李惠斌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的（万一对情势判断不准呢！）。他傲慢地斜视着我，说：“啊，我们过一段要搞一个调研，你帮着在山西做点问卷调查啊！”我客气地说：“李老师，没有问题，只要不是学术性太强我能力不及，您尽管说！”我接着说，“具体什么时候做，等我下次过来再说”。很明显，他马上身子直了一下，问：“下次是课题组的事情吗？”我微笑着说，不清楚啊（下次是什么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没有必要给他说）。带着一颗“骄傲”的、无法被伤害的心，我离开了那个屋子。
我真的能做到不被伤害吗？回到西西的房间，我就给衣老师发了条信息。告诉他，如果以后我再在编译局听到他们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话，就不客气了。始终被这种诡异的氛围包围着，任何人都会有思想压力的。怎么办？此情此境中，我只能隐藏悲伤，显露阳光。
3月10号，早上9点过，衣发来短信，我在洗手间没有听到，回复晚了。9点多我下楼去邮局买好当日下午4:20去太原的动车票。
10点钟，他又来房间。我穿戴得整齐，以为聊会天就是了。他来后很自然地脱掉外衣外裤，然后又要开始运动。这是第5次，这次没有带套，中间我又出血了，几乎每次都有血（他让我去检查一下）。怕他这次再射不了难受，我说用嘴给他弄出来。他去洗了后，又带上套，最后好在是射了。接着又聊了一会天，说到局里和学界的一些八卦。
“两会”期间，中午他要参加黑龙江团的活动，不到12点离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