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推荐关注：习近平的民族复兴口号能否转移视线？新华社能否成功塑造领导新形象？封锁国外媒体对太子党巨额财富的报道，能否让国内民众闭嘴？政治如何腐化一个作家？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上任数周便提出要实现”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这在大多中国人听来是理所当然的好事，却一直遭到海外学者的诟病。本栏目曾摘录秦家骢发表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文章，他指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新领导层重弹人民共和国的宣传老调，而且这种鼓动”受害者”意识的做法让世界担忧：中国够强大了，便应该向过去曾经凌辱过它的国家报复。本周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立在《苹果日报》撰文，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中共在二十一世纪重提”神州富强梦”实非中国人之福，而是会让老百姓遭殃。
林和立在文章中说，”其实小习高喊’民族伟大复兴’并不出奇。第一，中国自清朝光绪’百日维新’已鼓吹民族富强梦，这理想也许大部份中国人都会认同；第二，国人本来期待习总拿出新的政改蓝图来打救千疮百孔的中共，但小习缺乏他父亲习仲勋的改革思维与破旧立新的勇气，只有用旧酒新瓶来掩盖他思想的贫乏。”
问题在于，林和立指出，习近平不仅没有提出”强国”之后如何”富民”的方案，而且他所倡议的强国之路更有极端民族主义之嫌。 “中共一天不搞普世价值式的政治改革，穷兵黩武的结果只会是老百姓遭殃的同时在世界处处受敌，很简单，解放军与武警已经成为中共在国内专政的机器。近年中南海因为解决不了国内的深层矛盾，往往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名义上是捍卫中国主权与核心国家利益，但实际上是转移视线”。
新近出炉的七常委
塑造新形象适得其反？
新华社发表新任政治局常委的长篇特写，中国官方媒体广泛转载，被认为是用来塑造中共新领导人的亲民形象。《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些文章似乎忘了，中共新领导人为了改变形象，刚刚要求对于他们的新闻报道应该精炼。
文章说，由七人组成的常委会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其内部运作机制几乎完全不透明。”这些特写似乎是出于好意，目的是揭开长期笼罩在党内领导人身上的神秘面纱。但文章的逢迎腔调却提醒人们，如果习近平和其他几位新晋领导人真的要履行加强党群关系的承诺，那么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指出，这组特写意思都差不多：中国最新一代领导人通过个人的艰苦努力与牺牲获得晋升，但从未失去与”老百姓”的亲密关系。但是，”有理由质疑习近平要求改革、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呼声。正如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在最近一篇博客文章中所说，习近平所鼓吹的内容，很大一部分都在党的历史上这次或那次一阵风似的运动中推过”。
太子党巨额财富激发民众追求知情权
彭博社本周用长篇报道揭示中共”八大元老”的后人如何利用权力关系发家致富，并刊发若干评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最新的一篇评论认为，这些太子党富豪摧毁了人们对中国的前景的想象。
文章指出，这场人类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财富掠夺案之一，不仅恶化了中国的贫富分化，而且延迟了减少国家控制以实现经济效率的改革。《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对于费尽心机把自己塑造成谦虚而又简朴的人民的’温爷爷’的温家宝总理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打击力”。”中国政府的回应一直是愤怒，例如它指控《纽约时报》怀着政治动机，企图动摇其统治。但是中国自身日益增长的腐败问题，只能靠增加透明度来解决”。
文章认为，”要想让中国大众不知道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这是对中共政权最大的威胁”。”中共看到国际媒体发表不讨好他们的文章，可以关闭他们的网站，却难以掩盖由于财富越来越集中而产生的内部腐朽”。年初发生的薄熙来案，刚开始让当权者感到满意，以为可以如愿以偿地清除这个忘乎所以的地方领导人。但是，”当故事说到薄熙来家族积累巨额财富的时候，中共就失去了对其叙述的控制权”。它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媒体，而且让普通民众也觉得与网络审查制度值得一搏。尽管中共封锁了Google、Facebook和 Twitter，却无法让公众闭嘴，”他们发现很多具有创造性的途径去避开防火墙，而这种情况将日益紧张”。
政治如何腐化作家？
研究中国文学与政治的著名学者林培瑞连续撰写长文谈论莫言，最新的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分析”政治以何种方式影响这位作家”。林培瑞赞同孙笑冬(Anna Sun)对莫言的”病态语言”语言的分析：莫言所写的几乎每一页都充斥着农村方言、社会主义流行语的老生常谈，以及文学的装模作样的大杂烩，”陷入了毛式语言的陷阱”，但并非为他辩护的罗福林所说的是在”讽刺”，而是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言：”如果思想腐化语言，语言也同样可以腐化思想。”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家引发争议
林培瑞进一步发问，”生活在政治审查制度中的作家能够找到方法写出漂亮的作品吗”？他说，”我反对莫言的下列写作模式：在他的描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全景式小说中，每当描写到中国的大灾难时期，比如大跃进、大饥荒，莫言便诉诸’娴熟的调笑’笔法”。”对于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对历史的轻佻的处理方式转移了他们对难以正视的以及在深层文化中潜伏事情的关注”，这种规避”对于中国当局来说一定是值得欢迎的”。
林培瑞指出，”很清楚，莫言从1980年代至今，一直对政治压力异常敏感，而且在不断地调整他的政治姿态。他和其他同样在体制内的作家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他计算得更聪明，他也有更多不同的层次”。”莫言的政治立场体现在他的艺术之内，也体现在他的艺术之外。他的作品描述了地方上的政治暴力和腐败（党中央也希望尊重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他避免做出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的结论”。
摘编：张平
责编：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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