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书会第三期
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内容全文
编者按：不久前《南方周末》刊发朱学勤《出家、思凡、大还俗》、与《托克维尔线》两篇文章，为朱学勤在共识网“共识书会”演讲节选整理。本文为朱学勤老师演讲全文。
大革命历史回溯
朱学勤：《旧制度与大革命》应该说不是一本大众的书。在过去，这仅仅是在法国史学术圈子里面流传的书，但后来慢慢就成为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对知识界和学术界来说，这是好事。但是当大家都对国家未来产生的某种忧虑，开始从历史中找答案，本身就证明形势可能不妙。否则朝野上下的视线怎么会投注在这本书上？这本书1856年写的。说的是两百多年前的事，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中国两百年之后我们中国人的比较普遍的关注？那说明有一些东西与现实有隐秘的联系。我们不仅仅因为对知识的渴慕，更是因为共同的忧虑迫使我们打开这本书。
我今天想从这本书开始，然后以我们忧虑什么、怎么思考这个忧虑来结束。
首先，在座的各位在其他方面都是行家，但是对产生这本书的大的历史背景不一定熟悉。我先为大家勾勒一下当时的法国。
法国疆域不大不小，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非常的匀称，呈一个比较规则的五边形。有两条海岸线，靠地中海、大西洋。土壤也非常肥沃，飞机飞在法国的上空看到的和北京周围的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也忍不住悲叹上帝不公。在中国，飞机一过长江底下的景观就不一样，一过黄河就很难看到成片的绿色。中国13亿人口挤在东南季风线的这一角。而欧洲土壤非常肥沃，尤其法国，没有一寸土地不是好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要找最好的国土面积和国家地理环境，法国最佳。但是恰恰是这个国家，两百年来一直不太平，不断地发生革命、面临政治危机。
举一个例子，比如宪法。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但人家是有宪政的，从1688年革命，到今天一锤定音，四百年里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养一个王室。这个王室每当有婚庆大典，老百姓还都如痴如狂，政治异常稳定。美国有成文宪法，但是人家的成文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的。《宪法》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他们与时俱进就是体现在《宪法》的修正条款上。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结果到现在它的宪法已经改动了十几次。拿“共和政体”来讲，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在法国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法》危机。而法国在1789年发生的这一场革命，则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无论是赞成革命的还是反对革命的），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震动程度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所以叫“大革命”。我们说英国革命也没有讲“英国大革命”，讲美国革命也没有讲“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是以“大革命”称之。而这场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的动荡。
史学家一直在关注这场革命到底是什么原因，留下什么教训。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二百多年来，一直争吵不休。事实上法国革命跟我们中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这一点我一会儿还会再讲到。
客观地讲，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但从世界史上来讲，它是处于一等地位。就凭法国曾经有过这场彻底改变过欧洲面貌，对后二百年人类有重大影响的革命而言，法国的历史地位就是一等的地位。
法国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集中在巴黎是导致大革命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那么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和法国革命有关的君主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以及路易十六。
路易十四大致上是和康熙皇帝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们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而且都是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所统治的国家达到了鼎盛，以后又都由盛转衰。路易十五现在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他的一句著名的名言，叫“朕即国家”，我就是国家。路易十四时代做的事情一是拓展疆土，二就是迁天下富豪于凡尔赛。所以今天，我们到巴黎去，大家都会一定会去看看凡尔赛。凡尔赛的宫廷之奢华和气派，远远超过故宫。不过他所做的事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于咸阳道旁”这样的事情。
凡尔赛成了全法国的小金库，全法国的三千多富户都集中在那里。贵族、富户都住在凡尔赛，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一是洗空了全法国除巴黎之外的地方财力，以至于后来巴黎成为了全国最繁华之地，而首都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当时的巴黎是整个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今天的北京和这还有一点点像。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场小小的八九学运就可以把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当然，这中间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1949年以后把文化中心、学术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城市。在和平年代，你似乎觉得自豪，但一旦有动荡，这些因素就会成为让你寝食难安的事情。当时的巴黎就是一个教训。
美国的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才可达的距离。如果闹学潮，那基本上就是在波士顿；如果是经济出了危机，那基本上乱在纽约；如果政治上有什么“倒戈风潮”那就在华盛顿。三者是可以分离的，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民国时期，学术中心在北平，政治中心在南京，经济和传媒中心在上海。所以民国初期，共产党搞学潮，天天跟国民党捣蛋。从“一二九”，一直到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在组织上比“89”的时候严密多了。可是哪一次，像89学潮把执政党搞得这么狼狈？那个时候共产党对学运、学潮的总控能力远远超过六四时候的“高自联”，当时说人家“高自联”幕后有黑手，可真抓出来有几个像样的？可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时期，真要抓“红手”，那一抓就是一大把呀。当时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现在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哪一次把南京政府搞到像后来的“六四”这么狼狈的地步？没有过。当然这里原因很多，但是原因之一无疑就是贪大，贪权，把几个中心集中在一起。
当时的法国也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了一个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后来一出事就出大事，吃大苦头。那个是大革命以后的五十年，小革命不断，到了十九世纪的中期一个警察局的局长，是学建筑出身的，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由于他既有建筑师的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眼光。所以拉直了最适于打巷战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街道，把路打宽。这样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愤青上街，小街两头一堵就是一个街垒，马队根本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前小革命的教训，才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
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他们有一句名言，“巴黎就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的郊区。”那我们北京呢？完全可以说：“北京就是中国，中国不就是北京的部下嘛”。这是一种非常病态的关系，是信奉权力的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所谓首都建设。当权者信仰权力集中，信仰一个超级首都，到后来就会出大事。所以我一直不赞成中国这样比法国多几十倍人口的国家把几个中心捏在同一个城市。在和平时期是可以夸耀超级大都市，但一旦动荡起来，这就是你的坟墓。
我经常听见有新闻说现在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搞大学城，不得不说，我觉得这样做非常蠢。和平时期是这是城市行政长官的政绩，大学扩大，然后几十所大学集中在一个区域。到动荡年代他才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说回法国。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是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因为如果贵族分散于各地，那么皇帝看不见，在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皇帝的心腹之患。中国的藩政之乱等等，都是这样起来的。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都是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也是一种削藩的方式。你们在我眼皮子地下花天酒地可以，不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区，隐蔽作乱。这样的一个结构对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法国的宫廷文化中诞生了杰出的艺术奇葩，比如说芭蕾舞、大歌剧、油画等等，特别的发达。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沙龙文化。三千贵族集于凡尔赛，男人们可以骑马打猎，可以到宫廷里面去搞阴谋、搞政治。女人干什么呢？这些贵夫人干什么呢？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男人们白天离开大院巨宅，到宫廷里去搞阴谋活动，贵夫人就在这些豪华住宅里面，在她的客厅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者，话要说得越奇怪越好，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人是最受沙龙贵妇的欢迎的。沙龙贵妇们争奇斗艳，除了服装之外，另一个攀比的东西就是我收养了什么什么样的文人。某某出生贫寒，但到了巴黎一鸣惊人，这一“鸣”就是从我家客厅开始的。我们可以看看卢梭的发迹，从一个外省的寒酸青年，最后成了巴黎人人争睹的时髦人物，一路上经历过多少贵夫人的沙龙。我们现在讲启蒙运动波澜壮阔，在法国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物质基础就是女人办的沙龙。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钱去搞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解决了分散的地方贵族的忧患，把他们集中起来，放在眼皮底下看管。但这些贵族们的女人却在他眼皮底下支持启蒙运动。这是他当时感觉不到的，所以他非常骄傲地说“朕即国家”。他死了以后，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路易十五是一个花花公子，爹留下来的这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面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他留下的名言大家都知道，就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嘛，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是了。今天有的玩就玩，盘子崩在后面，或者再后面的人手里，那是活该他倒霉。
为什么开明的路易十六时期却爆发了大革命
接着就到了路易十六，就是法国大革命把他送上断头台的这个国王。三个国王，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好的，怎么好呢？
路易十六时代的巴士底狱是没有政治犯的，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留下了LXB这样的人物，他也早就把他放走了。但是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呢？因为老百姓中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可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犯人。第二，他不仅仅开明，而且他还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节的是卢梭，卢梭就认为上流社会是最腐败的，下流社会是最干净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了、种地了，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琢磨把它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就是法国政治。
路易十六的开明还体现在他娶的太太是奥地利的公主，也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这个皇后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等等她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的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就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封建等级观念，这个就是启蒙时代就出现的。这个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的。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也没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非把你灭了不可。所以路易十六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国王。
那么法国社会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皇室、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等。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织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法国的这个土地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了。到大革命的时候，法国三分之二是自耕农，所谓的“自耕农”也就是人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就是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了。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的、最落后的。
那么在经济上呢？实际上法国那个时候是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受到的历史教育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怕有压迫哪怕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好的一个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就是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之一。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毛时代没有发生革命，最多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但“四五”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而中国什么时候发生动荡了呢？恰恰是最开明的时候，手松开的时候，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专制的手是逐渐往外松的。这个时候，学生就频繁上街了。
好坏我们且不论，单纯就革命要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够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是错的。并不是像歌剧《白毛女》里说的那样，什么“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反抗，专制越严重反抗也越激烈”。真压紧了，其实根本无从反抗。一松开，可能反而反对的声音就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改革已经开始了，改掉了一部分。但是因为改革改掉了一部分，使得剩下那一部分没有改的就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这个时候革命就有可能爆发。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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