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时偶读《新民说》，从此痴迷梁任公，表现之一就是在书店但凡遇到研究梁任公的著作，不管质量好坏、作者是否名家，只要不是盗版，统统拿下。这么些年下来，倒也猎获颇丰：迄今为止大陆出版了74本相关研究专著，我已将其中42本收入囊中，42本印着“梁启超”三个字的书与《饮冰室合集》在书架上并成一长排，场面颇为壮观。朋友看到我这一长排书，惊叹之余，九成会问两个问题：买这么多，你读了多少？能不能给推荐一本最经典的梁启超传记？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谁规定书买了就必须读？看它们摆在一起，爷就高兴！第二个问题则让人颇为头疼，因为任公仙去后，虽然先后出了十几个版本的传记，但却没有一本被公认为“经典”。列文森、张灏、张朋园与黄克武诸先生的相关著作倒是都能达到“经典”的水平，但他们的著作又偏偏都不是完整的传记，而只是截取任公思想的一个片段进行研究。所以第二个问题，只能敷衍着推荐：传记没有经典的，去读《梁启超年谱长编》吧。这个推荐显然很不厚道，一则年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二则这本书七百多页，一般读者若对梁任公没有足够兴趣，必是望而裹足，不敢去碰的。因此有时不免感叹：都说天道好还，那为何写出《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这样经典传记的梁任公，却没有人来给他写本经典的传记？
最近购得几本2011年以来研究梁任公的新作，其中解玺章先生所著《梁启超传》一书，腰封上赫然印着“(梁任公逝世)83年以来最客观、最翔实的梁启超传记”，虽然明知是书商的宣传语，但也能从中感受到作者对于本书的某种自信。于是首先拿来一读，翻开目录，便被本书有些怪异的结构震了一下：全书的主干部分全由“梁启超与某某人”这样的短语组成，单看这目录可能还以为此书是本会议论文集。所幸作者文史功夫俱佳，一读正文便让人欲罢不能，而章与章之间颇为连贯，并没有因为独特的布局而显得松散。直到读完，才豁然领悟本书结构的妙处：梁任公一生经历丰富，甲午海战到北伐战争这一历史时段中发生的历次重大事件或风潮，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并与事件的主人公有交集——好像近代中国也只有梁任公一人有如此经历！于是，通过“梁启超与某某人”这样的布局，恰恰可以提炼出任公一生行迹精华，还能顺理成章的勾勒出一幅近代中国素描图。作者的用心与功力，单从这打破常规传记结构便可窥见一斑。
世以康梁并称，对梁任公影响最大的人，确实非康有为莫属。康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梁则如孙悟空的筋斗云，梁这辈子折腾来折腾去，落得个“流质易变”的恶名，但其思想始终没能跳出康有为“改良”的范围。解先生在本书扼要介绍了梁任公的家世与婚姻后，便以戊戌政变为界，分两章来论述康有为与梁任公之间的分合纠葛。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关于康梁关系的论述较多，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扬“合”隐“分”，对于他们之间的“合”论述详尽，而对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则着墨甚少、言之不详。比如学界公认的康梁第一次分歧，乃是流亡日本后梁任公一度倾向革命并与孙中山过从甚密，主张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推翻满清。而康有为却过不了光绪知遇之恩这道坎，固守改良主张并斥责梁任公，师弟关系极为紧张，不过这次冲突还是以梁任公妥协而告终。以往著作写到梁任公的妥协，便认为康梁和好如初了，但解先生则认为从这次事件后，康梁之间开始产生隔膜：康对梁开始疑忌，梁也渐觉康的顽固乃是一种负累。这个论断显然为我们重新认识康梁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另外，比较康梁异同，也是学界的一个兴趣点。以往最经典的比较是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而解先生则在比较二人异同后认为：康有为是以不变应万变，早年由于太超前，晚年由于太落伍，所以一生都被国人视为怪物，总被别人嘲笑；梁启超则以善变而追求不变，变的是他要努力适应这个时代，不变的是他对国家、对民族、对国民的爱和责任感。这一精彩的比较，相信任公泉下有知，也会许为知言吧？
毛泽东同志从学生时代就喜欢玩大字报，据他自己回忆，生平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呼吁推翻满清政府，然后选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做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张大字报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主席学生时代就表现出了优异的革命天赋与强烈的革命冲动；二、这位日后超一流的权谋(政治学术语，无感情色彩)大师此时对于权力的认识似乎还处于很傻很天真的状态，至少还没有意识到“革命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他不知道当他在学校的BBS上发自己这份处男贴时，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与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早已斗得势如水火。年轻的毛此时如果知道这一局面，肯定会疑惑：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干嘛不合作反而要争斗呢？一般的史家可能会归咎于康有为的顽固与愚忠，或者回答二者政见不同。但解先生通过考察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往史，发现了更深层次的答案：两派在领导权问题上没有可能达成一致。如果两派合作，则只能在君主立宪与革命排满中选择一面旗帜，如果选择君主立宪，就意味着孙文必须要放弃革命教主的地位而在立宪阵营中至少要屈居康有为之下，这显然是孙文无法接受的；同样，如果选择革命，就算康有为能摆脱对于光绪的愚忠，以他的孤傲自负，又岂肯屈居孙文之下？所以虽然经孙中山与梁任公努力，两派一度有合作的可能性，但还是以梁任公被康有为责骂、派往美洲而告吹。更戏剧性的是，梁任公经孙文介绍而认识了檀香山的华侨，但他却多少有些忘恩负义的将当地兴中会会员发展为保皇会会员，严重掠夺了革命派的财源，导致孙文大怒，两派因而势成水火。平心而论，孙文并非如国共两党宣传的那样纯洁似圣人，他这辈子玩的政治花招要远多于梁任公，但单论檀香山这次事件，梁任公办得确实有些不厚道。无怪乎直到任公去世后多年，当政的国民党才别别扭扭的给他发了份褒扬令。
梁任公的政治生涯始于公车上书，止于扑灭张勋复辟。在这期间他亲历了戊戌变法政变、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巧合的是，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一个人，除了张勋复辟他没有条件参与外，在其他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梁任公颇有交集，以至于所有版本的梁任公传记，都回避不了这个人——袁世凯。解先生虽然只用了“梁启超与袁世凯”一章来集中探讨二人关系，但在梁任公与康有为、杨度、孙文、蔡锷等人的章节中，也都有涉及梁袁互动，对梁袁关系的论述在本书占的篇幅甚至超过了梁康关系。读者如果对梁任公有感情的话，阅读梁袁关系这段大多会十分憋气，因为在护国之役前，梁与袁每次交往的场景都是梁被袁轻松利用、玩耍。解先生对于梁任公一定是怀有感情的，因此才会有“袁世凯几乎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克星”的感叹。不过幸好，这种感情并没有影响到本书的客观。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判断一本“研究梁任公”的专著是否客观，只需先翻开戊戌政变一章，如果作者破口大骂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不是见识短就是脑子里存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他的著作也很难做到客观。因为劫持慈禧这件事极为危险，性命攸关，维新派与袁世凯并非深交，却想当然地拉袁入伙。袁在得知后权衡利弊，将事情汇报给上司，倒也谈不上“出卖”。解先生同样提出了“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吗”的论题，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通过资料还是含蓄的认为戊戌失败主要因为维新派在政治上太过幼稚，不能太苛责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为学贵在客观公允，解先生在这点显然做到了。
除了康有为、孙中山与袁世凯，本书还涉及杨度、蔡锷、章太炎、胡适、徐志摩等其他11位人物，这些人分布在政界、军界与学界，都是对近代中国深远的风云人物。因此，解先生《梁启超传》一书以梁任公为中心，打通了近代中国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既客观详尽的描述了梁任公精彩的一生，又顺便勾勒出了一幅近代中国的风云图景，堪称佳作。当然，本书也不是没有缺憾：首先，梁任公一生交游广阔，肯定不是14位人物所能涵盖，比如梁任公与张之洞、段祺瑞、王国维等人的关系，本书鲜有涉及；其次，“梁启超与某某人”这样的命题，本身就很宏大，就像“梁启超与胡适”这样的话题，已经有人写出了38万字的专著(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梁任公与其他人如康有为、杨度等的交往同样可以论述得很宏大，但限于篇幅，本书只能尽可能提炼浓缩，所以有时读起来仍不过瘾。另外，本书对于梁任公晚年的思想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质疑介绍的较少，收尾似有仓促。这些或许都有待于日后的进一步完善了。然而，无论如何，解先生《梁启超传》一书的问世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终于有一本能让人很有底气去推荐的梁启超传记出现了！
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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