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当环卫工是不是浪费人才？研究生争编制是不是没了理想？争议声中，7名研究生走上街头，开始挥动扫帚。这个选择背后，是他们焦虑与动荡的青春。

要稳定，还是要理想？常人看来，他们选择了前者。但他们自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鱼和熊掌的悖论，固化的恰恰是世俗观念：谁说选择稳定和编制，就一定意味着放弃理想？

2012年10月8日晚，哈尔滨气温已接近零摄氏度。这年冬季的第一场雪正在悄悄酝酿当中。

27岁的许鑫在床上辗转反侧。“去还是不去？”这个问题已在他脑中翻腾了无数遍。

两个星期前，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2012年哈尔滨市环卫系统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员工，有编制。

自此以后，他一直生活在忐忑当中。其实，他已经选定答案，但他知道，自己将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具体是什么，他又说不上来。

报名截止的最后时间里，他和同是研究生的妻子吴敏报了名。同样报名的，还有郝文芳、孙琦、于妍等其他27名研究生。

2013年1月，通过笔试、面试，许鑫、郝文芳、孙琦和于妍等人从7000多名报名者中冲出，被录用为环卫工。

1月9日，经过5天的集中培训，这些新人正式上岗。

“他们不理解，一个年轻人的焦虑”

许鑫不乐意将他的经历解读为，“大环境背景下的无奈却也是上乘之选”。尽管在此之前，他几度折戟，高学历者的顺畅求职经历，他“连门儿都没找着”。

许鑫，1985年出生，哈尔滨市人，普通工薪家庭出身。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无奈高考分数不够，最终与医学院校无缘。本科和研究生，他学的都是食品专业，当时的他觉得，“大多数同学都报了这个，又是研究生，找工作肯定没问题。”

2009年4月，他获得学位。当时，就业压力已经很大，他考虑过读博，但最终因“时间成本太大且无读书心力”放弃。

他开始找工作。投了数十份简历，包括哈尔滨本市的一些企业，但大多石沉大海。

几个月后，他接到大连一家私人企业的录用通知。这家企业不大，但跟许鑫的专业还算对口，他决定试一下。

2009年9月，他和当时还是他女朋友的吴敏一起去了大连。

两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饱尝“梦想被现实击碎”的滋味。

半年后，公司开始裁员，一百多号人的公司最后裁掉了30多个。许鑫被裁掉了。

他和吴敏回了哈尔滨。他说，那时他的心情很是焦虑。

后来，他进入哈尔滨一家食品加工厂，做食品研究技术员。3000元工资，在哈尔滨中等偏低。

许鑫说，食品安全问题这两年频频出现，食品企业要付出更多成本，才能通过越来越严格的检测，他所在的公司因此盈利甚少，有时甚至发不出工资。

2012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有两个月没发出工资。

“工资发不下来的时候，没一点办法，只能等。”不安全感再次折磨着许鑫。

他结婚了，马上要到而立之年，巨大的压力开始袭来。

他的父母，都是国企退休员工，似乎不太能理解儿子的心情和处境。

“从计划经济顺顺当当走过来，一直是（体制内）受保护的那一分子，怎么能理解市场经济大潮下年轻人的焦虑？”许鑫说。

焦虑与动荡，把她们挤向体制内

许鑫愁得睡不着觉的时候，郝文芳则在昏暗的灯光下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

1983年出生的郝文芳也是哈尔滨人。她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哈尔滨一家私企上班。虽然跟专业勉强对口，但她的焦虑和压力丝毫不比许鑫小——小型私人企业，不仅没有五险一金，还随时可能被炒鱿鱼。郝文芳说，她快30岁了，依然没有时间和精力找男朋友。

她曾两次参加过国家公务员考试，但都没成功。

为什么“屡败屡战”？郝文芳说，她个性比较安静，更适合政府机关的工作。她坦承，“公务员没有太大竞争风险，一旦录用，等于进了保险箱。”

同是80后的孙琦，研究生学的是哲学。毕业后，她换过多份工作，但都不长久。

孙琦说，让她尤其觉得“没有保障”的是，这些单位签的都是临时合同，有的连合同都不签，“因为没有保险，有两次生大病住院，都没有地方给报销，钱都是自己花的。”

她也曾多次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都失败了。现在，她结婚了，她说她最向往的，是找一份有编制的稳定工作。

与许鑫、郝文芳和孙琦不同，今年才研究生毕业的于妍，并没有经历过社会大潮的刷洗淘练。

2013年1月10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于妍拖着扫把簸箕清扫路面。这条长不过200米的路面，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她来来回回走了几十遍。

这个在学校学生会担任干部的女孩，自认为是一个挺有想法的人。她会一边干活一边思考，“这家卖红肠的店的招牌为什么要用这种字体和颜色，那个是政府单位，为什么牌匾要那样放置，顺序有什么讲究……”她觉得，这些都是学问。

其实，报考环卫工，并非她最初的选择。

于妍1986年出生，学的也是食品学。她说，她很想学有所用，最想去的城市是杭州，曾给杭州娃哈哈、青岛啤酒等企业投过简历。

但这些简历都石沉大海。临近毕业，于妍急了。

更大的诱惑：三年后转管理岗

许鑫、于妍等人一起陷入焦虑时，哈尔滨市城管局的招聘公告引起他们的注意。

公告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30岁以下。招聘计划显示，457个职位中，包括307名汽车驾驶员、30名汽车维修员和120名清洁员。公告称：对新进人员均按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管理，使用事业编制。

虽有编制，但于妍说，她决定报考时，曾遭到亲戚的强烈反对。

“他们无法接受，家族里学历最高的人去做他们也可以做的事。我跟他们说，我爸常年在外打工，我妈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这么大了，需要承担责任了。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企业录用，我为什么不能从稳定方面考虑？”

据了解，这次招聘，有超过10000人报名，缴费成功的有7186人，其中大专学历占58.49%，有4203人，本科学历2954人，占41.11%。还有29名硕士报名，许鑫、郝文芳、孙琦和于妍均在其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用人单位利用“事业编制”吸引年轻人，“导向有问题”。

哈尔滨城管局环卫办副主任王勇承认，“不否认他们来是为了这个编制，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编制的吸引力也是说得过去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项工作不可能失业。”

他还透露，“我们要求招聘人员在一线工作岗位工作3年以上，如果连续3年年度考核优秀，而且单位需要，可以转为管理岗位，形成良性循环。”夏学銮认为，这是更大的诱惑。

另外，这次招聘还有22名研究生落选，网友调侃称“研究生扫大街都没人要了”。对此，王勇说，说到底还是要招最合适的人才，“笔试总分是200分，50分的内容是关于社会学、公民道德等方面的，这部分知识可以通过看相关书籍去获得，但剩余的150分内容庞杂，非常细节，要具备相当多清扫员知识。”

“谁说环卫工不能是高学历？”

众多高学历者对编制趋之若鹜，夏学銮认为是一种倒退。

“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求稳心态，值得反思。失去创新冒险精神、失去闯劲，与改革开放之初普遍存在的‘从体制内走出来’相比，背道而驰。”

要理想，还是要编制？这似乎是一个鱼与熊掌的悖论。

许鑫承认，刚开始，他也“过不了自己的坎，怕别人觉得，父母花十多万培养个研究生，结果还是去扫大街的。”他说，现在这种想法没有了，相比在企业里的同学，他可能工资低点，但也算是“学有所用”。

“食品卫生与环卫有关系，因为城市垃圾中包括食品垃圾，对食品垃圾的处理我有专长。”许鑫认为，世俗的观念太固化，“时代是向前发展的。”

于妍也认为，选择了稳定和编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了理想，“我觉得每个行业都可以成就理想。稳定只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还是有可能实现理想的。”

王勇对网上“大学生、研究生来当环卫工是人才的浪费”的观点颇为恼火。

“谁说环卫工人就不能是高学历？这是一种偏见。哈尔滨这几年在市容环境卫生方面投入巨大，陆续购进了各种干扫车、湿扫车、吸扫车、小型充电清扫车等清扫机械，但你上街去看看，我们现在的环卫工人，是不是大部分都年龄偏大、作业能力弱？各行各业都在发展，环卫是城市里很重要的事业，为什么不能有高学历人才？”

他说，自己现在最担心的是，舆论的过多关注会让这些大学生心里打鼓，能不能坚持是一个问题。他称，“不排除将他们一线在岗的时间从3年缩短为1年的可能。”

而一些细节，也显示出城管局对这些高学历环卫工的“另眼相待”。

1月10日，许鑫正式上班第2天，哈尔滨地面温度零下33℃。他在一群老环卫工人中很显眼，不仅因为他一米八二的个子，还因为他的工作服与众不同。

老环卫工的工作服是荧光色的，许鑫的工作服是蓝色的，材质也不一样，更加厚实防寒，帽子下还有厚厚的海绵。环卫工老彭认为，这是“政府对这批新人的特别照顾”。

而且，新人们还不需要五六点就要扫街。他们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早上8点到中午11点30分，下午1点30分到5点。

前辈们对许鑫也颇为照顾，打扫时，他只需把地面上的烟头扫进簸箕就行了，其余垃圾，比如白菜叶子、塑料袋等，因为被冰块冻住不需要他清理——一会会有扛着铁锹等专用工具的老环卫工来帮忙。

打扫间隙，许鑫最常干的事儿就是“看风景”——戴着耳机看一旁飞驰而过的火车，以及，研究路面上哪台小汽车他几年后买得起。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