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編譯 蕭憲聰
習近平是不是改革者為何影響中國至深？大概由於中國是世界上最有特色的國家。民主國家中每隔幾年就舉行大選，不論首相或總統，做得不好必須下台一鞠躬，讓別的政黨、別的領導者有表現機會，但習近平一上任，任期基本保證10年，更遑論中共已連續執政超過60年，逼近史上一黨專政最長紀錄。再者，習近平的政治地位也非其他民主國家領袖能比擬，他是黨的總書記﹑解放軍的指揮官以及未來的國家主席，三位一體、權力一把抓，制衡機構如在野黨或媒體可謂手無縛雞之力。因此，這些“中國特色”使得習近平的角色格外吃重，讓西方分析家樂此不彼對他提出觀察。
習近平將實施部分政治革新
知名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於《紐約時報》評論專欄發表文章稱，他對習近平的執政充滿信心，預測中國新政府將重啟經濟改革，同時實施部分政治革新，可能的舉措包含將毛澤東遺體移出天安門廣場和釋放監禁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當然，事情不會立即發生，畢竟習要等到今年3月才會正式成為國家主席，且紀思道也坦承，預測不見得一定正確，但他的直覺是，中國正一步一步歷經變化。
習近平會將毛澤東遺體移出北京嗎？
什麼原因讓他有如此樂觀的態度呢？紀思道指出，第一個要素是“基因”。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是推動經濟轉型的先驅者，並於1989年公開譴責對民主示威的大屠殺，習的母親選擇住在深圳，該處是第一個經濟特區，也被當作“中國式資本主義”的起源地，自由思想的血液在習近平身體裡流竄著。同時，習是眾多將子女送到美國求學的中共高層之一，女兒習明澤正就讀哈佛大學3年級，反映習家對英語學習和美式教育的愛戴。
紀思道認為，胡錦濤主政10年飽受攻擊，在中國被廣泛視為失敗的領導人，甚至有官員抱怨，胡浪費大好時光，改革停滯不前，已使國家危機與不安與日俱增，所以，外界對習近平的標準不會太高，哪怕他只願意做一點點改變，都比癡迷維穩的胡錦濤好得多。紀思道也批評，胡講話總是照本宣科，死板地按照現成稿子宣讀，看起來就像一台沒有感情的機器人，而且圍繞在胡身旁的還是機器人，最著名莫過於“大總管”令計劃。令的兒子去年3月發生致命的法拉利車禍，後來跟著陪葬的是兩名衣衫不整的年輕女性。
令計劃害怕醜聞爆發，於是無所不用其極想掩蓋。紀思道說，根據一份中國官員的記事，令去了太平間看遺體，然後冷冷地否認那是他兒子，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般，接下來幾個星期他照常工作。然而，紙終究包不住火，神秘的法拉利車禍不再神秘，反而清楚告訴世人，舊領導錯得多離譜，他們搜刮來歷不明的財富、濫用權力和缺乏人性。
令計劃否認兒子之死，缺乏人性。
汪洋上任副總理有助改革
所幸，未來中國不會再被這群人統治，習近平已帶來不一樣的新氣象，試圖建立更親民、更儉約和更值得人民信賴的政府。此外，第二個讓紀思道感到樂觀的原因是“汪洋”，這位具有改革傾向的前廣東省委書記，稱得上是中共裡頭最有能力的政治家，傳聞將在3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紀思道把這個消息視為進行變革的好兆頭。
因此，新領導人的政策方向可能偏愛於加速經濟轉型，同時最大限度減少對政治的嚴厲控管。隨著中國慢慢邁向已開發國家，一個受過教育、有國際觀和自信中產階級之崛起已無法避免，如此情況下，人民不再是“愚民”而是“刁民”，他們也知道中國的鄰國，從台灣、蒙古，南韓到泰國越來越民主化，甚至長期遭軍政府把持而落後貧窮的緬甸都能投向自由懷抱，中國是否還能繼續強硬打壓政治異議值得存疑。
紀思道以親身經歷為例，指出中國人如何脫胎換骨。25年來他時常陪著妻子回去泰山老家，起初村民有一半是文盲，幾乎與世隔絕，但現在生活煥然一新。在最近一次拜訪中，紀思道發現一位農民一邊使用著筆記本電腦在互聯網上買賣股票，一邊收看香港節目，女兒還具備大學學歷。紀思道說，像他這樣的人難以被當局操縱，對中國日益惡化的腐敗問題亦深感憤怒，這些皆是迫使政府做出改革的客觀條件。.
最後不能忽視的是，習近平也是比胡錦濤更高調的民族主義者，大聲談論“復興”，紀思道擔憂若與日本或東南亞國家於島嶼爭議上失控，中國將再度陷入混亂，所有樂觀預測勢必落空，但中國之崛起仍為21世紀的卓越故事，過去10年國家在胡錦濤的失敗領導下步履蹣跚，但紀思道認為，習近平未來10年的統治將使中國再度充滿活力。
習近平的“西化思想”被反駁
想當然爾，不是每個人都像紀思道信心滿滿，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學教授華志建（Jeffrey Wasserstrom）針對此文做出回應，表示不同觀點。紀思道的主要論述在於，習近平將比胡錦濤更加深刻地致力於改革議程，推動中國經濟自由化，同時放鬆政治韁繩，儘管這類的樂觀結論很吸引人，卻難有事實加以佐證。華志建指出，根據習的政治歷程，他從來沒有做出大膽舉措的紀錄，明顯地，“安全牌”是習近平一路攀升至最高位的護身符，且共產黨的政治家普遍規避風險，就算習有一些新行動，還是會落在謹慎的頻譜中。
紀思道的文章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10年前胡錦濤甫上任之際，我們對他所知甚少，距離感於是產生美感，令人懷抱不切實際的幻想，當時溫家寶也被視為能帶領胡錦濤走向自由開放之路的重要幫手，但10年過去，中國的腐敗問題已達“亡黨亡國”程度，太子黨依然呼風喚雨，倒行逆施，對政治異議人士和少數民族的打壓更為嚴厲，一切都與最初的設想大相逕庭，就算李克強和汪洋接掌國務院，未必能保證他們一定就不一樣。
華志建也對紀思道強調習近平的“西化思想”提出反駁，並不認為將女兒送到哈佛就是鼓勵學習英語和西方的開放性。舉例來說，前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Gaddafi）的兒子們曾到英國讀書，朝鮮金氏王朝的家族成員也到瑞士求學，但無庸置疑，卡扎菲和金家均為世界上最獨裁的政府。就拿中國本身而言，名譽掃地的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讀過牛津和哈佛大學，可是薄熙來絕對稱不上自由派或改革派，江澤民和賈慶林的後代也都是海外留學生。因此，子女接受西洋教育，也許只是流行於高層領導的風氣，不特別意味著什麼。
劉曉波將於習任內重獲自由
至於將改革賭注放在“基因”上更是沒有說服力，沒有規定孩子就得追隨父母腳步，習仲勛或多或少曾影響習近平，不過“有其父必有其子”只能說是一種迷信，況且習近平還得跟黨內龐大又複雜的不同派系過招，所以，改革的最佳佐證仍是實際行動，而非基因。緊接著關於劉曉波的釋放問題也有盲點，因共同起草《零八憲章》而在2009年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的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自然於2022年前結束，如果沒有意外，他肯定會在習的任內重獲自由，重要的是，習如何面對這位極具影響力的異議人士？要是劉出獄後繼續宣傳其主張，習會將他再次送入監獄？還是強迫流亡？從劉霞持續被軟禁的事實看來，讓人不敢抱持太大希望。
按照刑期，劉曉波可望在習近平任內獲釋。
華志建認為，習近平的態度會有所軟化，讓《零八憲章》之類呼籲更大程度公民自由的訴求能在互聯網上流傳，不至於有人因此鋃鐺入獄（近期之《改革共識倡議書》可為一例），但政府加強控制網絡仍值得注意。另外，最近沸沸揚揚的南周事件可視為公民和記者爭取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最大努力，可是“漢奸走狗”或“外國勢力介入”等說法出爐，均印證中國政府並沒有太大進步，畢竟2010年當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時，當局不也以“外國陰謀”看待嗎？
習近平歷史地位有待觀察
在紀思道的文章中還提及移動毛澤東遺體的想法。華志建說，儘管習近平去年11月上任後多次講話沒有刻意向毛澤東致敬，被一些西方記者猜測是否毛的地位已大不如從前，從而推斷搬動遺體的可能性，但是，如此議題可能比想像中敏感，毛澤東畢竟是極具爭議的人物，固然率領共產黨打倒國民政府，錯誤政策如文革和大躍進的陰影與創傷依舊是禁忌話題，習近平沒有理由為自己惹得一身腥。
再者，若習有意推動改革，搬動毛的遺體也不該是首要目標，也許這麼做會讓國外評論家感到雀躍，但事實上，至今還有數百萬的中國人崇敬著毛澤東，任何詆毀或看似詆毀的舉動將產生反效果，導致社會不穩定，進一步阻礙更多迫切需要的改革。華志建指出，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保護法律是眾多農民渴求之事，影響範圍廣大，但在強大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下已延宕多年，對習近平而言，這絕對比改變天安門廣場的景觀來的重要。
不可否認，中國周遭國家民主模式之成功讓不少知識份子感到欣羨，然而，也有不少中國人不認為有選舉但缺乏穩定民主制度的國家值得效仿。以印度為例，公民縱然擁有較大的政治自由，腐敗卻猖獗無比，醜聞層出不窮，社會動亂不安，經濟成長率也遠不及中國，尤其在中國官媒刻意引導下，時常展現民主國家貪汙、貧窮和動盪的一面，因此，誠如胡錦濤在十八大工作報告中提到，中國“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正說明“西式民主”並非領導人心目中的理想目標，如此一來，習近平要從根本體制上改革的希望便十分渺茫了。
文末華志建想提醒讀者的是，類似紀思道的期待也不是完全沒有實現過。在太平洋的一個島國上，一位剛烈獨裁者的兒子成功推動民主化，他曾在俄國留學，然後回國掌管情治系統，但最後決定解嚴，開放報禁和黨禁，成就彌足珍貴的和平轉型，此人正是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將台灣從威權國家轉變成民主國家的關鍵人物。無論習近平未來會成為“戈爾巴喬夫”還是“蔣經國”，甚至只是另一個“胡錦濤”，都還無法太早下定論。
也許習近平只是另一個胡錦濤。
中國極有可能發生革命
改不改革、要改什麼將是習近平的難題，但從人民鼓動的改革卻極有可能發生，也就是“革命”。歷史上有太多精采革命，1789年法國大革命徹底大破大立，帶來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美國在獨立革命中浴血奮戰，最終建立讓人人都有權追求美國夢的強盛國家；中國也有辛亥革命，即使“共和”精神沒有維持太久，結束帝制仍是中國2000多年來的一大創舉。由此可見，革命就像一把雙面刃，一方面製造混亂，另一方面則在混亂中尋求建設新秩序。中共在革命中起家，而現在的中國，是否需要一場革“共產黨”的命呢？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召開座談會時，向在座學者推薦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引發不少揣測。在許多辯論中，北京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引用哈佛學者理察‧皮佩斯（Richard Pipes）討論俄國革命的著作，就針對社會背景的討論上，得到與中國驚人的相似處。
皮佩斯教授第一個提問是：“為什麼俄國沙皇會倒台？”如果研究者鑽研1917年以前的新聞報導或回憶錄，會發現幾乎沒有人預期沙皇政府有結束的一天，相反地，人們認為該政治體制堅不可摧，還能存活好長一段時間，畢竟它已度過無數次危機，包含1905年一連串罷工和反對尼古拉二世政府的暴力事件。中共同是把權力握得緊緊的專制政權，韓戰、文革、六四事件乃至前幾年的茉莉花革命都擊不倒它，甚至第五代領導人上任之初就已有人開始關注10年後的第六代，中共統治中國看起來再自然不過。
中國面臨如以前俄國的挑戰
那麼，何以革命終究爆發？皮佩斯指出，答案並不難找，俄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政治系統沒有隨之更新，兩者間的不協調，啟動不可逆的革命進程，他寫道：“因此，1900年左右，俄國已成一個僵化的龐大國家機器，而不是具有彈性、能傾聽人民聲音的活力社會。同一時間，俄國正一步一步邁向全球大國，必然得推動產業發展和高等教育，公民素質因此獲得提升，並對政府懷抱更多期待。然而，很多事情沒有按照他們理想，直到1905年，沙皇政府遂遭受不可調和的矛盾（意即革命，但未成功）。許多俄國人已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多方接觸西方思想，但他們仍被政府當作不識字的農民，不宜參與國事，資本家和銀行家雖然能對國家的經濟和就業作出重大決定，卻被隔離在政治之外，因為政治是官僚壟斷的領域……”
“其結果是，如馬克思曾正確預測，當社經環境一再變動與轉換，高度集權、靜止如死水一灘的政府無法再回應人民需求時，便能提供革命足夠養分……（1982年）當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時，為里根總統準備在倫敦說話的內容，當時我想到馬克思，也觀察到俄國的政治情勢和社會經濟環境已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我將革命的想法放進去，儘管那時俄國已非沙皇統治而是蘇聯。里根總統採用如此觀點，並引起莫斯科方面盛怒。蘇聯的解釋是，美國身為反對共產主義陣營的首腦，這僅是一種政治語言。當然我認為蘇聯憤怒還有另一個原因，他們比誰都還要清楚，統治方式已不符合經濟或文化發展，內部矛盾加劇之際，里根總統剛好正中痛處”，果不其然，1991年蘇聯解體，正式邁入歷史。
程致宇建議，仔細閱讀皮佩斯的文字，再對比今日中國，就會發現一些有趣的深思。30年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起中國發生更多改變，中國領導人正面臨同以前俄國一樣的挑戰，其封閉、由精英統治的政治體制，是否足以應付急劇變動且更加開放的經濟和社會？而這說不定便是王岐山推薦托克維爾著作的理由。
的確，中國有太多制度不合時宜，例如侵犯人權的勞教，造成城市居民和非城市居民極不平等的戶口以及違反自然法則的計畫生育等，更不用說民主與自由觀念早已通過無遠弗屆的互聯網深植人心，老邁又專制的共產黨有辦法跟得上時代嗎？它還能撐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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