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客、银行家和商界领袖常常带着一丝嫉妒，观摩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体制。胸怀5年、10年甚至20年规划的中国领导人，多么具有远见。若不受民选或者恼人的个人自由顾虑的妨碍，体制的效率该有多高。
这些景仰者中，有很多人也许期望中国的年度全国人大会议将出台富有远见的政策。全国人大年会今日开幕，并将在3月17日闭幕前正式任命习近平为今后10年的国家主席。但是，除了在边缘作一些小打小闹的调整，并对部委官僚机构进行一轮重组外，如果有人期盼本届人大会议将推出对中国政治或经济结构的认真改革，那是很可能要失望的。
习近平是一名共产党游击队指挥官的大权在握的儿子，他父亲也曾在中国政府高层任职。对英国《金融时报》的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最好把他想象成一家庞大企业集团新近任命的首席执行官，他迄今一直为这家公司效劳，而他父亲是当年创立公司的股东，也是公司的终身高管。
他要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级和中级管理层的支持，而他从年轻时刚加入公司开始，就认识其中许多人。
他还将对付一个影子般的董事会，其成员是高级和退休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及其家属，他们对重大政策措施保留否决权——即便他们已退出政治舞台。
没有丝毫证据表明，习近平抱有彻底改革中国体制的秘密心愿，这是他被选中出任国家主席的一大原因。但即使他以某种方式策划推行重大改革，他能够克服任何利益集团的几率也极小，这些为数甚多的利益集团遍及几乎所有领域，他们反对改变现状。
最能说明习近平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很可能是他在去年12月视察中国一个军事基地时所说的话：“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自去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高超地对不同群体说了不同的话。
对民族主义者，他发表了强硬的外交政策言论。对自由派人士，他谈到了宪政。他在讲话中赞赏民营企业，还谈到要重振薄弱的福利制度。他发起了一场迎合民意、但迄今流于表面的反腐行动。
但与此同时，他提高了中国各界对改革的期望，这些改革的幅度远远超出他和他领导的新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这一点很可能带来不快。
中国各类政治倾向的人都把自己的期许和梦想寄托在习近平身上，但现实是，当今中国的权力远远不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么集中。中国中央政府根本不是西方某些人所敬佩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庞然大物，而是往往无效和无力得令人诧异。
一个略显琐碎、但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政府在2004年出台的禁止建设高尔夫球场的禁令。自那以来，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几乎增至原有水平的4倍。说到底，中国中央政府出台很多意图可嘉的法律法规，但往往得不到实施——除非这些法律法规符合下级政府官员的利益。
在绝对必要的时候，中央政府可以举全国之力，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它每一次这么做都会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
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倾向于花很多时间发表积极的讲话，但只是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才真正投入行动。近10年前爆发的非典疫情就是一个好的实例。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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