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确提供了理性思考的奖励机制，但是许多参与者在做决定时，不论是关于个人工作、生活的决定，还是追求社会正义，改变现状的决定，市场理性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在市场理性渐渐形成，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尤其令人深思。”
当下中国，市场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缓冲地带里，最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它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国离不开政府行为，但市场一旦建立就有了独立于创建者的生命力，有了市场的规律、原则和道德。不仅如此，主要作为经济活动场域的市场也对参与者的心性、习惯甚至信仰做了些新的注解。“理性”几乎成了永不可能被推翻的注解之一。经济学家们指出：市场通过竞争机制要求人们必须理性。
汪丁丁在《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一文中指出：“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市场理性有多个层面的涵义，汪丁丁列举了“人的自利性”、“极大化原则”和“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一致性的假设”。
经济学家Richard McKenzie更进一步援引实验证据表明，市场在激励人们做出较为理性的行为方面，要比其他方式靠谱。由于信息不完整、达不到做完美决策对智力极高的要求，大多数人并非完美的决策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的失败。事实上，市场所做的要远比引导改善资源分配多得多，它能够让参与者比在其他环境下表现得更加理性，因为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付出代价。于是，市场要求（而不是允许）经济学家们假设人们要比在实验室里更加理性，因为实验室里不存在有意义的信息、激励机制以及市场压力。
F.A.哈耶克在30年前出版的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里很好地描述了市场与理性的关系：
“竞争……是一种引导我们获取知识和习得技能的方式。那些认为竞争是基于对参与其中的人的理性行为假设之上的人们不会理解这一点……虽然理性行为常常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前提，但这是错误的。经济理论的基本主张恰恰是说竞争使得人们为了谋生，必得理性行事。这套理论不是建立在“市场过程中的大多数或者全部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这个假设上，相反，它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通过竞争，一些比较理性的人会胜出并成为其余人的榜样，后者会效仿和追赶前者以图获胜。社会中，个人由于理性行为而获益，理性的方法将不断发展并通过模仿而广为传播。假如人们不能从理性行为中得益，那么表现得比别人更加理性就毫无用处。“
如上所述，市场让参与者有无数练习理性思维、决定的机会。但尽管理性者在市场中胜出，人在离“理性”的理想型还向去甚远。以下几个例子及分析进一步说明，人是重喜好、价值的社会动物，而非理性机器。市场的确提供了理性思考的奖励机制，但是许多参与者在做某些决定时，不论是关于个人工作、生活的决定，还是追求社会正义，改变现状的决定，市场理性都不是起决定性的因素。这样的分析在市场理性渐渐形成，社会又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尤其令人深思。
假想你是个新鲜出炉的MBA，幸运地有四个可选择的工作。第一个给你提供高薪，但工作地点偏远，远离家人和朋友。第二个，薪水还过得去，但发展空间很大。第三个则给你提供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棒的工作环境，但是事业的发展机会相对则小一些。最后一个则是很有趣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工作时间很长。你会选择哪一个？更重要的是，你该选择哪一个？
按照经济理性的标准，作为一个理性地决策者，你会如何挑选工作？你会创建一个电子表格，将工作的相关变数包含在内（例如，薪水、同时、上升空间，工作地点等等）。接着，你会衡量各个变数之间的重要性（毕竟，不同的变数对于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然后，你会对各个工作的不同属性添加一个附加值（如，10分就很好，1分就很垃圾）。最后，基于这是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你所做的是对不同工作的一系列预测（你的同事可能并不像他们看起来这么好，公司可能在你有机会升职之前就玩完了，等等），你在衡量之前就该了解好不同工作属性的不同价值。现在，除了些乘乘加加的算术过程，已经万事具备了。那么，数学帮你找到这个问题了答案了么——我该选择怎样的工作？
模型的理性选择产生了数个可能性。它假想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我们所做决定而产生的不同方面的结果也被假设是“可测量”的（即，用一个共同的量化单位来测量——“实用性”的量化单位）。同时还假想我们是在获得事件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并且考虑到各个结果的可能性。
现在就我所知，几乎没有人是按照上面这个模型来选择工作的（或者是购买房子，去哪旅游，上哪所大学，买哪种车，或者其他的所有事情）。从这个事实我们学到的是：人是一种做次好决定的非完美理性生物。
整个名为“行为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记录了人类不完美理性抉择的许多方面（“行为经济学”是个误称，因为该学科其实不过是把心理学应用于抉择，而抉择经常具有经济后果）。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Daniel Kahneman（丹尼尔·卡尼曼），最近出版了名为《思考的快与慢》的专著（Thinking fase and Slow）。很好地回顾了他40年来关于“做次好决定”的研究。书中涵盖了一系列的其他学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丹·阿雷利（Dan Ariely），甚至是我，这些都已经抓住了公众的眼球。
现代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在两个方面是非完美理性的。一个是我们错误的数学计算：我们并不擅长思考不确定的事情然后在脑海中创建相关的电子表格；第二个更为重要：我们想要的往往是错误的。我们错误地估计了结果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和实用性。我们太过忽视决定所带来的结果（这样，吃和花得就会过多，而练习和保存得太少）。同时，我们也错误估计了做出一个决定会使我们满意多久。那样，我们就逐渐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会慢慢对好的事物审美疲劳，它们所带来的满意度也会随之减少（比我们想的要少）。
我们能够了解自身决策过程中的这些特点极为重要。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机构慢慢推进发展政策的实行，若不是强逼，市民就能做出更好的决定。但要注意到：所有这些研究并未挑战“何为理性抉择”的规范性模型。
理性选择的模型当然很好，只不过人们却做不到。我想说，其实这个模型也不是那么好。基本上该模型中所有关于人类和世界的假设都大谬不然。
它假设人们都是自私的。好吧，不管对或错。自私确实是驱动我们前进的部分动力，但我们同样关注其他幸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甚至是这个世界。我们同样关注做正确的事，甚至在没人注意到时也会考虑牺牲自我。
它假设具有一个价值的通用单位，世间所用事物均可用它来衡量比较。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的确，我们能用价值几何来衡量薪水、同事关系等等一切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但若这么做，我们相当于承认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通用的衡量体系来代表我们生活的幸福与否。决定当然并不好做，但却不能生搬硬套。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将决定进行不同的比较这么困难。
它假设我们能够将结果进行各种意义可能性的分析。可能有时候我们确实能这么做，但生活却并非可能性已经确定的轮盘赌博或反复抛硬币。世界绝对是充满不确定的地方。若我们总是将自己不确定的事物加以评估，这说明我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这个至关重要，而非少数的技术问题，因为若你不能将所期待的可能性结果数值化，你便并不能计算从中获益多少。
我们应该对收入的不平等加以抗议，应对教育的不平等加以抱怨，应对金融机构的贪婪有所动作。而在经济理性的概念中，这些行为毫无一席之地，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超级理性的。既然经济学说话方式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政治机构的非官方“语言”，那么上述无人问津的行为，就会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明显。若我们想要建设一个机会更多、更公平的社会，则需要一个比我们将从市场理性中获得的，更加宽泛的理性概念。
本文由三篇文章整理而成：
人类的非理性——这对变得理性意味着啥（译者: 丁半仙，原作者：Barry Schwartz）
原刊于：http://www.theeuropean-magazine.com/barry-schwartz–3/875-human-irrationality–2 ，
原文链接：http://select.yeeyan.org/view/360568/332799
市场如何使我们更加理性（译者：zhouyuankim，原作者：Dya Somin）
原刊于 http://www.volokh.com/2010/01/06/how-markets-make-us-more-rational/，
原文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61610/76335）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727.html?page=1
（童亚琦，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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