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明：周其凤退场后，我将如何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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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海明
得知周其凤校长退休的消息是在午睡后，彼时的大脑还停留在被电话叫醒的蒙怔状态。同学告诉我，学校要换校长了。随之，陆续听到和看到了很多同学的怀念之语，尤其是2009年周校长任期内的第一批学生，有人不无伤感地说，“从入学开始就与周校长相伴，可是到了毕业时，毕业证上却没有周校长的名字。”
我总是隐约感受到许知远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记忆上的那种“可怕的欠缺”。以至于晚上睡觉时突然问自己：在他退休后，我将如何去记忆这位校长？他是我所学习的地方的“头儿”，还是经常坐在学校大小会议主席台中央的重要人物，抑或是多次社会新闻事件中的争议人物，以及一些北大学生极力为之辩护的北大校长？
所有与周校长相关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大多作为符号化的内容而存在，同时也常是备受争议的舆论焦点。当下的教育体制中，“校长”本身已经被符号化，“北大校长”就更会被当作符号化的象征。而学校也似乎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加深这种符号。平时走在路上，碰到校长的几率几乎为零。也许他正坐在与教室很远的办公楼里，为公务繁忙；也许他正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念着正式而又准确的稿子；校内新闻报道上，周校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新闻的主角，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社会新闻中，“北大校长”时不时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
若非有幸在一次学生活动上，我亲耳听到周校长自己讲述他光脚挑担一路走到北大的故事细节，我或许永远都不知道他求学时的艰辛；若非一次作为学生记者去报道他视察某学院的工作的经历，我或许永远都感受不到一位真诚、朴实长辈的语重心长。可是，在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大学校园里，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经历？又有多少人能感受到这些点点滴滴，从而化作记忆中的美好存在？
以至于当我真正去梳理求学三年以来关于周校长的记忆时，竟然大都是这种简化、抽象的印象，犹如断片般的内容。校园中，学生与校长见面的机会，大都是各种会议上和校内校外的新闻报道中，甚至在我们为身陷舆论漩涡的周校长辩护时，常常只能用“其实周校长跟学生很亲近”之类的话语，和另一个场景的亲近照来救场，真正要去详细讲述这些内容时，很少有鲜活的记忆。
显然，与周校长分享他学生时代刻苦学习的“师兄经验”，更能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北大学生；我们在校园小径上与校长的不期而遇，更能让我们对这所学校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校长的真诚聊天，也更有助于我们对学校发展的深刻理解。这些，远比那些“符号化”的东西重要。
新一任的北大校长接过帅印，开始成为我们关于这个学校记忆的一部分。当校长带领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创造北大发展的新历史时，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记忆细节”，而不是空洞无味的“符号内容”。否则，校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历史走过了一程又一程，而我们记忆中的北大校长，总是“蔡元培”和那个“老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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