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讀歷史的社會是多麼恐怖。最近戴卓爾夫人的檔案解封，內容談及就香港與中共談判，一些本土派攻擊司徒華為首的民主派當年打着「民主回歸」的旗號，「出賣」了香港。
正如筆者舊文〈泛民內鬥二部曲：反蝗與反反蝗〉所說，泛民互相傾軋，遭重重打擊後，不少本已受人民力量激進思想影響的青年，民主信仰出現真空，極左轉極右，本土派應運而生。
本應香港獨立，或者回歸英國統治，是個人政治信仰，立場上無可非議之處，不過一些本土青年為了正當化自己的信仰，嘗試從扭曲香港過去的歷史面貌，便是在刪改港人共有的記憶遺產，便不能不出言制止。
不少本土派的首要敵人不是共產黨，而是泛民主派，而且對之攻擊之猛烈，毫不亞於中共報章，而泛民主派最大的歷史罪名，莫過於「民主回歸」送香港入中共的虎穴之中。
只不過從二〇一三年的角度，去刁難一九八二年的人，刪去當時香港的政治社會脈絡是絕不公允。在八二年前的十多年光景之間，香港又到底處於甚麼的狀態，港人處於一個怎樣的心理境況？八十年代前的殖民地政府首腦絕大部份都是英國人，香港的經濟命脈，還是牢牢掌控於與殖民地政府關係親密的英資財閥之下，發出遠東商業帝國的餘暉。政商之間，基本上是以大部份普羅市民不諳的英語維繫的，縱使七十年代香港的社運和學運界發起中文運動爭取了中文成為法定語言，英語作為統治階級的語言地位是超然的，也是要投身管治階層的必要條件。外國人以外語壟斷的官商統治系統，如果今天的以港人文化為宗的本土派回到過去，會站在社會運動的一邊還是統治階級的一邊呢？
八二年前在殖民地互相較勁的國共之爭已經逐漸式微，取而代之是火紅年代的學運和社會運動。一九七二年的保衛釣魚台示威，被警察以警棍追打至頭破血流的情景在上一輩社運人口中還是歷歷在目，一九八〇年國際政治刊物《新政治家》踢爆殖民地政府政治部轄下的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對眾多學生組織和壓力團體進行滲透、監控、輿論戰抹黑等工作，當中包括學聯、教協、香港觀察社等。加上了惡名昭著的《公安條例》，免經審訊便可遞解出境的權力，還有六六、六七年的兩場大規模暴動（六六暴動和香港反英獨立運動，詳見拙文〈港獨之父馬文輝：六十年代的民主運動〉），廉政公署成立前後的警隊貪污風氣和官警衝突，英殖時代的香港，絕不是八、九十後想像的花花世界。
殖民地年代種族階級觀念分明，深層的種族主義無處不在，政治社會風氣保守抑壓，殖民地彌漫着的，是一片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氣味。香港人對殖民管治的普遍心理在呂大樂的《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有深刻的描寫，他們對殖民地政府有一種故意的疏離和區隔，一些人甚至有潛在的抗拒。這種抗拒背後的基礎，自然要追溯自自身的歷史文化身份，結果中國國族身份便成為一個正當理由。這跟今天的本土派舉起龍獅旗的英殖身份，抗衡中共的國族主義一樣。但當年尋找中國國族身份也分成兩大宗派，火紅年代的大專的「認中關社」，便分成了全盤接受中共政權的「國粹派」，以及有批判精神的中國國族主義「社會派」，其中社會派內的眾多人物後來成為本土派的口中，中了「大中華情花毒」的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的中國國族主義，以何俊仁為例，可追溯自錢穆、牟宗三、徐復觀、司馬長風等的反共國族主義思想，四九年大陸變色紛紛南來避秦的中華傳統旗手這一套「花果飄零」精神，便受美國大力支援促成新亞書院的誕生，也成為新亞校友劉細良的〈花果飄零—殖民地的文化認同〉故事。這種批判思辯精神的反共國族主義，成為排拒中共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武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精神來源，「民主回歸」的理論基礎。然而本土派挾英殖身份抗共，當中不見對英殖時代的公正評價，盲目把英國統治寫成美麗的神話，不尊重歷史事實，未有批判精神，比泛民的反共國族主義相形見拙，吹捧陳雲的仇恨民粹理論，甚至落得跟當年支持四人幫的國粹派同一層次。
然而這種「民主回歸」的想法對英國與中共的談判有多大的影響？當時的民調清楚反映大部份人都希望維持現狀。不論是他們根本不當自己是中國人也好（有某些極端的本土派論者真的相信「大中華主義」是泛民對港人洗腦的結果）、恐共心理也好，還是基於政治冷感的保守態度也好，「民主回歸」並非主流意見，更非戴卓爾考慮的因素。
相反，戴卓爾夫人諮詢的港人對象，在八二年的三次會談中顯示得十分清楚，行政局非官守謝員、工商界代表、包玉剛。在檔案之中可以看到，前兩者對倫敦與北京的會談中完全被動，只跟隨戴卓爾夫人的鼻子行事，除了包玉剛外。船王包玉剛在七八年返大陸營商時已經與鄧小平建立私人關係，鄧告訴他中共會在九七年接管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地契可以延續至九七以後，包玉剛迅速棄船登岸，大規發展房地產事業，收購九龍倉，成功於世界航運業式微之時延續其商業帝國。包玉剛更於香港前途談判中充當鄧小平的傳話人，對戴揆說若果香港經濟出現動盪，中共可以趁低吸納，買起香港資產。
戴卓爾夫人堅持兩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英國擁有香港及九龍主權，直至駐華大使柯利達告訴她九龍和新界的邊界只是一街之隔，而鄧小平早已決定九七年接管香港原則不會退讓。其實早在戴卓爾夫人訪問大陸之前，香港的前途已成定局。而英方也在八一年修訂國籍法，褫奪了港人公民身份，餘下要做的便是確保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以及英陸的良好商貿關係，這一基本方針直到六四事件後大幅改變，已是後話。香港的社會領袖除了移民海外，就只有中共統戰之下委任成《基本法》諮委、草委的工商界和「民主回歸」的民主派在九七前後力爭民主政制以保障港人的自由和人權鬥法，在六四後遠赴美國國會爭取關注，甚至要求重訂聯合聲明。民主派這算是將香港人送入虎穴嗎？
然而新一代以九十年代彭定康正值大力量推動民主，提拔華人出任政府首腦，英資撒離香港令社會向上流動速度前所未有的快，他們把依稀記得已經大幅去殖的殖民地美好生活體驗，加上一些專欄作家幾篇偏頗的諷刺文章，來對比大陸近年的急速崛起沒有如所料的給予香港繁榮安定，反而強大的經濟向心力把有把香港本土文化和英國人遺下的制度吞噬之跡象，中共隨着經濟改革會促成的政治改革仍沒發生，但香港人的危機感已頻臨崩潰，本土派舉起英殖象徵的龍獅旗而興起並非偶然，但香港以及民主派的困局也非主觀意志所能改變。
筆者不敢說以上對歷史的分析及見解都是沒有錯誤的，它畢竟只是眾多切入面之一，不過我們在責難上一代人時，不能永遠只站在自己處境和感受，就像筆者的一篇文〈愛民主的香港人，你和你的祖父輩們〉提出，不剖析當時的時局和那一代人的處境，便施以道德審判，往往變成這一代罵老一代，呂大樂叫舉龍獅旗的人要面對殖民時期的不公，反遭狠批的失語情況。這反映不僅是香港不同世代的思想文化斷層，而且更反映了整個港人的歷史記憶原來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給扭曲和刪改，事實本是可以為自己說話，而非為某特定政治立場服務，但當社會都不認真對待歷史，這些人便放棄了記憶的權力。這種權力今天雖可為本土派利用，但明天更可以為統治者刪編。
可能有些會認為在facebook加入一個以香港歷史為名的page分享香港的舊照片，繞過閱讀那些認真的香港歷史研究著作，便滿以為已經充份理解這片土地的過去。他們然後便可把自己對美好殖民地年代的想像，都投射在那些facebook上的舊照片上，大讚以前中環的殖民地建築多麼的美。然而呂大樂在那時社會商討拆卸舊香港會時，便引述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這樣說：「以建築藝術角度看，該建築物或有其價值，但論政治因素，則該座大樓應盡快消失，而且愈早愈好。」
戴卓爾夫人的外交檔案解封，引起全球廣泛報導，我在想有沒有可能三十年後一個以曾蔭權命名的基金會會將他一〇年峰迴路轉的政改決策過程的檔案解封，引起香港市民議論。這個想法當然是痴人說夢，特區政府在沒有《檔案法》的約束下，每天在幹銷毀香港社會公有的歷史文獻這種合法罪行，而最嚴重的，大部份香港人根本毫不關心。
貝加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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