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公共事件都能对制度的修补完善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包括H7N9禽流感在内的各种公共卫生事件，患者的医治费用如何承担，需要一个更为细化更有操作性的规范，这正是此次禽流感事件给我们的另一个提醒。
很多公共事件都能对制度的修补完善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包括H7N9禽流感在内的各种公共卫生事件，患者的医治费用如何承担，需要一个更为细化更有操作性的规范，这正是此次禽流感事件给我们的另一个提醒。
“南京确诊的首例患者患病以来已陆续花费10万元，打算卖房凑钱，因地址被曝光而作罢。另一名病危的安徽患者也已花光积蓄一筹莫展。”4月5日，“禽流感来了，谁为患者埋单？”的讨论异常热烈，有媒体吁免费治疗H7N9禽流感患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教授林江表示，用公共财政资金为H7N9禽流感患者买单需要前提：H7N9禽流感具有人到人的传染性，“一旦出现了人到人的传染，患者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受损，还会对公众产生影响，传染其他人。”他认为，目前禽流感患者治疗费由政府财政买单，时机不太成熟。
H7N9禽流感来袭引发很大关注。目前患者人数虽然不多，但此事对公众心理产生的冲击不可小视。由于是新型病毒，医治和预防都没有完全可靠的办法，这使得医治费用和病情的扩散变得很难预测，此时，财政该不该介入医疗费用的承担，的确值得探讨。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62条，国家对患有特定传染病的困难人群实行医疗救助，减免医疗费用。在实际执行中，像肺结核等一些传染病，国家已实行了免费医疗。原因在于这类病有很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很大。换句话说，公共财政提供免费医疗的前提是，一种病情已威胁到了公共安全，财政只为公共安全提供保障，而不为个人的病情提供资助。这也是专家所谓“H7N9禽流感具有人到人的传染性”才能提供免费医疗的原因。
虽然专家说法有理有据，但H7N9禽流感的确有它的特殊性。首先它是突发的新品种，属于突发事件，让个人单独承受一个突发公共事件的成本，不仅负担太过沉重，而且也不够人道。在现有法律中，也可找到相关依据。比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43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必要资金，保障因突发事件致病、致残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根据这一条，突发卫生事件的医治，政府财政应当负担，但负担多少，是全部买单，还是按比例买单，却没完全明确。所以，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公共财政的介入显然不可免。
其次，这一突发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外部影响。比如上海关闭了禽类市场，政府部门和医疗单位都会介入检测试剂的运用、疫苗的研制；很多制药企业的股价飙升，因为会涉及疫苗和药物的研制和市场化。这些外部影响显然已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投入根本不可能。这些投入是否部分用于减免费治疗，显然值得讨论。就像钟南山建议的，面对H7N9疫情这样的紧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应该设立渠道，提供紧急资金、医疗救助。
很多公共事件都能对制度的修补完善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包括H7N9禽流感在内的各种公共卫生事件，患者的医治费用如何承担，需要一个更为细化更有操作性的规范，这正是此次禽流感事件给我们的另一个提醒。
(李迎春：《成都商报》记者。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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