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培：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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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旭培
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何以成了问题？
今天的人们对民主自由有无普世价值，争论不休。一方说：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民主自由就是有普世价值的好东西。另一方说：民主自由要分清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的东西。
可是，在1949年之前的毛泽东那里，这是不需要争论的。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主席提出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主席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主席还在交谈中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以上这些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认识，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其中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所有这些言论无须细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乃至全党，那时谈民主自由是与国际接轨的，是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谈的。正是这些思想和主张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帮助共产党打下了江山。
从以上言论还可以看出一点，那时的民主主要是指向国家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新中国成立后，民主的国家制度就不怎么谈了，民主只成了民主作风，常常说到的是“民主集中制”，“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这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方策在我胸中已有，但是我让你说话。这里的民主只限于“让人说话”的民主作风：你可以在我的意思指导下，说一些大同小异的话。但是由于没有刚性的政权架构和国家制度加以保证，让不让你说话，听不听你说话，就看我有没有民主作风了。民主中的票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本来就能在辩论、讨论以后解决决策问题；但一搞民主集中制，常常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了，即使有些小的制度规定，也往往变成搞形式、走过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前27年，我们不从普世价值出发建设国家的民主制度，结果全党、全国在专制主义的“一言堂”的压迫下，遭受了太大、太多的灾难。
我国从晚清，特别是从《大清报律》颁布以降，就开始有新闻自由和法治，为什么到1949年这个历史就中断了呢？根据笔者在《新闻自由之路》一书中的研究，这与新闻自由的理念和实践，两次以不同形式地与国际社会相背离有很大关系。一次是清末民初的极端放任的新闻自由，另一次是共产国际的新闻理念和政策对中共的决定性的影响。
清末民初新闻自由的弊病在于违背普世价值
过去总有人认为，在剥削阶级统治下没有新闻自由可言，纵有也是徒具形式。但是自由总是从有形式开始，连形式都没有就不可能有起码的新闻自由。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提出新闻自由的4条标准，也就是4种表现形式：自由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批评。这4条标准中，以自由出版报纸和自由批评（政府）两条最为关键。我们曾以这两条标准考察清末民初的我国报刊，证明我国是有新闻自由的。
清末的两部新闻法（《大清报律》和《钦定报律》），采取的均是注册登记并缴纳保证金的制度，即办报无需批准只需呈报，但需缴纳保押费。与国外相比，同一时代的法国《出版自由法》采用的也是注册登记制。日本《新闻纸法》采用的是注册登记加保证金制。这说明清末新闻出版管理宽松程度比法国低，与日本持平。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和《出版法》，集中了日本等国报律中的限制性条文，实行出版物批准制加保证金制，那些规定虽然条文比较严苛，但通常未得到严格执行，使民间办报很普遍。
批评政府也十分常见。从《大公报》（支持维新但不偏激的报纸）发表的“言论”来看，清末1908至1911年三年中，我们按“星期合成法”抽样，共获得样本181份。在这些样本中，《大公报》共发表批评政府和时政的言论63篇，占抽样总数的34.8%。也就是说不到3天就有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批评涵盖了政治、法制、军事、外交、教育、交通、民生等几乎所有方面。袁世凯执政时期，1912年1月至1916年7月，《大公报》刊发“闲评”453篇，其中批评政府的有373篇；所占比例为82.3%。许多批评是有相当深度的，例如，在“姚荣泽案”中，《大公报》批评袁世凯“以命令变更法律，大总统之蹂躏司法”。即使在“癸丑报灾”发生以后，对政府的批评仍然很多。恰恰是癸丑报灾发生的1913年，是《大公报》批评政治的言论最多的一年。1913年10月，国会选出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通常是举国庆祝之时，可《大公报》在“报灾”发生之后仍发表文章，讽喻“民国由临时而变正式”，可“大总统如故也，副总统如故也”，乃是“老店新开”，“营业之失败，或更甚于老店”。
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那个时代虽然也有新闻自由被压制的时候、也有新闻自由不足的地区，但给人总的印象是新闻自由过头，特别是革命党办的报纸。章太炎这样著名的报刊政论家在报纸上写文章，称光绪帝为“戴?小丑”。武昌起义发生后创办的《大汉报》，从创刊第一天就杜撰《孙大总统告同胞书》的假新闻。《中华民国公报》“大量杜撰了所谓某省独立、某省响应、某部即将来援的新闻”。1912年5月20日，主笔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短文，题曰《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当时的《民权报》是在上海租界办的，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将戴季陶抓捕入狱，而当时的中国总理唐绍仪竟然发电报求情，最后只“罚洋三十元”结案。这说明，中国的权力当局也搞不清新闻自由的确切含义。1913年5月8日，济南《齐鲁民报》刊出评论，公开号召北方军人“倒戈反袁”，宣传“政府而叛国民，军人不应听政府之命令”。号召军人反戈反对总统，这是典型的煽动叛乱，是任何新闻自由的国家都要法办的。即使在新闻自由度较高的美国，也有“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的判例，禁止导致“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的言论。由于不守法也不受新闻自由规矩的传媒的推波助澜，再加上其他原因，作为其反面的专制主义反而得到复辟的可能。在这里，专制主义似乎成了对滥用自由的惩罚，尽管它本身也不能长久。
在西方，自由与法律是相对应的范畴。法律界定自由，自由对法律负责，“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洛克语）。关于新闻出版自由与新闻出版法的关系，马克思说：“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这些是文明世界对自由的科学认识。自由的概念发展源远流长，有过不少说辞；达成这一共识，是17—18世纪实现的。那些拥护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无论是英国的霍布斯、洛克，还是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直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本人，都强调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没有一个人把自由解释为“为所欲为”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法律也是可以批评的，也可以建议修改，只是不能动辄以抨击“恶法”为名，煽动违反法律，破坏法律的实施。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的含义与上述普世价值的距离较大。《辞源》列举一些古典文献中谈到的自由，解释自由的含义是，“谓能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大公报》1903年就指出：底层社会所理解的“自由”，“为任便而行，毫无拘束之意。其类则肆意杀人亦可谓自由，恣意行淫亦可谓自由，欲抢掠亦可谓自由，凡出于吾心之所欲，必使偿之而后快皆可谓自由。”（《自由辨》，7月11日）总之，中国人历史上对自由的理解，含有随心所欲，自由放任之意，没有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近现代中国人仍有很多是这样理解自由的，这种理解对新闻自由的健康运行，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因而总是出现很多超过新闻自由范围的非法的新闻活动。如果说，在清末进行那些不遵守法律的新闻活动，就是为了把国家搞乱，把封建王朝推翻，因而还具有合理性；那么在民国成立以后的建设新的共和政体的过程中，报纸动辄扬言杀总统、总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梁启超语），这种“新闻自由”还具有合理性吗？在这种舆论环境中任何政府也治理不好国家。只是由于袁世凯最后上演过称帝丑剧，太臭名昭著，没有人去细分是非罢了。总之，那个时代从社会精英到国家掌权者，都没有搞清新闻自由的法定含义，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由的理解，来实施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新闻自由，使新闻自由走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虽然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受到的戕害也很多。
顺便廓清一个问题，共产党人从南昌起义开始，就走上武装反对当时政府的道路，同时以“新闻自由”为武器，与当局作斗争。实际上，新闻自由只能由执政党与在野党共享，不能由执政党与革命党共享，因为革命党所做的是推翻现政权和整个现存的法律体系。其报刊活动无法以新闻自由论之，只不过是借新闻自由之名罢了。因为那个年代毕竟是一个充满战争和动乱的年代。这也是本文不分析、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自由的一个原因。何况《国际新闻自由公约》也规定，“当本国领土内有战争或非常事变时”，各缔约国“可暂时停止履行本公约所规定之义务”。
但是，许多共产党人却以为他们当年能以报刊从事革命宣传，是他们钻了国民党出版法的空子，其实当时《出版法》就有不得“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等等一系列的规定，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国家混乱，政治腐败，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是很难有空子可钻的。
对新闻自由理解出现失误，也与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出现很大偏差有关。虽然19世纪言论出版自由思想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但中国人却未能把握自由主义的精髓。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方面是缺乏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也出现过绝对主义的言论自由思潮，很少有人谈到言论、出版自由要对法律负责。由于绝对主义的言论自由思潮对革命者利用报刊活动，假新闻自由之名，推翻旧政权，曾经起过很大作用，许多人便误以为，那就是新闻自由；而这种自由似乎又是与制定的出版法不可能很严密，总是有空子可钻有关。这种错误认识，至今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成为通过新闻立法规范新闻自由的重大障碍。
这里还需特别提及的是，对自由主义的偏颇理解，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与毛泽东1937年9月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有关。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当时革命队伍的各种消极表现。“自由主义”在这篇文章中被解释为“不要组织纪律”，“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等“老子天下第一”的错误做法。出现这些坏现象当然应该批评，但不能把它们扣在自由主义的头上。不难看出，毛泽东是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的含义来理解自由主义的。特别是这篇文章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学生的语文课本，影响深远，结果自由主义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头脑中非常厌恶的东西。
在西方，自由主义包含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历史上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思想观。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不违法不得禁止。自由主义是在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兴起的平等的思潮，它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子天下第一”，绝不是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恰恰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又一种表现。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当代中国仍有很多人，包括掌握很大权力的人，缺少“自由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也缺少“自由主义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层认知，他们的认识与普世价值拉开了很大距离，以为有了新闻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因而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充满疑虑、抵触甚至恐惧。这说明，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有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问题，也就是需要一个承认普世价值的问题。摒弃那些对自由、自由主义的落后于时代和国际社会的误读、误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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