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同，个人主义主张个人的完全自由，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维护好一己的权益，世界终将因此而改善，而利己主义则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两者截然不同。”
拜读了连岳先生《十年才入自由主义的门》之后，放下原本打算写作的题材，一些想法不吐不快。
至今未见过连岳先生，但网上交游起于2007年的厦门反ＰＸ“散步”，当时连岳先生是以文字发动反对的反对主力之一，我是一个见新闻之猎而心喜的台湾记者，后来厦门反ＰＸ以喜剧收场，我因此事而对连岳先生产生好奇，看了连岳先生更多的文章，所以自认还有一些发言权。
连岳先生在文章中开首就说：“当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后，才感觉到了平静”。接续，在批判“集体主义”之余，连岳先生又说，“觉得自己有‘为他人说话’的义务”是另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并说：“直到2012年才意识到”。
我想，连岳先生可能自己没发现，我在连岳先生写于2008年的一篇文章《等爸爸死掉》之中，就已经发现了端倪。任何社会都有“问题”，处于剧烈转型期的大陆尤然，面对这许多的问题，包含体制设计的不合理、社会人心的偏见等，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连岳先生认为，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只是一种梦想，从来不可能实现。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爸爸死掉，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这就是出路”。
从厦门反ＰＸ到《等爸爸死掉》，再到批评另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而后说“才感觉到了平静”，这中间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就是彻底放掉了“社会责任”，甚至认为这种“社会责任”是一种应该批判的集体主义，而后个人得以完完全全地归向自由，并得到平静。
揣度连岳先生得到自由、平静之后的处世之道，应该是以个人为圆心，划出一个半径并不大的圆（包含连岳先生所居的厦门），往后除了个人、家人之外，只针对这个圆内的公共事务发言、使力。我认为，这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不是连岳先生所称的“自由主义”。
首先必须阐明，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同，个人主义主张个人的完全自由，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维护好一己的权益，世界终将因此而改善，而利己主义则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两者截然不同。其次，个人主义的相对者是集体主义，“国家先得自由，而后个人得自由”是集体主义的标准论述方式。
个人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但却不是自由主义。就我的理解，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型态、一种价值、一种追求，追求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及政治制度。这里面，其它且不论，重点是“合理”。
以台湾为例，国民政府“转进”来台之后，一大群从大陆各省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因为维系国民党仍统治全中国的“法统”而长期在位，这些人与台湾的民意根本毫不相干，台湾民众天天看着这些老迈的民意代表，在看护的扶持下、拄着拐杖参加代表他们的会议，情何以堪？依据连岳先生“等爸爸死掉”的推论，这些人会死，体制就会改变。但我相信，不会，如果当年的“法统”概念不变，换了汤、药仍在。
以大陆为例，一个遭遇地方政府不当作为的受害人，选择上访，而后反而被告、被劳教，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以个人对抗政府公权，哪个个人以一己之力能呼唤求得正义？大陆类似的例子太多了，就不多说。以“等爸爸死掉”的推论，那些施害者总会死掉，他们建立的制度也会死掉。但这中间，得有几代的人受害，继续处于不正义、不合理之中？
“等爸爸死掉”者可能认为，问题是“时间”，等久了，终会等到。但我以为，问题可能在“无力感”，“等爸爸死掉”只是一种遁逃。当社会问题实在太多，要纠偏的思想实在太多，而旧势力又太过强大时，积极的反对者经常沦为另一种受害者，消极的反对者，则经常处于一种“何时该出手”、“我能做些什么”的焦虑中。
我是一个经常处于焦虑中的消极反对者，我不想只是一个“搭便车”者，不想一生都搭着众多义勇之士流血、流汗创建的便车，但我也不想因为太过义勇而牺牲了自己及家人、朋友。曾有一个大陆来台学生，在认真看过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的合理性对比之后，问我：“怎么办？”我当时答：“做你能做的。”是的，“做你能做的”就是我的答案，藉此，虽然没得到完全的平静，但相对平静。
（朱建陵，台湾记者，关注大陆社会及政治议题。文章首发自腾讯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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