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国家、民族、家族这些集体词汇，是最早放下的，稍稍接受自由主义的人，都容易发现它们的主要功效就是用来压迫个人，个人无法逃逸，当然就没自由。”
当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后，才感觉到了平静。
人天生就是自由主义者，我也不例外。从二十七岁接触到王小波、罗素、哈耶克、波普尔等人的作品，读、写、做，一直到现在，十六七年过去了，才可以真的认定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
这点在整理《城市画报》十年的专栏过程中，更加明显地感觉到。
不算自夸的话，文学性的语言在三十来岁就有了信心，但这十来年，写得最多的论述性的文字，一度以时政评论专栏为主，自己的转折点，应该在2008年，停掉在《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等报刊的时评专栏，一度以为是微博类的文字更灵活、更直接、更生动地取代平面媒体所致，可是在微博上，我对时事的关心度也直线下降，不再喜欢第一时间评论事情，等它尘埃落定吧，可尘埃落定后，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当然，在微博上到达这点，又迟了一些，直到2012年才意识到。
越来越无所谓，难道就是自由主义者？
我对外部确实是无所谓了，在我心中，有个美好世界的模样，我也会在文章里说，可是现实如何演变，甚至不变好，我并不在乎，毫无原来的愤怒和焦虑；我对自己及自己所爱的人很所谓，能不能让自己和她开心，变成最重要的事。
关注的点越来越具体，回归到自己，才慢慢发现了自由。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一个走向自由的人，剥离那些不必要的“实体”，是很漫长的路。
在《城市画报》的专栏，也是论述性的文字，由于媒体的属性，它不像时政类评论那么“强硬”，柔软一些，时间跨度也长，半个月一篇的文章，写每一篇，你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把两百多篇快进看完，演化就出来了，挑文章，前几年的，基本看不上眼，前四五年的，要做些修改，删除那些攻击性强的、挖苦人的文字，太猛烈的判断、太强烈的抒情，都一一揉软，近一两年的，则基本可以不动。
长年专栏的好处是，你发现原来幻想改变外部环境，到后来最需要改变的是自己。你写的东西，都是在与自己对话，是在逐渐放弃一些负担，让自己轻灵一点，不再背着别人跳舞。
祖国、国家、民族、家族这些集体词汇，是最早放下的，稍稍接受自由主义的人，都容易发现它们的主要功效就是用来压迫个人，个人无法逃逸，当然就没自由。
但是集体主义词汇，换个面目出现，你却很难拒绝。
以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的这首《忏悔文》为例：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我长久为之感动，所以觉得自己有“为他人说话”的义务。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只是新的集体主义，是一种包装得比较巧妙的胁迫。在各类网络留言中，有人把它译成了比较直白的文字：你现在不帮我，以后你倒霉，我也不管你。
我本来就不需要人管，我本来就没权利要求他人为我说话，我是自己的主人，各人是各人的主人，只有集体主义才害怕这些，才要求人们捆绑在一起。
认识到马丁•尼莫拉之类的优秀演说家也是个集体主义者，个人的另一只脚也从集体中脱离，我的自由主义才算入了门，宣传机器爱好的集体主义词汇别来烦我，反对者爱好的集体主义词汇也干扰不了我。我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我不为别人代言，别人也不要为我代言，你争你的权利，我争我的权利，我们不交换，你争你的自由，我争我的自由，我只对自己负责。
这个线路图，留在了一个十年的专栏里。所以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写一个十年的专栏，不停和自己对话，总能想清楚一些东西。我能想清楚一个小问题，你也许能想清楚大问题。
（连岳，专栏作家，以《我爱问连岳》专栏系列而著名。文章首发自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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