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宋志標
汶川地震後，大陸的輿論生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雅安賑災中官辦紅十字會與民間的壹基金、領隊公益救援的李承鵬與網絡「五毛黨」之間的博弈，都顯示出政府與民間的裂痕在不斷加深。
四川雅安蘆山地震後，大陸紅十字會再一次成為眾矢之的，它的官辦體制成為原罪，而它與郭美美事件的關係又被提起。中國紅十字會從秘書長王汝鵬到常務副會長趙白鴿都奮起反擊，試圖澄清輿論，然而事與願違。紅會過往的醜聞，以及它在蘆山地震中的細節遭到眾人嘲笑和唾棄。
就在紅會焦頭爛額的時候，作家李承鵬率領賑災小分隊，觸動了另外一群人的所謂質疑。李承鵬被誅心論包圍，他同樣是奮起抗擊，一次次拿賑災物資的簽收單粉碎謠言。李承鵬有證據，但沒勝算，因為他不僅遇到了五毛黨的圍攻，還將受到政府審查。
對比汶川地震，五年間，大陸的輿論生態發生了極大改變。民間情緒與黨國維穩之間的矛盾十分激烈。在民間力量尋求自發社會行動的過程中，維穩體制以動制動，多方封堵。其結果是抬升了輿情的鏖戰烈度，展現了一個因為懼怕與沮喪而至於偏激的大陸治理。
紅會被翻出醜聞舊賬
其實最應該感激紅會的，是商辦色彩濃厚的壹基金。由明星李連傑創辦的這家民間公益機構在雅安地震後，因其反應迅速與良好信譽，收到商界精英龐大的慷慨捐款。同時，也成為吸納社會捐贈的另一個主流選擇。紅會之毀壞，與壹基金之崛起，這種對比讓壹基金如坐針氈。
壹基金的掌門人李連傑深知，此種公眾的好惡轉換，既是非體制壹基金的機會，也暗藏着殺機。紅十字會在公益領域的存在，本身就帶有將社會公益體制化的安排，一旦紅會聲譽破碎，並且壹基金承接紅會崩塌的利好，就相當於成了體制的敵人，這是相當兇險的。李連傑要感謝郭美美。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再次被網民翻出來，成為證實紅會不配享有公益資格的例證。過去三年來，紅會一直被郭美美事件的醜聞所籠罩。等到紅會被迫重新與郭美美劃清界限，伴隨着一連串的申明，輿論焦點隨之轉移，壹基金也終於僥倖從聚光燈下「逃脫」。
郭美美涉及的商業系統紅十字會，其實並不屬中國紅十字會的核心成員。如果非要界定的話，可以如此理解：紅會在以不成熟的商業模式進行募款時，郭美美被捲進來，讓公眾目睹紅會與承辦商的籌款分成模式藏着利益輸送的陰謀。
不改革將加深裂痕
此次四川雅安地震後，官辦慈善與民間公益之間，開始了一輪籌款競賽。事實顯示，紅會為代表的官辦慈善，其籌款規模以及信譽度，都大大落後於民間公益。尤其是紅會，必須要對此一「公益動亂」發言。不幸的是，在這一艱難的危機公關前，紅會反應錯亂。
紅十字社會監督委員會成員，提議重啟郭美美事件的調查，一石激起千層浪。其實，大陸紅會對郭美美事件早有調查結論，主要內容就是紅會與其毫無關係，商業籌款模式無錯。現今說要重啟調查，等於變相推翻此前定論，這讓紅會高層相當被動。
紅會一方面撇清與紅十字監委會沒有上下級關係，另一方面否認要重啟調查。這種表態與網傳郭美美放出與紅會領導人的情色視頻，一起設置了輿論話題。雖然視頻的存在相當不可信，但輿論已經自行宣布勝利：紅會又失敗了，又被它自己打敗了。
更為關鍵的是，紅會根本無力回應要求它恢復民辦身分的嚴肅訴求。它的現狀是與體制融為一爐，它再也無法革自己的命，回到紅十字會最初人道救援的民間組織樣子。紅會自己無法指明這一點，而大眾因為不清楚這一點，視作訴求無回應而加重譴責，裂痕愈來愈大。
觸發維穩設置
輿論再怎麼聲討紅會，其實並不能傷及紅會與救災體制的盟友關係。事實上，一旦政府對震區實施管制，紅會的官辦優勢讓它成為官員可信賴的救災力量。反而是佔據輿論道德高地的民間公益力量，開始感到被排斥、被清場，必須求助於紅會才能維持存在。承擔了民間救援使命的李承鵬，就面臨了自我救贖的難題。當他說有些物資必須交給紅會、登記為官方賑災物資才能進入震區時，一直在微博上靜候他的粉絲憤怒了。就此，繼壹基金點燃了官民公益的矛盾的導火線後，李承鵬及其支持者接過了火種。這意味着，李承鵬將要觸發賑災的維穩設置。話說李承鵬的公眾身分轉變，也經歷了幾個階段。最早他作為體育評論員，揭露足球黑幕而在大陸很有名氣。最近兩三年，他由體育評論轉作時事評論，通過轉換寫作類型，進入了許多焦點事件中。這一轉換的代價是，他的新書簽售會多次「因為不可抗力」而被取消，成為「毛左」人士與文化警察的監視對象。
蘆山地震對李承鵬的影響可能更大，他以人道救援行動，在震區的有效工作，為他贏得了比公知作家更多的理解與支持。在密切監視震區動態的人來說，李承鵬「越界」了——從一個激憤的流行作家轉變為不僅激憤而且有號召力的行動領袖，這一評估超出了文化警察的範圍。
限制李承鵬信譽擴張
與救災分隊的步驟一致，對李承鵬的輿論攻擊一路緊隨。發動這些攻擊的人，與他平時遭遇的那些並無不同，都是網民口中的「五毛黨」或「自幹五」（全稱是自帶乾糧的五毛黨）。這番輿論攻勢的要點是：質疑李承鵬，干擾他的行動，破壞他的賑災形象。
李承鵬自從轉身時事評論以來，他一直以昂揚的戰鬥力與五毛黨交戰。他從來不閃躲，而是直接迎上去、罵過去，這種以挑釁面對挑戰的回擊手段，在網絡反污名化行動中很少見。李承鵬的高調反擊，握有證據再反擊，增加了攻擊者的難度，將誣衊者拖進了持久戰。李承鵬的不利在於，他既要應付災民需求，負責調配資源，確保拿到所有經辦手續與憑證，又要在線上作戰，這對他是一種精力上的分散，而這種有意的網絡攻擊只要尋找到一個證據，就能壓制李承鵬。面對持續攻擊，又得確保不犯下絲毫錯誤，這個壓力很大。
攻擊者要能找到李承鵬的紕漏當然是求之不得的，然而，以一般的網絡攻擊意圖分析，他們也不是真的要什麼犯錯的證據。要害在於，用大量的虛假質疑污染微博信息傳播，尤其是令沒有辨別能力的一般人產生疑惑，從而限制李承鵬的聲譽擴張。
植入民間救災的主體性
對官方而言，他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李承鵬這些人。即使紅十字會信譽倒掉了，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化生存仍然讓紅會保持巨大的救災財力，災區政府與紅會的合作，依舊可以拿到相當大的資源。所謂民不喜歡官喜歡，就是這個道理。官府的實用主義比誰都要充沛。李承鵬他們在震區的存在，梳理了民間救災的主體性，他們要求基層地方政府必須配合、甚至必須改變——比如確保定向捐贈、確保透明賑災等——換言之，李承鵬他們與官制的賑災模式造成了衝突。各級官員自然是希望按照舊習慣救災，從而能掌控賑災全域，李承鵬衝擊了這些潛規則。
民間公益在震區的活動，在當地植入了新的救災選擇項，從而使得官辦、民辦兩種救災模式產生了競爭態勢，累及官方合法性。通常情況下，核心競爭力就是公信力。對災民而言，即使少做這樣的區分，或者沒有這方面概念，但對高效的民間救援，難免會高看一眼。逢上汶川地震那樣的巨災，基層政府的救援能力基本上被打散，礙於行政失效，對民間救援的需求就會相當迫切，也願意做一些讓步和調整，以維持一些資源的優先進入，從而借民間之手保證體制不倒。此後，廣大震區的官府恢復到有能力逼退志願者的地步，至少耗費兩年。
蘆山地震則完全不一樣，震區範圍很小，破壞性不大，基層行政力量無損，從而能夠確保政府在短時間內，迅速啟動震區控制預案。壹基金、李承鵬這些屬「漏網之魚」，如果不符合審查需要，很快就會被清場。就網絡攻擊的頻度來看，也許進入定點清場倒計時了。
更為主要的是，在「多難興邦」的救災思路下，李承鵬他們的出場，會被當局錯誤地理解為「威脅」，主要包含以下這些可能：讓政府很難按需設置救災議題，通過災害與救災塑造「偉光正」的意圖成為泡影，更會讓賑災過程中的腐敗現象洩露出去。
最大的挑戰是，民間力量積聚了道德聲望，隨着一次次的天災人禍，社會道義及行動能力爭取到人心，從而變得不可撼動，政府治理變得無法與之競爭。而民間救災佔據道德制高點，政府無法有效壓制，這也會加重政府的焦慮感，紅會與李承鵬在官方與民間的不同遭遇，背後都能見到建立在此焦慮感上的不同操作手法。
（作者是中國大陸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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