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这篇文章很早前，就看到过吉林省在中朝边境上写有大概意思是任何中国人不得收留越境的朝鲜难民，否则严惩；还看到过在北京或是哪个大城市的韩国使馆大门前，两名中国武警在追捕跑向韩国使馆的母女，母亲被武警飞跑着用腿卡在门外，好在年幼的女儿已经跨进大门，从此母女生死两别了，因为被遣送回朝鲜的偷渡者好一点的被折磨劳役，很多就被枪杀了。
作者：刘水 文章来源：人与人权
韩国电影《北逃者》（英文名CROSSING，亦译为北逃），2008年6月上映。片子记录朝鲜难民逃亡的故事，截至刚刚过去的2007年。该片由韩国导演金泰均历时四年策划、拍摄完成，取景地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韩国演员车仁表扮演父亲永洙、儿童演员申明哲扮演儿子俊伊，也有真实的逃北者参与了演出。
影片讲述朝鲜一个普通家庭——煤矿工人、儿子和患病妻子。这位父亲还是朝鲜有名的足球运动员，得空就跟儿子在家门前的沙土地上踢球。他家的一位朋友偷渡中国返回，带回食品、酒、DVD、日用品和大量《圣经》，让他和儿子大开眼界。但在一天，朋友一家三口被朝鲜安全警察带走，像尘埃一样消失了。食物匮乏，肉食品罕见。工人丈夫为给身患肺结核病的妻子补充营养，偷偷宰掉儿子喜欢的家养小白狗；丈夫为买到治疗妻子病症的药品，变卖掉家中仅有的电器电视机，换来大米留给断粮的妻儿，自己背着土豆作为干粮，冒险偷渡中朝界河鸭绿江，进入中国大陆。
他跟一群朝鲜偷渡客在木材厂搬运木头打黑工，将每一分人民币存起来，打算给妻子买药品，给儿子买足球。但是，突然遭遇大陆警方抓捕黑工，扎在腰包的血汗钱在逃跑中遗失。迫不得已，又糊里糊涂被蛇头带领，跟一帮朝鲜男女难民冲撞德国驻华使馆，被韩国使馆接受为难民，去了韩国。而他的妻子在疾病和饥饿双重折磨下去世，只有11岁的儿子无家可归，遂在邻居帮助下变卖家产，走上寻父的流浪之途。
男孩无意间遇见前面消失朋友家的小女孩，正在大街上乞讨。于是两人结伴在一个小乞丐带领下偷渡中国，但在界河被边防军抓获，送进劳改集中营做童工。饥饿、苦役、虐打、凶恶的看守，这是跟奥斯维辛、古拉格、红色高棉劳改营、中国劳改营同等残暴的人间地狱。小女孩饥病交加，受伤的肩膀爬满了蛆虫，最终在集中营死去，被看守拖着双臂丢弃。
男孩父亲千方百计委托朝鲜民间人士寻访妻儿下落，终于得知妻亡子失真相。然后通过中间人辗转买通劳改营看守，救出儿子。随后一路由蛇头安排，成功偷渡中国。父子俩才第一次通电话。儿子流泪说“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妈妈！”
中朝一衣带水，中国东北成为北韩难民的第一逃难地。然而，中共作为独裁者金家父子的战友，摒弃人道主义和国际难民原则，一律将朝鲜难民抓捕并遣送回国，所以中国仅仅是朝鲜难民的中转国。儿子被蛇头安排试图从新开辟的偷渡路线抵达蒙古国，然后被转送第三国韩国，与父亲团聚。
蛇头带领男女几人从东北坐火车抵达中蒙边境，不幸被中国边防军发现。男孩子机灵逃脱，翻越边境铁丝网进入蒙古戈壁滩。小男孩除了脖子上蛇头事先挂着的一张求救的英文纸牌子，一无所有。原本约定父亲从韩国抵达蒙古迎接儿子，但因难民身份被禁出境。儿子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游走，冻饿交加倒毙。父亲获悉儿子罹难后，才获准赴蒙古处理后事。但是，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日思夜想的儿子的冰冷遗体。靠近自由但以悲剧结束。
未公开的消息证实，流落中国东北的北逃者至今尚有2、30万人。朝鲜难民冲撞外国驻华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中国官方曾有公开报道。中国人本就没有自由，当局不会发怜悯同情之心，容留这些历经艰难的北韩难民。因此，中国成为朝鲜难民选择的唯一中转地。他们最新开辟的通道还有南亚国家。逃亡者穿越漫长而危险的中国大陆，进入南亚寻求政治避难，但同样不受欢迎会被遣返。
该片是朝鲜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拍摄之前，摄制组采访了大量朝鲜难民，参考了记录逃亡之途的文字和影像资料，摄制组几乎是在隐秘的状态下拍摄完成。
美国国会设立的“北朝鲜人权委员会”报告中称，在朝鲜境内有数十个关押此类轻政治犯的“管理所”，其中位于平壤北道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的sinuiju管理所被认为是主要关押“普通逃北者”的场所。他们将遭受酷刑、关押，甚至被用铁丝穿透肩胛骨串连押送，处境十分悲惨。
朝鲜近年成为中国居民的境外旅游地之一，但游客受到限制颇多。入境前手机被收存，不能随便拍照——普通朝鲜人、城市建筑和农村景象，只被安排参观固定路线景观——学校工厂、纪念碑和博物馆、观看歌颂金正日歌剧，以及三八线板门店等。如果经历过中国十年文革，就能想象今天的朝鲜——信息封锁，政治恐怖，等级制度，经济凋敝，粮食危机，拒绝现代文明。朝鲜人民正在无止境地重复中国人曾经的深度苦难，只不过期限拉得很长，从1955年韩战结束之后，噩梦即已开始。朝鲜居民至今不能随意迁徙和流动，实行严酷的城乡隔绝政策；互联网和手机在民间被禁止使用；国外电视信号受到屏蔽。
共产极权国家普遍实行愚民统治，搞个人崇拜，其本质是依靠谎言欺骗大众。在强权和政治恐怖高压之下，人们被解除资讯获得权，个人自由被剥夺，顺从便成为唯一选择，年深日久也会变成下意识的主动，丧失道义、情感和人性。当政治权力强大到对个人生死可以予取予夺的地步，民众政治反抗的勇气便被恐惧吞噬。生命都不属于自己，还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没有。这荒诞的一幕，却在前苏联、柬共、中国等所有共产国家一再被复制、上演。
近50年来，共产国家相互结盟对抗民主制度，但在1990年代以来纷纷破产。共产主义实践及其意识形态，都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共产主义成为独裁政权和政治恐怖的代名词。共产极权之所以失败在于其是反人性的，汉娜·阿伦特分析道“极权主义者不光对敌人残暴，还对自己的同志一样残暴无情。”稍微翻阅苏共、中共、柬共和朝鲜劳动党的共产历史，这些邪恶的事实便会被验证。这些国家往往党政国同体，都是靠暴力夺得政权。独裁者为了消灭潜在的敌人，疏解被推翻的恐惧感，于是发动群众运动进行政治清洗，以获得巩固权力的内心安宁，这便成为统治手腕和社会常态。可控的人民内斗是独裁者乐见并支持的，人民的苦难往往被轻视，甚至自然灾害有时也成为惩治人民的手段。
长久生活在极度政治恐怖之下，人便会被恐惧征服，丧失人性底线和道德感，告密和出卖成为保全自我的必要方式，这也是表示忠诚的机会。共产极权都很注重政治宣传，将谎言编织的极权意识形态塞满每个人思想的最细微角落。主宰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再是道德、法律和人性，而是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每个人丧失思考能力，沦为“共产药物”催眠并控制的“病人”，这是独裁者最想达到的目的。
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朝鲜军人抓获逃亡者后质问“吃饱肚子难道比祖国重要么？！”揭示出受愚弄的秘密。对于逃北者，吃饱肚子当然比祖国重要；有饭吃者觉得一切都是祖国给予的，祖国始终是第一位的。但是，一个祖国不但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且还用政治恐怖残害人民，这样的祖国还重要吗？民主常识和公民自由，在独裁国家居然成为难题，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朝鲜难民大规模逃离，不全是因为政治迫害，而是长期粮食危机制造的饥饿，让他们对恐怖政治的背叛方才表现出来。人民选择逃离而不是反抗，逃离其实成为顺从的变种，可见北韩实施愚民驯化的系统化和绵密程度。纳粹希特勒也曾让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失去反抗的能力。暴力强权和政治谎言，是所有独裁者维持邪恶统治的不二法宝。
虽然该片非战争片，但是很具韩国战争片的元素，压迫感、残忍性、极端化，让观众喘不过气。但韩国的当代家庭剧却富有平民立场和家常人情味，在中国大陆也很有观众市场。该片多少借助了朝鲜与世隔绝、核武等热点，上映之后便受到全球热捧，被视为今年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热门之一。借助国际电影节的全球影响力和权威度，让世人关注邪恶巢穴朝鲜真实的社会，未尝不是好事。
在外人看来，朝鲜是另一个星球的国度，给亚洲邻邦和西方不断制造威胁，它向世界输出的是制度恐怖，通过对本国人民的残害和要挟，妄想绑架世界。朝鲜金家父子的邪恶梦想往往能够得逞，这得益于两个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全面庇护，前有苏联，今有中国。东方地缘政治既关乎意识形态，也与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不关乎文明和自由。东亚国家普遍不信奉宗教，这与南亚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呈现的国家气质截然不同，前者暴戾偏激，反映在制度上，则是两个最大的独裁国家并排而立；后者较平和温顺，民主转型尽管曲折艰难，但人民拥有自由。
另外有个思考。前共产极权国家，几乎都有一部揭露制度残暴的文学作品或电影，世人耳熟能详，譬如记录前苏联的纪实小说《古拉格群岛》、前东德的电影《窃听风暴》、前柬共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的电影《战火屠城》，以及朝鲜的电影《逃北者》。中国人在三反五反、三年灾害、反右和文革期间，被政治残害致死人数累计达数千万，一点都不亚于上述国家，但是这些悲惨历史，至今没有通过一部世人皆知的艺术作品反映出来。一位诗人说“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我们既没忘记，也没宽恕，而不能呈现给世人，作为人类共同的教训。
与其说导演试图表达“父亲”与“儿子”逃离朝鲜和中国的苦难，不如说他们要逃离的是共产社会的集体恐怖制度。以死亡作为告别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属于个人和家庭，也预示了制度的死亡代价。这是该片寓意最为独到和深刻的地方。真实压抑的故事情节，往往让观众沉浸在情感漩涡里，而忽视了制度层面的思考。而后者才是导演最想揭示的命题。
《逃北者》引起同感，在于导演高超地特写了中朝两个独裁国家共同的面目，既呈现朝鲜人民的苦难，也间接批判了中国制度，独裁者抱团取暖，惺惺相惜，实行政治恐怖。电影想告诉世界的是：人权、自由和人道主义在这两个国家同样稀缺。同时，韩国导演也告诉我们，中国人无能呈现自己的苦难和不自由，我们要向这部电影和导演献上足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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