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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持续数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影响1000多万知识青年人生命运的大事，成千上万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听从伟大领袖号召，奔赴全国广大老少边穷农牧地区，在艰苦的环境中战天斗地，挥洒青春和汗水。这九位人物正是当年千万知青中引人注目的名人，当时的政治环境需要他们成为典型，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随时代沉浮，在时代变迁中走出了一条条奇特的人生之路。 邢燕子：永远飞翔在广阔天地 邢燕子，女，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高小毕业后的她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邢燕子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邢燕子作为先进分子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生前5次、周总理13次接见过她。她先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宝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区工作，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现退休。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侯隽：窦家桥的“特别姑娘” 侯隽，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她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史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1964年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71年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同年被选为中共天津地委委员。中共宝坻县委委员，1973年任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1976年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1972年以中国农民代表的身份访问日本。1980年始任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从1980年至1990年，侯隽担任宝坻县人大副主任，1991年起，担任宝坻县副县长，2001年1月，57岁的侯隽出任宝坻县政协主席，当年9月撤县设区后，侯隽一直担任宝坻区政协主席，直至2007年5月退休。 吕根泽：知青里的农业专家 吕根泽，吉林省延边自治州龙井市东盛涌镇海兰村农民，是上世纪50年代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典型代表，曾被选为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他作为中国农村青年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维也纳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他运用在学校学到的农学专业知识提高沤肥质量，1963年全队400亩水田施用这种肥料，产量大幅度提高。他曾被聘任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邀助理研究员。1965年被任命为吉林省农安县耕读大学副校长，后来调到长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职务。 董加耕：义无反顾当农民 董加耕，原名董嘉庚，1940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葛武镇董伙村。曾任江苏盐城团地委书记、盐城县委副书记、团中央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曾当选为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第4届全国人大常委、盐都县政协副主席。1961年5月，高中毕业的董加耕毅然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他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乃至前苏联等国内外千千万万青年人的行为。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十年文革期间，董加耕经历了非凡的人生岁月。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给董加耕落实了相关政策。2005年，经上级批准，董加耕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2007年6月8日，董加耕事迹展览建成开放，董加耕事迹展览位于盐都区博物馆内，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用董加耕20世纪60年代务农时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实物以及老照片、信函、全国各级媒体报道及音像资料等等。建国50周年前夕，董加耕入选“共和国英模”50人。 朱克家：22岁的中央候补委员 朱克家，1950年11月生，上海市人，197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1969年参加工作，初中。1969年4月起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伦公社幺等寨插队知识青年。曾任大卡大队人民教师。1971年3月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4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列席常委、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10月起至1977年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6年11月起在云南省昆明市被隔离审查。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79年3月起为云南省恩洪煤矿一号井掘进队、洗煤厂工人。1987年8月起为云南省恩洪煤矿工会电视差转台职工。1995年1月起任云南省恩洪煤矿恩洪大厦经理。朱克家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曾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张铁生：“反潮流”的另类“白卷英雄” 张铁生，辽宁兴城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年6月，张铁生被县里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在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作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最终他的考试成绩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信息被毛远新得知，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成为文革后期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1976年10月，张铁生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10月，张铁生刑满获释，从事经商活动，和另外三人创办了饲料公司。2012年，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禾丰牧业”）发布招股说明书。该公司当时的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即为张铁生，持有3200多万股，他也是禾丰牧业的原始股东。 柴春泽：投身农村的“革命小将” 柴春泽，1952年2月出生，河北省青龙县人。曾任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1974年，他给父亲的复信被《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会有什么家……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这封信，代表了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场知识青年学习柴春泽运动由此引发。柴春泽一时间成全国知青中的典范。 1975年起，柴春泽参与翁牛特旗玉田皋首创改种水稻组织工作。 1975年作为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成员，应日本青年团协议会邀请赴日本进行旨在促进日中友好条约缔结的友好访问。1976年12月，因受“四人帮”牵连被隔离审查、关押。1979年获释。1980年9月25日，中共翁牛特旗委发出（1980）67号文件决定恢复其党籍，同年经原昭乌达盟盟长办公会议决定将其招工到辽河工程局。1981年1月11日翁牛特旗公安局发出《关于对柴春泽同志的平反决书》， 1985年中共赤峰市委常委会决定其调赤峰电大工作。 1987年以来，柴春泽长期从事电大学生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曾先后担任过30个班的班主任工作。由其直接培训的学生达1200人。现任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专职班主任、思政助理研究员、柴春泽联盟网总裁。 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把柴春泽作为偶像，但柴春泽仍对那段知青岁月仍无法忘情。“柴春泽联盟网”是他倾心耕耘的精神家园，被称为“知青朋友的家”，那里有他们一代人的苦难与救赎。柴春泽虽然利用互联网聚集了一群知青，但他的角色只是这个平台的提供者。 赵耘：与董加耕齐名的“南耕北耘” “南耕北耘”——南方的董加耕，北方的赵耘，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叫得很响的两个人，他们曾影响了一代人。赵耘，原名赵贵银，1936年6月2日出生在山西左权县柳林乡三教村一个雇农家庭里。他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太行山革命老区，从小受到艰苦的磨砺和革命的熏陶，这为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1950年初，赵耘兄弟两人从山西老家来到在天津市人委任处长的父亲身边。父亲赵晋科是一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兄弟二人刚一进城，父亲就为他们更了名，将原名赵贵银改为赵耘，弟弟也更名为赵田，并对他们说“不重金银，重耕耘”。 1957年夏，赵耘即将初中毕业。毕业前夕，党中央发出了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号召，天津市还请来了在山东下乡的老知青徐建春作报告，这些在应届毕业生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赵耘认为，上大学留在城里谁都愿意去，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找艰苦的路走，我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在农村干一辈子！赵耘说服家人和老师，在学校里第一个报名要求下乡当农民，结果终于如愿以偿。8月22日，赵耘和两个伙伴来到天津市宁河县六区共产主义之路高级农业社（现东丽区军粮城镇苗街村），脱下了学生服，换上了农民装，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 1958年春，赵耘被乡亲们推举为猪场场长，由一名普通的饲养员成为领导三十多人的指挥官。在赵耘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到1959年猪场已扩展为拥有六个分场、一百多人的综合畜牧队，共饲养生猪3000头、羊500只、鸡2000只，其规模之大闻名河北省。 后来，同来的伙伴相继走了，赵耘依然留在这块土地上，埋头奋斗了38年。1958年2月，赵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58年，被评为天津市青年建设积极分子；1963年秋，带队参加天津市抗洪抢险，荣立三等功；1963年，被选为河东区政协委员、天津市青年联盟委员；1964年4月，出席河北省青年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大会向全省回乡青年发出：“学习赵耘立志建设新农村，做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农民”的号召。他领导的苗街三队成为全省二十八面红旗单位之一。河北省团委作出了“关于在全省知识青年中开展向赵耘学习活动的决定”。 1964年6月，赵耘因突出的表现被邀请列席共青团“九大”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中央“九大”代表，赵耘与徐建春、李瑞环、董加耕等各界青年与毛主席合影；1964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赵耘所领导的苗街三队，连续三年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单位。 1975年，赵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赵耘从一个城市学生到农民、猪场场长、生产队长，从1966年起被上级任命为军粮城公社党委书记，走上了领导岗位。1968年任东郊区（现东丽区）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区委常委、副区长，1984年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退休。赵耘从20岁出头的小伙子步入了老年，面额已爬上了标志岁月沧桑的皱纹，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农村。 丁惠民：知青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第一人 丁惠民（左图左边人物），1953年生，上海人。1970年，丁惠民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在云南的八年中,和所有知青一样,丁惠民历尽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第二封联名信已有上万名知青按手印，丁惠民在信中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要求。之后，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成为云南知青进京请愿团总指挥。12月，经历罢工、游行、卧轨、进京，终于开启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央行动。知青返城后，丁惠民现居重庆。。 本文选自《水煮百年》作者：刘乐水 —–白衬衫

三年困难那时候，有个实际存在的笑话，一个村干部把一碗饭和一个少女让一个社员挑选，只准选一，这个社员毫不犹豫地选一碗饭，宁可不要女人，可见当时的饥饿程度。到了城里，这种故事一样很多。鄙人所在的猪巿大街住处的交通部公路设计院宿舍门前堆放的大水泥管子里就曾揪出过一些男女。据说，代价极低，有时就是几把瓜子。低吗？那时穷得挖野菜吃豆腐渣变质的机米。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把瓜子。操！一年不吃瓜子，就为了一回x。值不值？ 　　 《百岁老人回忆录》作者烈华曾经讲述了发生在他家乡陕西西乡的一个个真实故事。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位村支书搞了一个姓刘的20多岁小媳妇，是因为小媳妇跟婆婆为了分家后的一棵门庄树的归属闹矛盾，他去给解决，把那一棵可以做房梁的门口香椿树，判给了小媳妇。小媳妇为了感谢他，留他吃午饭，饭后把丈夫支走，用自己的肉体感谢了他一番。后来他让第八小队队长给小媳妇另外划拨了一块自留地。还把那个丈夫派出去修铁路，以方便他们来往。但是他说，后来有些黄花闺女也乐意让他搞，他就跟姓刘的小媳妇断了。他做爱的地点也是五花八门，体位更是多种多样。 　　 别小瞧这个把馒头瓜子一棵香椿树等等，有这闲粮零食的多少也有点小权力，不是村长就是书记。谁说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特权？新华社前髙级记者杨继绳在调查后得出结论：三年大饥荒时期的基层食堂已成为干部多吃多占的基地，粮食、大饼、肉、鱼，老百姓都看不见的，他们都多吃多占。基层的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属吃饱。当时有很多顺口溜，叫工人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工人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 　　 管理员也是有特权的，甚至于队长拿着饼引诱妇女、强奸妇女的有很多，给她块饼，跟她睡觉。这样的事情很多，因为都饿得不行了。基层的干部当然是为了吃饱，到上层那就更特殊化了。比如甘肃省委书记xxx，他到外地去考察不吃农民饭，从兰州饭店每顿开着专车给他送饭。饭店的饭当然不是一般的饭啊。当时兰州饭店是全省最好的饭店，相当于现在的五星级，相当于最好的饭店给你做饭。高级干部中我们知道xxx，因为看的档案上有。其他各省都有这种情况。只要有权力，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嘛。他有绝对权力，可以说一不二，只要有人提出反对，马上就对他打击报复，置于死地。 　　 xxx，中共八大候补委员。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1962年曾被免职。文革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好心对xxx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xxx打肿脸充胖子，驳斥张德生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 　　 1960年12月xxx被免职，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xx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xxx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如此一来，xxx和革委会失之交臂。 　　 文革后期有人提出为xxx平反，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洗xx马上表态，给他平反，我就是罪人，对不起1300万甘肃人民。。 本文选自《枫网》 —–白衬衫

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重回北京，又开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几岁。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编到一个班里学习的。在宿舍的双层床上，很可能上边一位的经历只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平坦得象”儿童乐园”中的滑滑梯，下面一位可能正相反，干过五行六业，经过大苦大难。 有一次，一个小同学疑疑惑惑地问我：”你，还下过乡？你真的干过很多活儿？” 原来，人家以为我只会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埋头记笔记，或者，只会规规矩矩地按照老师的要求背书、做题、考试。 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想象力受到经验的限制，用一己的思想框子来推测别人。我听他们谈过他们的经历：考试制度一恢复，高考参加者就成了”重点保护”对 象，成绩好的学生，尤其如此。在中学校里，老师为他们尽心尽力，放学回家，吃完晚饭碗都不洗，九点钟，母亲轻轻走到书桌旁，放下一碗糖鸡蛋，或者银耳 汤……。 可是我没有念完中学，后来当了六年农民，在离北京八千里远的地方，常年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到原始森林里开过荒，开荒受过伤，伤疤至今还留在手背上……。对我的同龄人来说，这算不上是特别的经历。没想到，才过去了几年，对另一代人来说已经难以想象。 然而，经历的区别还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别的。比如，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 在今天，听听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可怕。可是当时，人们感到无所谓，也许，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说出这种事来，当然不是为了向小同学吹嘘我们这些年长者的阅历丰富或与众不同，以弥补因虚度年华而产生的内心空虚。回想起来，我们也有过那种简单幼稚，甚 至娇生惯养的年代，但从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并不相隔遥远的距离。正是这种不过几步之隔的感觉，使我在此后十多年的悠长岁月中，一旦忆及，总觉 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建立防御机制，各种野蛮的事情，都并非不可能发生 。 当年我上的那所中学，是女校，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气的中学之一。打死老师，就是这些并非小偷流氓也非顽劣学生，在十四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女学生做的。 现在有一种原谅性的说法，说那是因为”年幼无知”。这给一代人提供了一条精神的解脱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当然太好不过，即发生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然而，即使隔着二十年的岁月，即使记忆已经淡漠，我也仍不敢这样相信。 １９６６年６月。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后，我们中学里马上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不只是对北大的大字报表 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报给北大领导无限上纲上线一样，也给我们中学的领导无限上纲上线。几天以后，学校里已经贴满了类似的大字报，很快用完了学 校存有的旧报纸，又从文具店买来大张的白报纸。这些大字报的思维方式，是先把中学校的老师、领导定成坏人，然后，再来”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种种 小事都可以夸张附会，成为”罪证”。一些普通的中学教师或学校领导，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样耸人听闻而且在当时被视作弥天 大罪的恶名。也许可以由此说明中学生的愚昧，然而，愚昧只能说明一种被动的、糊涂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向某一方向急转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转化，却还必须 有别方面的解释。比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最早写大字报的同学，”高干”出身，她们这样说了，大家就认为是这样了，这是大势所趋，区区几个中学教职员是无 力阻挡的，中学生也许还不是那么自觉的”势利眼”，但也有那种把自己个人的渺小生命依附于某种胜利性潮流的意向，对权力的服从远甚于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惯 性。平素间被人尊重、被人服从的教师们，一下子变得狗屎不如。毫无理由，他们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无法声辩，无法反抗，一个个处于孤立无援的无助状态，除 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来的大赦，别无他法。很多年后，当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竟还叫过他一声”老师”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的感 觉。然而，只是在身经辛酸并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随意把有些人从公众生活中遗弃和那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大的毒瘤。 在平常的生活中，它们也侵蚀着肌体的健康。当它们恶性发作的时候，就造成巨大的灾难。 ７月。开过校领导的批斗大会，在操场上，被 批斗者站着、低头。揭来揭去，如果说他们有罪，那么很多很多别的干部也有罪，因为他们除了执行上级指示、处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没有什么独特的个人思想或行 为，但最先挨斗的偏是这些中学校长们。命运好象掷骰子，轮到了他们，他们便先作了牺牲。就在即使无限上纲上线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时候，外边传来一个消息， 说有过一个搞”兵变”或”政变”的阴谋。于是，又有大字报贴出，说校长也是”兵变”、”政变”参与者，”文革”前借” 战备疏散”为名，到北京郊区察看地 形……。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报前，我，一个普通的十四岁的中学生，心里也曾闪过一丝疑惑。因为我起码读过小说什么的，知道”兵变”、”政变”之类，都是极 机密极迅速的行动，如果连一个中学校长都知道了，还可能吗？……然而这种推理只进行了几分钟，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会把这种一闪即逝的疑问说出 来，因为别人谁也不说，他们也不会比我愚蠢。智慧需要勇气的维护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么，维护事实，坚持逻辑性，都 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看到有人因作出这类”揭发”而变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奋，俨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认，我的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 羡慕感情的。盲从其实往往并不出于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导者的吸引之外，盲从者还受到利益、虚荣等等的暗中支配。同时，对教师们蛮不讲理的指控和辱骂，也 已经直接向学生们作出了持不同意见者可能遭遇什么的示范，尽管被斗争的是教师，但斗争者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狂热、虚荣心、自保心理、恐惧 感，等等，最后都通过一个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热情”喷涌出来了，我们既不能从事实、从逻辑出发来理性地思考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行为，也丧失了可能从 直觉出发而产生的同情心。当我们兴高采烈或随随便便地把各种罪名像扔垃圾一样向校长、教师们头上扔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如何。 ８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一副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 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由某个学生的”老子”身份决定是否接纳其参加组织。但由于对工作组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 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 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当一群红卫兵慷慨激昂而又气势汹汹地奔出教室 时，心里可能是充满了对”黑帮”的仇恨和对”文革”的热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地带着个人的情绪，这种带着个人私欲甚至恶意的情绪，并不曾被克制，却反而 在大嗡大轰的”革命”口号下被鼓励，而且被那些口号掩饰起来了。而这种私欲的实现方式，只是摧残侮辱那些手无寸铁、根本无法自卫的人们，不必付出艰苦的劳 动代价，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并不冒什么风险，而是得到了某种默许、纵容。凭借人多势众，顺应潮流，向几个中学领导发泄怨毒、施加虐待，实在是一件轻易的事 情，再没有比这更容易、更廉价的”革命”了。这是天下最合算的买卖，因为不管代价多高，甚至贵如生命，付出的永远是别人。所以，这种行为总是具有极大的诱 惑力，诱惑着所有坚强的和不坚强的人 。 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五个”黑帮”，五个学校的领导，从厕所被揪到了操场。他们正在打扫厕所。当时，这是各单位普遍使用的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一种惩罚，一种侮辱。一方面 大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一方面又把劳动当作惩罚和侮辱手段，这种”革命”，实在是自相矛盾的。”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都是非体力劳动者，然而它不但不设 法改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甚至还摧残了体力劳动本身的尊严。在我们中学对门的中央高等教育部里，部长们也曾被剃了头发罚作清洁工，常有人来围观这些大人物 扫地、拔草，而臂缠红袖章、看管”专政队”的人，其时无比威风，无比得意。这一景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令人深思。 操场上聚拢了很 多闻声而来的学生，把五个”黑帮”围了起来，其中一个副校长，还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运动还是要有领导地进行——间接的意思是不能这样随 便斗人。但这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这时哪里还谈得上谁有揪斗权的问题，”合法性”早已无人考虑，何况这种揪斗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学生拿着扫帚，拿着 纸篓糊的”高帽子”来了，有个高个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从那位副校长的头上，浇了下去。正值盛夏，人们都穿着素白的单衣。浓黑的墨汁顺着头发流下 来，一条一条，落在衣服上，迅速洇化开去，粘腻的，湿漉漉的，墨迹像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强烈反差中蔓延扩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走，到木工房拿棍子 去。”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间小屋。因为这是一所有很长历史的中学，所以那里堆放着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断腿缺脚的破桌椅。 我 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当时我想了些 什么？我想不清楚。是跃跃欲试？是幸灾乐祸？是冷眼旁观？是兴奋激昂？多年以来，在我脑海中最为强烈、最为清晰的意象，只是那墨汁浇在人身上的情景。我 对”现代派”绘画中一种似乎是把颜料随意渲染洇化而成的作品，总是觉得反感，觉得看了难受，也许，这跟我脑子里那个墨汁横流的可怖意象有最大的关系。搜肠 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当时所怀有的”正面”想法，然而，充其量不过是对打人所感到的惊恐。我在一种温情的环境中长大，毕竟对此极不习惯。然 而，除非我厚着脸皮向自己说谎，我找不到正义感、仁慈心一类的东西，甚至于这种对法律和人道精神的践踏必将报应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之上，也全无 思考，全无意识。在深的意义上说，学生们后来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报应，因为他们自己先奉行了那种残忍不公的原则。 当 五个”黑帮”被押上操场角上的高台，已经个个面目全非。他们被命令自报”罪行”。又有人作声嘶力竭的”揭发”、”控诉”。”横扫”、”打倒”、”踏上千万 只脚”和”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震荡在窄小的中学校园里。过了一阵，没什么可说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来，押往校园深处，说要让他们”劳改”去。 我站累了，或许是因为对一种自己不能参与的恐怖行为也难保持长久的兴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没看到。晚饭时分，我下楼来，走过一楼楼道，看到白墙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红色斑点，以及一个五指分明的暗红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识到这是血点、血手印。 校园已经安静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听人在说，初一的同学到开水房去打来开水，烫”黑帮”。又有人说，还把”黑帮”赶到宿舍楼的厕所里，淋了屎尿。饭厅里弥漫着残存的亢奋。 残酷的行为竟能使人兴奋快乐，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这种经验诱惑人们残杀同类，引起一连串顺之而来的灾难。 这一天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 几年以后，我下乡去了，父母后来也下乡了。中学时代的日记、笔记之类，全都失落了。尚能记得这个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时也会将此作为自己尚未完全泯 灭了善性的一个证据。为什么要反对忘却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记忆有某种联系，不仅心灵常常通过反省往事得到净化，而且善恶感能在历史的评判 中得到澄清。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收听有线喇叭里的中央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停课两个多月来，这成了每天的例 行功课，而且指导着人们的行动。电台的节目结束后，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 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说”打死了”。 教室里似乎静了一阵，然后有人议论了几句什么，话 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死亡，以及制造死亡，都还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已经成了无所谓的、并不令人震动的事情。校园里没有人讨论”死”或死的恐怖，更没有人会从 法律的、事实的、人道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死亡。我们顶多只把它看作为”革命”付出的一点”代价”。很多年里，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谓”付代价”来解释那些无 法解释的事情，却不去想这”代价”已经是人的生命，已经是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依赖的根本原则，人身安全原则的威胁和破坏。对死亡的淡漠，显然只能表明我们 的心灵对于罪恶有太大的容量。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过了几天，邻近一所男校的红卫兵，又到我们中学来打了一次，打断了另一位副 校长的肘骨。各个中学都在打，而且从学校打向社会。直到十四年后，公开审判”四人帮”时，我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后的四十多天里，北京市被 打死的人数。我记下了这个数字，１７７２人，特别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即我们校长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当人们说起从前发生过的 一件件悲惨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会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闹的。”我们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释了”文化革命”中发生的一 切。但是，又怎么解释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为，我们的校长，成为北京市中学教职员中的第一个遇难者？ 又过了一年，依然不上课，继续搞运动。有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斗、批、改”了，几个学校领导的”罪行”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一个人有四五十张，其中包括那位 死去的校长。他们的姓名上都打着大红叉叉。从大字报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年龄、经历。那些动过手的同学，原先大概也不知道这些吧。在这里，尤其说明了无知 不能作为原谅的借口，如果是在弄清情况后才动手的，那么尽管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态度还算是认真的，不弄清情况就动手，除了说明这种行为更为轻率、更为冷 酷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从死者的有关材料中，我还知道了她有四个孩子，或者可以说，这时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这样的问题。此外，除了惊讶于她的经历几乎 和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模一样之外，似乎没有想过别的。我真怕自己的这种冷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两年多的时间，天天 在溅有血迹的楼道里走来走去，竟然熟视无睹了。新的死亡继续发生过几起。偶尔往墙上瞟一眼，会想到，”哟，这是人血”，但是贫乏而麻木的脑子里再生不出别 的想法。后来，也许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之类的活动，打扫卫生，粉刷墙壁，血迹看不见了。 往事也是会淡化在时间的流水中的，除非 我们加以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种由群体公开施行的私刑，问题不仅在于使一些无辜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还在于激发了、助长了、施虐者们的野蛮心 理，造成了人格退化。原始的人类，相信巫术，以为诅咒可以给人带来灾祸，以为往一个写着敌人名字的假人身上扎针画符，就可以使其遭难。与此相仿，我们竟也 相信，私下的谈话，画像的损坏，就是危害性的；反过来，又用各种恶毒的字眼，”贼”、”鬼”、”黑帮”、”牛鬼蛇神”等等，咒骂老师和校长，似乎觉得这些 恶名就具有某种威慑力一样，却不顾是否拥有证据。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在姓名上打红叉叉，往身上浇墨汁……，对这类一段时期中普遍发生的行为， 从心理方面进行分析，结果也会使人吃惊的。抛开善恶不论，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人们常常说，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 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离开中学后，我到边疆去了。当自己遭 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曾有过感叹世态炎凉、怨天尤人的念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长之死。读过历史，知道我们已脱离了宗族社会，个人已经不可能依附于某种 强有力的血缘集团；列身于一个大社会中，能保护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会正义原则；如果这些遭到破坏，那么个人的安全，也许比古代还不可靠。一个人，不论是 中学校长还是国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敌人，立即陷入孤立，举目无亲，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这正说明了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个人的无比脆弱。当看 着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时，我却又抱怨别人了。如果我不能为保卫正义原则努力，那么种种怨尤不是很肤浅、甚至虚伪吗？ 当年的同学们早已风流云散。偶尔见面，匆匆忙忙，谈工作，谈学习，谈房子，谈儿女，却很少谈到往事。几年以前，在广州，我遇到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她陪我游 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在那里，她向我补叙了那天我没有亲眼见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来打，上面有钉子，一打在肉上戳 出一个小洞，血就从 小洞中涌流出来……。 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描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抛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落实政策的时候，死去 的校长被追认为烈士。作为一种待遇，这是完全应该的。然而，老老实实地说，这种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剧英雄色彩的。死难者的牺牲并不因为他们的反抗、叛逆等主 动性的行为所致，而往往只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指定为”运动对象”。以后的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死亡想象成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但身历其境者应该知道，” 文革”并不是大量产生悲剧英雄的背景。死者会原谅这种分析吧。在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亡面前，粉饰掩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把”文革”想象成一种英 雄悲剧，那就是我们虚幻的、缺乏正视生活勇气的旧习又在作怪。同样，我们这些惨案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象成玉洁冰清、天真无邪的受骗者，或 者在一开始就发觉了”四人帮”的罪恶的先知者。如果已经决定改正错误，那么首先就应面对事实。 这位同学和我一样，是教员的女儿， 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是目睹了这桩暴行。事隔多年我们还能讨论这件已经十分遥远了的往事，也许，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更富于历史感或文学癖，更具有 反省精神。我们检讨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未尽力制止罪恶的责任，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暴行，没有动过手，我们回忆这些也就不太费力。人，应该 对自己诚实。然而，如果连不太费力的回顾都懒于作出，那么实在是过于玩世不恭了。虽然往事早已过去，我们却还活着，只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断对历史的评 价。回忆历史，分析个人的行为，几分出自受骗，几分出自卑怯，几分出自残忍，并不只是一种旧事重提，这关联着我们现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观。 离开中学以后，我回去过一次。那是学校举行校庆纪念会的时候。校园里洋溢着录音机播出的乐曲声，以及久别重逢的校友们惊喜的呼唤声。什么都可能回来，除了 死去的人们。我参加了初中学生的一个班会。学生们要我签名，要我讲点什么，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我在高考中考过第一。然而，我说出来的全是些文不对题的东西。 我说了要学会思考，要有道德勇气。离开了对中学生活的具体回忆，这两句话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在我自己，也是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才理解了看似简 单的这两句话的重要程度。很多年来，我有时思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并不能证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某种选择。也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存在，我愿意把这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告诉年轻的同学们。 □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１９８６年，发表于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一书中，写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发生的事。。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