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血肉鲜活的身体与政治的斗争。穿越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常常只有身体本身。
杜君立：作者、时评家。2008年开始以博客为主进行网络写作，著有《找准你的职场定位》等。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芦苇”就是人的身体。人因为思想而强大，也因为身体而脆弱。“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对于人类而言，身体是精神的容器。人类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的身体无法摆脱政治化的命运。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血肉鲜活的身体与政治的斗争。穿越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常常只有身体本身。
马克思曾经说，身体的需要激发了革命。从身体去理解政治、国家和权力是非常贴切的，因为身体始终是社会力量的心脏，而政治是由人的身体组成的。作为社会繁衍和文化表达的主要载体，所谓启蒙，其实就是身体权利的觉醒；所谓现代，就是身体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国家，就是权力对身体的霸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也就是身体政治史。
一、身体的权利
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一年，思想家霍布斯发表了《利维坦》，他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兽“利维坦”。《利维坦》的诞生宣告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一个世纪之后，思想家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他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均来自公民的授权。《社会契约论》宣告了一个人权时代的到来。不久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美国诞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从18世纪开始，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
在风云激荡的18世纪下叶，《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政治文本的诞生，标志着人作为一种尊严动物的政治觉醒。从身体政治来说，现代就是解放，身体是政治保护的对象，权利正是对身体的自然保护。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回顾历史，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身体的出生构成人权的基础，身体因此进入国家的政治叙事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将身体作为权利的基石，现代民主国家才同古代国家区分开来。身体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才发展出这样一套观念：私人优先于国家，个人优先于集体。
在古代皇权帝国，“自由的身体”是不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政制中甚至有“乞骸骨”的说法。在古代政制中，一个人的身体和主权常常是分离的，“身不由己”。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作为个人主权的载体，这是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观念正是来源于身体的“天赋性”。
值得一提的是，权利—公民往往是一体的。如果公民身份缺失，那么权利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身体只有自然人和物体的意义，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正当性的主权诉求。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权悲剧和人道灾难大多是因为公民身份的褫夺——在国家暴力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个脆弱的肉体。在个别野蛮国家，一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因为公民身份或“政治权利”被剥夺，他们沦为物体层面的“身体人”，被国家权力肆意用作人体试验或摘取器官。这些人无疑彻底丧失了他们的身体主权。
文革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和浩劫。统治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个人财产被彻底剥夺，甚至身体也不例外。在这场惨烈的身体专制运动中，身体作为人类最后的私人财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摧残，不仅生者没有穿什么衣服的自由，连死者也无法保全遗体。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诬陷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和国民党潜伏特务。因为不堪凌辱，严凤英含恨自杀。当局怀疑她体内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竟然残忍剖开其腹部进行排查。
作为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国，中国进行“活体取肾”的历史或许起源于“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最典型如黎莲和钟海源。她们都因为言论罪被判处死刑，临死前被“活体取肾”。据说为了保证这些特供高干子弟的肾源质量，甚至连麻醉药都没有用。可怕的是，这不仅算不上孤例，而且也算不上开始，更不是结束。
《日内瓦公约》1977年补充条约规定，即对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无论本人同意与否，均不可对其身体肢解、进行医学或科学实验或器官移植。2005年11月，在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官员首次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
二、身体的沦陷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国家权力以解剖政治学的方式介入身体，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比如思想学习和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权力对人口总体数量的控制与管理，比如种族灭绝和生育计划。
进入国家时代之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还是“生命财产”，人的身体完全被国家话语实现了“物化”和“资产化”，或者说是“去人权化”。人的身体成为国家资源或财富的一部分，而与个人主权发生强行切割；如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身体承载的是国家的使命，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国家语境中，每个人的身体只是一个个可以互换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筑成”国家的“血肉长城”。身体作为个体体验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在佛教传统中，沉重的肉身被视为“臭皮囊”，“无我”才是一个修行者的最高追求。从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与佛教颇有相似之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人性的乌托邦试验，提出了“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取消财产私有性的同时，也彻底抹杀了身体的天赋私有属性。因为身体主权的丧失，个体的人失去了保卫尊严和真理的最后屏障，绝望的自杀与麻木的苟活成为共产主义体制下最普遍的生存状态。 从20世纪开始，利维坦超越一切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上帝”。在这个机器统治人类的群氓时代，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卑微人类的救命稻草。福特用生产线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这种“工业人”完成了身体与思想的分离，无用和有害的思想被剔除，只剩下身体的价值被充分利用起来。
希特勒比福特走得更远。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在纳粹体制下的人们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渺小到失去个人意志和权利，而只能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良知有尊严的独立的人，而是作为国家这个利维坦的一个分子和细胞而存在。人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这种国家机器对个人和社会严密控制，被福柯描述为“圆形的监狱”；在这个监狱中，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为人们设计了一个身体的乌托邦：身体一方面是生产的机器，另一方面是享乐的机器。前者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机器世界，后者则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感官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这些人类像蚂蚁一样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功能，少数的高等人负责管理和技术，多数的低等人成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流水线工人。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家庭失去存在的理由，父亲母亲成为猥亵的名词。人们除过吃饭就是工作。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只具有身体上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认知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克隆技术完全实现了对身体的工业化创造，而去除了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实现了权力对人的最大理想。在电影《云图》中，“美丽新世界”在2144年的韩国已经变成现实。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国家采用克隆技术对人类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些后现代人除过工作、进食就是睡觉，一切都有严密的监控和设置，就连死亡后的尸体也被充分利用——制成各种食物。每天凌晨4点，这些新人类就被自动释放的激素唤醒，用一分钟穿过卫生间，穿上制服，列队进入餐厅开始工作：操作收款机、迎接顾客、端盘送饭、擦拭桌椅、清理垃圾。19个小时后，她们吸食一盒用人体制成的食物，然后回到睡眠箱。如此周而复始，为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身体的征服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时代，那么20世纪可以称之为反启蒙时代，或者说是乌托邦时代。极权主义成为一些政治狂人心目中最完美的国家形式。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对苏联帝国和纳粹第三帝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指出：“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
1918年，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莫斯科一家布厂的老板赫瓦多夫贴出一份告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在这份告示中，起草者赫瓦多夫以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
根据告示，工人或社员们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证明或地方委员会开具的《无产者家庭证明》，就有权“享有”一个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时。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拥有“优先权”。另外，每个行使了自己“享受”权利的工人或社员，要缴纳自己10%的工资给“人民繁育”委员会，用于解决妇女们的生活补贴和妊娠费用，以及这些没有父亲的新生儿的成长花销。
作为新政府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赫瓦多夫其实已经将告示的部分内容变成现实。告示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赫瓦多夫随即遭到法院的调查和审判，而审判又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这已经不再是法律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社会由无产阶级构成，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家庭必将消亡。共产主义制度要消灭私有制，而婚姻和家庭就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要取消婚姻和家庭。事实上，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取消了俄罗斯传统的结婚礼仪。直到二战之后，结婚习俗和家庭传统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权力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暴力，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强奸民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现实。在国家的名义下，征服首先从身体开始。
在1918年的十月政变成功后，列宁成为苏维埃新政府的元首。当时有一支红军在攻陷一座城市后按兵不动，列宁去电询问，军官的回答是：这座城市妓女很多，士兵都嫖娼去了。列宁对指挥官下了一道命令：“把妓女统统杀掉！”从1945至1946年，作为征服者的苏联红军强奸了近两百万德国妇女，这种暴行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发生。
据说成吉思汗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杀死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奸淫他们的妻女。”如果说战争要征服的是土地（领土），那么身体也常常被视为土地的延伸，针对妇女的强暴与对平民的杀戮，就这样成为征服战争的主要特征。这样的历史悲剧罄竹难书，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南京大屠杀。
四、“希特勒婴儿”
从某种意义上，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学生，至少希特勒从斯大林那里学会了大规模消灭身体的“集中营”。从古拉格到奥斯维辛，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没有什么两样。
为了落实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德国共计修建了1000多座这种“生产死亡的工厂”，其中最大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奥斯维辛总共建有4个毒气浴室和焚尸炉，一次可以消灭12000人。身体在这里得到充分“利用”：一些人被用作活体试验；一些死者的皮肤被制成灯罩，头发被织成地毯，脂肪被做成香皂……数年时间，数百万人在这里被完成身体消灭。为了更加“人道”和高效，纳粹普遍采用了毒气技术——氰化氢的比子弹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在为犹太人建造地狱的同时，纳粹也为日耳曼人营造了一个“天堂”。
基于一种狂热的种族优越感，希特勒建立了纳粹这种新宗教。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坚信雅利安人是神族的后代，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就是去统治其他劣等民族，并宣称要建立一个称霸世界的纯粹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帝国。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在纽伦堡主持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只有日耳曼民族和与日耳曼同血缘的人才是帝国公民，而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都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严禁他们同日耳曼民族通婚。
早在1933年，刚刚上台的纳粹以立法的形式严厉禁止雅利安女人堕胎。为了提高“种族储备”，“纯种”雅利安女人不用工作，或者说她们唯一的工作就是生育——不管她们结婚与否。为推动生育大业，纳粹政府对那些有四个或者更多孩子的“英雄母亲”发给予重奖，甚至颁发劳模勋章；相反，而那些没有生育的夫妇受尽歧视。
为了发展所谓的“纯种雅利安人”，纳粹炮制了“生命之源”计划，由党卫军头目希姆莱负责。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纳粹在欧洲建立了秘密的“勒本斯波恩中心”，批量制造“优等”雅利安人——“希特勒婴儿”。这里的孕妇个个都是金发碧眼，合乎纳粹的雅利安人理想标准。他们精心挑选德国军官负责“配种”，生产出来的孩子被统一安排在条件优渥的纳粹党徒家中抚养。
在法西斯宣传机器蛊惑下，许多金发碧眼的德国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都疯狂地响应纳粹党的号召，争相与德国军人发生性关系。历史学家马克·希尔这样写道：“当年许多德国女子都将她们的行为当作是爱同心的表现，为的是生产出金发碧眼的新一代纳粹分子。”
随着纳粹的势力扩张，希特勒的“勒本斯波恩中心”发展到整个欧洲，数量达到9所。根据德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当时纳粹的“勒本斯波恩”的计划一直设计到1980年，到那时，纳粹德国将通过“勒本斯波恩中心”制造出1.2亿名优良纯种的“雅利安后代”。
在加强生产的同时，纳粹还在各占领国四处搜寻纯种雅利安婴儿。这些“希特勒婴儿”被强行从他们父母手中夺走，送到德国养育。二战期间，至少有25万被占领国的儿童被纳粹分子绑架，送给德国家庭收养。战争结束后，一些人费尽周折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却发现亲生父母早就被纳粹杀害了。事实上，大多数孩子早已被纳粹洗脑。
这批“希特勒婴儿”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是未知数。因为这些“希特勒婴儿”在纳粹党徒家中长大，或父亲就是党卫军成员，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使他们都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直到近年来，已经来日无多的“希特勒婴儿”们才开始聚会，并成立了一个叫做“生命痕迹”的公益组织。
作为一名“希特勒婴儿”，弗尔克·海尼克只有两岁时就被纳粹从乌克兰送到德国莱比锡，由一对富人夫妇养大。“我心中总有遗憾。那是一种没有父母，没有根的感觉。”作为家庭和国家双重失落的孤儿，他们终生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五、国家的僭越
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到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国家这个“利维坦”被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完美程度。在这个乌托邦中，身体成为国家主义政治的核心主题。从侵略战争、种族屠杀到国有体制下的工业化过程，身体作为国家资源被发展到无远弗届的境地。在无数身体因为“无用”而被消灭的同时，又有无数身体被驱赶到战场成为有用的“炮灰”，这就是国家的意志。
从某种意义上，齐奥塞斯库完全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集大成者。在短短25年间，齐奥塞斯库将罗马尼亚打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美丽新世界”。对齐奥塞斯库来说，罗马尼亚最大的国家资源或许就是数千万罗马尼亚人的身体；拥有这些身体，他就是罗马尼亚的上帝。他可以一夜之间建起一座大坝，也可以一夜之间让它夷为平地。
齐奥塞斯库一方面致力于剔除人们的思想与精神，另一方面则将身体这种国家资源开发到极致。对前者，他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所有的打字机，更不用说新闻出版印刷通信；对后者，他制定了严厉的生育计划政策，将每一个罗马尼亚人的身体都彻底实现了“国有化”。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罗马尼亚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
尽管齐奥塞斯库时代的暴政罄竹难书，但最为臭名昭彰的莫过于禁止堕胎制度。
齐奥塞斯库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兄弟姐妹总共10人，他排行老三。或许是因为出生在孩子众多的大家庭，齐奥塞斯库对大家庭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版图中，罗马尼亚不过是一个蕞尔小国。与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强人相比，这或许是齐奥塞斯库最大的先天缺陷。在夜郎自大的权力镜像中，权力自卑常常会导致掩耳盗铃拔苗助长。对齐奥塞斯库来说，作为最基本的国家资源和财产，罗马尼亚仅有的区区2300万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在2000年实现3000万的人口目标，一项强制生育的国家计划隆重出台。
按照身体专制制度，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国家财富，身体数量的增加就是财富增值，拒绝生育孩子就损害了国家利益。任何损害身体的行为都被视为破坏国家财产。夫妻生育孩子即使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国家赋予他们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使命，或者说，这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培养“祖国的花朵”或者“共产主义接班人”。因此，罗马尼亚当局坚决禁止民众离婚，离婚即是犯罪。根据法律规定，每一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4个孩子，这是国家交给他们的政治任务。同时还规定，不能受孕的女性——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都要交纳惩罚性税金；因为一个不能给国家生育孩子的女人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罪的。在这一系列严刑苛法中，最令人发指的是禁止一切堕胎，违法堕胎者将受到严厉的刑罚和囚禁。
齐奥塞斯库一举废除了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全面禁止堕胎和节育。为了保证让每个适龄妇女都能及时妊娠，所有罗马尼亚妇女的月经周期都被列为重要的国家机密。作为“国家财富”制造者，任何45岁以下的育龄妇女每个月都要接受政府执法人员的讯问和检查，看是否有怀孕的迹象。如果怀孕的妇女在预产期到来时还没有生出孩子，就要被警察带去进行盘问。
六、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在罗马尼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国家发展就是让女人怀孕，套用中国一句官冕堂皇的话说，“怀孕就是硬道理”。在怀孕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怀孕的国家背景下，各种避孕工具都是比毒品更加可怕的禁品；相比毒品，避孕套从根本上就是反叛国家的罪证。但即使如此，走私避孕药和避孕套仍比走私毒品更加普遍。
齐奥塞斯库精心打造的这个美丽新世界，完全依靠一个机械化的官僚体制，无远弗届，所有的机关、工厂、农村和学校等单位，都密布各种严厉的执法者。那些闯入民众卧室的执法者被人们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马内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由于对避孕工具和避孕措施的禁止和打击，很多罗马尼亚妇女都遭遇到意外怀孕的巨大“灾难”。正常合法的渠道被堵塞之后，各种非法的地下流产与堕胎服务便应运而生；因卫生条件和医疗技术的无法保证，地下流产导致怀孕妇女死亡率不断上升。
在国家和权力编织的天罗地网中，那些“非法”避孕的妇女和“非法”堕胎的医生一旦被人揭发，或者“罪行败露”，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牢狱之灾。因为传统的社会习俗禁忌，很多意外怀孕的少女害怕成为“未婚妈妈”，不是选择危险的堕胎方式，就是只有自杀的绝路。这种恐怖的政治高压使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她们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去寻求庇护。相当长一个时期，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边境线成为无数“叛国者”的坟场；这些可怜的女人遭到罗马尼亚军人无情的机枪屠杀。没有人在乎她是一名孕妇，在国家眼里，她们都是“叛徒”。
从1966年到1989年，这项臭名昭著的生育计划在罗马尼亚制造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道灾难，罗马尼亚妇女承受着奇耻大辱，被迫沦为国家的生殖机器。在此期间，大约有50万的罗马尼亚女性因为极其不安全的秘密堕胎而屈辱地死去。很多年后，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用这个题材拍成一部极其压抑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在2007年嘎纳电影节上一举获得金棕榈奖。
这部影片以1987年的寒冬为背景。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整整两年。整个故事发生在短短一日之内。女大学生嘉碧塔意外怀孕了。对嘉碧塔来说，无论是怀孕还是堕胎，都是不可告人的灾难，前者意味着身败名裂，后者则将使她在监狱中度过青春。因此她不得不铤而走险，好在她的室友奥蒂莉亚侠肝义胆，愿意帮她。奥蒂莉亚向自己的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订饭店，秘密准备着行李。她们必须赶在期末考试之前结束这一切。她们终于找到一个叫毕比的男医生。毕比认为仅仅一点微薄的金钱不足以让自己去冒着坐牢的危险——“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无奈的奥蒂莉亚为了嘉碧塔，只好忍辱负垢，答应跟毕比做爱。在一个廉价小旅馆，毕比为嘉碧塔做了人流，胆战心惊的奥蒂莉亚把死去的胎儿尸体扔进垃圾箱里。在所有的恐惧与不安结束之后，嘉碧塔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晚餐，身心疲惫的奥蒂莉亚从室友的不幸遭遇中重新审视自己跟男友的关系。她对男友的一句责问结束了这个长达4月3周2日的噩梦，也结束了这部阴郁的电影——“你甚至都不知道我月经是什么时候？”
七、身体的专制
在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国家就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社团统治无数人的罪恶工具。对国家来说，任何个体都不存在“人”的意义，而只是一只可以工作的工具，因此只有身体才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用甚至危险的。在国家利益体系中，作为身体的人最大的和唯一的“权利”就是“活着”，而“活着”是为了工作——为国家所用；如果他不能工作，那么他连身体本身都失去存在的价值。人有爱与被爱的天性，在国家面前，爱就是犯罪，而性只有作为生殖的步骤才具有暂时的合法性。国家以身体的名义剥夺了人本身，从而实现了人的身体化生存；准确的说，将人还原为动物——“活着”就是国家对一个身体最大的恩赐；除此之外，爱情与思想一样，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
在齐奥塞斯库构建的国家秩序中，任何对身体私有化的企图和行为都是非法的罪行。“为了增加国家劳动力，政府将堕胎行为视为自由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犯罪行为。”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试图用一种纪录片的视觉体验再现那个邪恶的极权社会，他选择身体作为言说方式，无论是血肉模糊被扔进垃圾箱的胎儿，还是不得不进行的身体交易，普遍的“身不由己”构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身体帝国。作为一种对错误和未来的终止，堕胎具有“自由主义”的政治象征，“堕胎失去了它的道德意义，而更多的是一种反抗和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抵制。”
在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月经警察”们的共同努力下，罗马尼亚女人果然生出了超过一倍的新生儿。与此同时，非法的地下流产与堕胎屡禁不止，孕妇死亡率也达到一个很高的数字。中国的毛万岁曾担心大跃进丰收的粮食无处存放，结果却饿殍遍野。齐奥塞斯库明显没有毛万岁的“先见之明”，面对迅猛的婴儿潮，罗马尼亚当局措手不及。因为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仅仅一年时间，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这场悲剧令全世界为之哗然，罗马尼亚被人们谴责为“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齐奥塞斯库被指为“刽子手”。
在所有嗜好权力的政客眼里，所谓政治不过是阴谋和伎俩的代名词，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确。面对国际批评，齐奥塞斯库随即命令，只有满月的婴儿才可计入统计数字，然后再核发出生证。如此一来，大量初生即夭折或残疾的婴儿就“不存在”了，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逐渐恢复正常。
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手段造成灾难性的社会恶果。在罗马尼亚孤儿院和收容所里，大量被遗弃的孩子“从来没有合法存在过”，这些身体和精神上承受双重伤害的孤儿成为罗马尼亚社会一个永远的伤痛。更为匪夷所思的是，齐奥塞斯库为了增强新生儿的体质而进行输血，由此导致艾滋病通过血液大量蔓延，这些“艾滋孤儿”成为齐奥塞斯库时代最黑暗的记忆。
八、沉重的肉身
作为与中国几代统治者保持友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所有的倒行逆施都令中国人感慨良多。
从表面上看，罗马尼亚的生育政策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恰恰相反。中国政府限制人们生育，罗马尼亚政府则鼓励人们生育；前者鼓励人们避孕和流产，后者则将一切避孕和流产都视为犯罪。无论禁止生育还是禁止堕胎，二者在运作机理上如出一辙，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它们都以国家的名义采用包括暴力刑罚在内强制手段进行人口控制，侵犯甚至剥夺了人的生育自由。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公民权的侵犯和剥夺。通过对公民身体的占有和支配，国家权力以不可抗拒的暴力对人类天赋的身体实行了“国有化”。
齐奥塞斯库认为罗马尼亚人口太少，中国政府则认为人口太多，他们共同的出发点是坚信人的身体性和动物性，而漠视人的尊严和自由。生育作为社会问题，其核心不是人口多与少的问题，而是生育权——身体自由权的问题。在一个公民自由移动都要受到监控和管制的国家，身体自由与言论自由一样，都不可避免地沦为皇帝新装。当国家逃出法律的牢笼时，民众就必然被关入权力的笼子。
有人统计，中国30年来的计生政策，共捣毁中国妇女4亿子宫，切割1.1亿根输卵管和输精管，流产12亿次，打胎10亿次，妊娠结束14亿次，强制结扎5千万人次，自愿节育6千万人次，达到2亿人没了舅舅姑姑哥哥弟弟姐姐妹妹，3亿人无缘无故的没了亲戚……
对人来说，自由一旦失去，他就只剩下身体的意义，甚至说它连动物都不如，更像一个等待收割的植物。身体的专制是所有极权统治者的终极梦想，其最终目的是对人的身体化和去思想化。对身体政治来说，国家往往只需要制造一个漂亮的皇帝新装。国家可以借口“人口太少”而禁止堕胎，国家同样可以借口“人口太多”而强制堕胎。在“祖国”这个肉麻的国家主义邪教感召下，人们会不知不觉将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献祭。最终只有国家而没有人——仅有身体是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人的，何况这个身体也属于国家。
《意志的胜利》开始，天才的里芬施塔尔开创了视觉化的法西斯主义美学。她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奥林匹亚》中，身体和旗帜完全沦为国家的道具。欢呼的人群，整齐的队伍，这些群氓化的身体狂欢所传递的是不可抗拒的国家意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正在中国复活。72年后，张艺谋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将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这种阿里郎式的集体操将人标准化，成为国家语境下的点、线、面，以整齐划一的僵硬和“缩小”，实现了对人身体的专制。不幸的是，这种“复活”只是历史的序幕……
有一个纳粹传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尸体工厂”——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并被大连医科大学尊为“客座教授”。“哈根斯教授”的“人体世界”全球巡回展给他带来巨大争议，比如其中就有一个怀孕的年轻中国妇女真人标本——她肚中还有一个8个月大的胎儿。在此之前，一份来自“哈根斯”的免责声明称：“本次展览的全身尸体以及人体各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来自于中国公民的尸体。这些中国公民的遗骸来自于中国警方，中国警方可能是从中国监狱获得，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属于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被处死的人……”
在德国，哈根斯被称为“死亡先生”，一些地方法院以侵犯人类尊严为由拒绝其人体塑化和“尸体展览”。这不仅因为宗教、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阻碍，还有纳粹时期留下的阴影。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曾是纳粹科学家进行活人试验的最大场所，而且连尸体也被制作成各种工艺品和商品用来出售，哈根斯的父亲就是纳粹党卫军，而哈根斯本人信奉新纳粹主义。这个德国新纳粹的心愿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哈根斯承认“中国尸体来源充足”。据说，在国际市场上，一具完整人体标本可卖到100万美金，而哈根斯的大连尸体加工厂竟有高达几十万具尸体来源不明……
九、历史的细节
对中国来说，2012年无疑是“精彩”的一年。这一年至少有两个人值得铭记——陈光诚和莫言——他们都是山东人。因为中国独有的计划生育制度，他们为中国夺得两项国际大奖。
2012年4月26日——也就是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80天后，盲人囚徒陈光诚只身逃亡，进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举国震惊。在此之前，临沂政府借口“计划生育”，对许多育龄妇女实行强制绝育手术，对生二胎的孕妇强行堕胎和引产，而且还任意抓捕孕妇亲属，勒索巨额罚金。身为律师，陈光诚试图通过法律渠道进行维权，结果遭到地方当局的长期监禁。5月19日，被中国官方指责为“反社会、反体制的代表人物”陈光诚成功到达美国。2013年1月9日，陈光诚获得“兰托斯人权奖”。作为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汤姆·兰托斯曾是妇女有权选择堕胎的坚定支持者。
2012年10月11日，党员作家莫言凭借小说《蛙》一举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直面“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计划生育”。小说中的“姑姑”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方面又是执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干部，一生迫害孕妇致死胎儿无数，人称“杀人妖魔”。莫言说：“计划生育这个覆盖面非常广，也受到了西方的很多的批评、指责，那么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而且我想这个问题也涉及灵魂深处最痛处的地方，也涉及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古老最保守的这一块。”
事实上，从《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到《蛙》，莫言的小说几乎都贯穿着一个暧昧的主题，这就是身体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身体所代表的良心与国家所代表的暴力，这种对抗其实也是现代人类的共同焦虑。
最后，再讲两个女孩的故事——她们都是14岁的花季——作为这篇沉闷文章的结束。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76年。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来自罗马尼亚的14岁少女科马内奇，以完美无缺的动作，征服了所有在场的观众和评委，奇迹般地获得了世界体操史上第一个满分——10分，而且这样的满分她一下子得了7个，获个人全能、高低杠和平衡木等3项冠军。天才美女科马内奇一时之间轰动了世界体育界，被称为“蒙特利尔仙女”和“奥林匹克公主”。这一切奇迹都发生在举国体制下的齐奥塞斯库时代。当时罗马尼亚的体育部长和奥委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他掌握着科马内奇的生杀大权。科马内奇一回国，就被尼库强奸，之后沦为尼库的性奴。据说尼库常常虐待科马内奇，甚至生生掰断她的指甲……1989年11月29日，科马内奇再一次奇迹般地成功逃出罗马尼亚；之后，西方新闻媒体将她的“恐怖经历”公之于世，全世界为之震惊。虽然罗马尼亚当局严密封锁了消息，但无疑成为一场风暴的不祥前兆。一个月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愤怒的罗马尼亚军民处死。“社会主义制度消失后，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使堕胎合法化。”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91年。一位14岁的爱尔兰女孩子不幸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罪犯很快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不幸并没有结束，之后发现这个女孩已经怀孕。在一场义正辞严的审判中，国家以法律的名义宰制了公民的身体，这个不幸的女孩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比强奸犯更可怕和更加无法抗拒的力量。在庭审中，法官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禁止这个女孩进行人工流产。于是，这个看似平常的小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巨大的舆论分裂。在政治上和宗教上，这场关于身体权利的审判几乎酿成一场社会危机。国家权力的边界与公民自由的权利，这二者之间的如何自处，这无疑最能体现国家的善意和公民的智慧。在这场胶着的国家与社会博弈中，由每人公民投下的选票成为最大的权力——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相反。大多数公民——包括宪法支持者——都对这个女孩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最终结果是由政府支付了所有诉讼费用，这个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这场关于国家与身体之间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