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始，范泓研究历史已有10年时间，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5月22日，共识网有幸与范泓先生对话，以下为采访文字稿。
普世价值就是要回到常识
刘一非：人大杨晓青那篇文章您看了吗，那有什么看法？
范泓：大概看了一下，不懂，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宪政，是执政党的必然说法吗？在讯息时代，再也不闭塞，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几乎人人都可以知道，人类是有自己的方向和选择的。那天我和邵建老师去看望108岁的周有光老先生，先生历经几个时代，世道沧桑，慨然于心，老人对我们这样说：历史只有一个轨道，那就是普世价值，哪怕我们曾经从这个轨道掉了下来，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到这个轨道上来的。
刘一非：那您认为普世价值包括些什么呢？
范泓：言论的自由、人身的自由、迁徙的自由，这些都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自由在骨子里是人性的需要，自由就是普世价值。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些都已成为常识，所以，撇开所谓的＂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回到常识。不管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遭遇怎样的制度，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公民，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应当得到保障，这是最基本的，这是公民应有的权利，而且，面对公共事务发言，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才是一个正常而又理性的社会。
我个人，除渴望免于恐惧的自由外，并不要求更多。爱读书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但从整体上来讲，一个社会要有最基本的价值观，那就是从人性出发、回到常识，不要去违背常识。说宪政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能搞宪政，这是违背人的理性和常识的。既然社会主义不能搞宪政，是否可以把宪法废除，直接党治制呢？我总觉得，知识分子是有人格力量的，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若确有压力，你不说行不行，为什么非要说呢，萨特说过沉默也是一种态度。现在都说要依赖于一个好的制度和路径，不依赖于什么人，那么好的路径，当然在法制前提下。要实现法治，就不能不搞宪政，宪政就是限政，必须有监督的力量，台湾在这方面提供了优质的经验。
历史必须得到反思
刘一非：还是来谈谈您的书，这本书叫做《历史的复盘》，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书名？
范泓：这是我近年来部分文章的一本结集，与前几年广西师大理想国出版的《隔代的声音》，可以说是姊妹书，因为大部分内容仍与民国从政学人有关。《历史的复盘》有一副标题＂百年纷争人与事＂，这是我个人的视角，也是对百年中国的某种认知；而内容，是透过具体的人和事，从清末纷争一直写到台湾社会转型，文章是独立的，思绪是连贯的？？为什么最后把视角放在了台湾，实际上，就是对路径问题的思考。
给这本书取名《历史的复盘》，就是对历史的反思。借用了围棋的一个术语，即不管谁输谁赢，都要复盘，看究竟哪一步走错了。比方说，当时的清廷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立宪＂的诚意？任何一个政权在危急之下都是要自救的，要么是开放政权，要么是更加紧缩，在这个节点上是最容易出错的；辛亥之后，进入共和，难道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为什么共而不和，民初比清末还要乱？北伐革命，南京政府成立，结果从训政走向党国体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在许多节点上历史是需要反思的，这个书名大体上表达了我对百年历史的某种认知。
刘一非：那就是说这本书是在反思历史的若干问题，是为了汲取教训吗？
范泓：历史的经验当然要记取，不仅是为了过去，也是针对当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社会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模样，我总觉得是有内在逻辑的，尽管历史也有偶然因素。我个人对于历史的关注，来自于内心的需要，没有任何功利，说有淑世情怀并不为过，我们这代人有摆脱不尽的时代痕迹，借用杨奎松先生的书名，就是有一种＂忍不住的关怀＂。我个人觉得，在国内，有一批研究近现代历史的学者，都是具有某种情怀的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有所不同，如谢泳、丁东、傅国涌、邵建、智效民、张耀杰、程巢父、陈远……这些人未必不在体制内，许多人本身就在大学或研究部门，但他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以及研究并不固守旧的史学传统，也不囿于意识形态的羁绊，倾向于新史料的实证研究，各自的表述上耳面一新，也拥有自己的读者，我与这些学者有较多的接触，也受到一些影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些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扭曲，或被遮蔽，之前的台湾，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在当时孙文这个人是不能碰的。历史研究其功能之一是要还原真相，或寻找历史的真相，为什么要寻找真相，就是与当下有关。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获得智慧，这就是研究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我在搜狐历史频道开篇时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求真”》，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刘一非：“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是您研究历史的理念吗？
范泓：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也针对某些说法，说要真相不要真理，不明白为何要对立起来，用这一点，去否认另一点。就历史研究，通过史料来呈现某一段历史的方方面面，乃至拼凑、接近或还原真相，这是应当的。但我还觉得，某些史料固然能勾勒出某一段历史的轮廓，但并不等于就是真相，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存在，包括时间。比如说抗战，过去我们是以中共的叙事为主，现在有了国民党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忆，但日本人的历史记忆我们知道多少呢，美国人的历史记忆又是多少？如果说过去是单一的历史记忆，现在则是多元的历史记忆，史料开放的越多，才能更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实际上，谁都知道，新史料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点一点被开放或挖掘出来的，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试图把所有的历史真相都还原，至少在今天还做不到。就是放到对岸也不能完全做到，他们所占有的史料跟我们不可能是一样，各有各的优势，把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才让人踏实。能否真正做到还原真相，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严格讲，其中变数太多，只能是接近真相。我在书中写到黄远庸一案，原来说是谁谁谁杀的，后来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黄季陆又说是谁谁谁杀的，并非毫无史料依据；可事实上都不对，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凶手从美国回台湾定居，临死前，良心发现，才说出是他杀的。此人叫刘北海，当年是林森的卫兵，指使者是林森，刺杀令来自孙文。如果不是当事人把真相说出，当初的＂真相＂就不是真相，都以为是袁世凯干的，或其他人干的。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一个开放的程度。就像东欧解体，很多普通民众能看到当年的有关自己的档案，对那个极权体制才有更准确和更深刻的认识。
刘一非：对于历史亲历者来说，会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虽说一些当事人已故去，但这个利益关系一直会延续，牵涉到其他很多事情和人。所以即使到了现在，很多真相还是不能说出来。
范泓：我相信，单个历史事件是有真相的，不仅在于当年的史料、文献，也在民间的记忆中。官方的历史叙述并非毫无价值，其实在某些地方，在他们叙述的背后，再走几步，往往就是真相。很多文献、档案应该在很多年后予以解密，但事实上，目前还做不到。我写过一本原中纪委书记李昌的书，当时你们周总还不认识我，他在香港看到这本书后买了很多送人。这本书里面谈到一些往事，如那场风波之后，中顾委有几位老同志不让党员重新登记，最后是陈云发话才得以登记。当时通过中央文献的朋友设法调阅查证，结果朋友告诉我，这个连他们都看不到，知道有陈云的这份谈话，但就是看不到。他们作为体制内、专门研究的人都看不到，何况我们这些人，所以说接近史料的途径还是十分有限。
刘一非：在当下研究历史其实还是困难重重的，是不是？
范泓：历史研究不仅需要依赖官方的资料，还有其他历史记忆，如民间的。现在很多人在做民间口述史，这是有价值的，可弥补许多东西。我本人就想做朱厚泽先生的口述，曾对高华先生提起过，他一听，就表示有价值。在许多史料和文献还无法公开的情况下，从民间寻找历史记忆也是途径之一。可以通过历史人物的后人去寻找相关史料，比如陶希圣的资料，书信、日记片断、私家修订的年谱以及相关材料，都是我透过其后人收集来的，这些都是陶氏后人自己珍藏的那部分，官方档案中未必就有，如《苏俄在中国》手稿原件就在陶氏后人手中。当然，就其家人角度来讲，对于他们的叙事应当保持某种警惕，并非不相信，而是为亲人讳、为尊者讳是一种情感惯性，这一点必须加以考虑。他们的表述只能作为叙事的一个方面，我更相信日记、书信、照片等材料，或官方有明确记载的一些文献。比方说某年某月某日什么任命之类，这是不会错的。阮毅成之子阮大仁先生就对我说过，他的父亲有两套日记，一套是工作日记，一套是生活日记，他在台湾《传记文学》只公开了工作日记，很显然，单看工作日记是不够的，即便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或许就是两种语境，出入会很大的。若从史料的角度，一般认为回忆录的史料价值相对要差一点，口述历史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大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人的记忆是会出现偏差的？？但这个不能怪他们，或许不是有意识的，尤其那些在历史上有颇多争议的人物，如汉奸、叛徒，类似这样的，他们的后代在这方面绝对是敏感的，肯定是这样的。如果说我的父亲是历史上的＂大汉奸＂（这只是比方，不代表我个人对＂汉奸＂的看法），你认为我会怎样来叙述呢？或许在某些地方宁可不说，也不会完全赞同那些横议或指责，这种心态，其实是很真实的，大部分情况下会这样。
刘一非：嗯，要么不说，要么辩解。
范泓：辩解，其实，有些东西，聪明人是不辨的！如果确实你是冤枉的，总有一天，真相大白时，就会得到公正对待，无非是时间问题，时间，对于很多历史的还原来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包括认知发生很大的变化。你们这代人看历史，和我们这代人看历史不会一样，其中有时代的原因，所接受的教育也不同……
刘一非：我们在形成认识的过程中接触到的资料不一样。
范泓：对，还有你们认知历史的方式也不一样，面对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可能得出的结论会不一样。昨天在彼岸书店，邵建和陈丹青对谈胡适与鲁迅，当谈及左翼青年问题时，陈丹青问如果今天有个延安，你们年轻人还会不会去？邵建认为肯定会有不少人去，丹青则根据自己与年轻人的接触认为不会有多少人去，而在场的年轻人大部分表示不会去。由此可见，一代人就是一代人，生长环境不同，时代变了，认知是不同的。
刘一非：我觉得这个跟年龄也是有关系的，年轻人总是热血沸腾的。
范泓：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相对于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会更加理性一点。我们成长在一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与今天不同的是，我们在当时没有选择，就像陈丹青昨天说，那个年代是不能自己做主的，他们让我们下乡，我们就下乡去了，然后，就整天在盼着毛死，他不死，就不可能回城。
我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今天的一代没有经历过，他们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缺少记忆上的某种体验，对过去所知甚少，有种距离感，思考问题，不受羁绊，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一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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