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陕西省的一个乡村，杨秀巧在焚尸人老劳的带领下慢慢地走近凄冷的停尸房，她这几周一直在寻找她的外出漂泊打工却从没回家的姐姐。老劳打开门，杨秀巧看到尸体的脸如遭电击。她跌倒在地，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但是她没能流下一滴眼泪。
这段场景来自一个名为《焚尸人》的独立电影，它源自中国的“吃苦”观念，意指直面极端的痛苦。在2011年，时年21岁的杨思佳在电影中的两个角色中做选择——一个自杀的女农民工，或她留下来处理后事的妹妹，杨思佳犹豫不决。为了真实描绘陕西的农村生活，导演找了当地的非专业演员。如果说思佳平静的痛苦演绎是令人信服的，那是因为她所经历的痛苦远超所演绎角色的。
一个发表于2002年引起广泛关注的报告显示，在1995年到1999年间，有自杀倾向的中国女性达到了25%，这一比例高过男性——这与全世界的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农村自杀事件数量是城市的三倍。这个报告震惊了这个国度，引来了无数媒体报道。到了报告发表十几年后的今天，自杀的比例直线下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的自杀预防中心主任Michael Phillips和他在2002年发表的那个报告发现，男女自杀比例现如今已经接近，而农村的自杀事件数量降为城市的两倍。另外，从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景军的研究发现，在2006年，农村女性的自杀比例已经低于男性，平均每十万人有9人自杀，比1987年的33人少。
但是专家们认为城市化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离家在外打工的农民比例从1987年的7%疯涨至今天的30%。在这些农民工中，有超过1/3是女性。景军认为通过在城市工作，女性逐渐从从属地位和家庭纠纷中解脱出来——而这恰是农村妇女自杀的最主要诱因。另外，规避了农药——这一高风险致死物品——也是重要的原因。
但是降低的数据可能掩盖了许多问题的本质，而这仍然在折磨着无论是仍处乡村还是分散到城市了的农村妇女。
思佳1990年出生于陕西的一个千人小农村，正是中国成长于颠沛流离的环境中的第一代。孩童时代，她便频繁地与自己的农民工父母一起换地方，这种经历让她觉得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外人。由于身处孤立的社会环境，因此她醉心于学习中，并且成绩很好。她的未来看上去一片光明。“但在初中升高中的那个暑假，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思佳说。
思佳的父亲暑假带她去自己工作的高尔夫俱乐部做兼职厨师，而这本来只会雇佣男的。一天晚上，俱乐部临街的一个商店女老板请思佳照看下店铺，因为她有事要离开。那个妇女告诉思佳，在她不在的时候，甚至可以在后院洗个澡。思佳同意了，进了后院，在她脱光衣服准备洗澡的时候，她父亲的老板突然闯入。
“那时我与父亲之间只隔着一堵墙，”思佳说，“我痛哭，但是他是我父亲的老板。我很害怕，不敢发出声。”
当时她才16岁。
这个经历改变了思佳的未来。尽管她仍然坚持着好学的禀性，并且考入西安的一所电影学院，这对于她所出生的背景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而这对她父母那代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她的苦难并没有结束。
在大学期间，她在当地做兼职工作来维持学业，无论是在街边卖衣服还是刷盘子。有一次她与一个同学在一个高档的宾馆中做前台工作，但几个月过后，她的老板告知她要裁员，两个小姑娘只能留一个。“如果你愿意被我包养，我就让你留下来。”他对思佳说。思佳决定离开。
从高中到大学，思佳有时会割伤自己，甚至有四次想上吊自杀。但每次，在悲剧到来之前都失去勇气。在这期间，她开始拜访一个佛教高僧——在早前一次考试前，她母亲带她去寺庙祈祷时认识的，从此慢慢让她从心灵伤痛中恢复过来。在当代中国，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让许多人渐感迷失，对宗教感兴趣的人也日渐增多。
“佛家教你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思佳说，“在前世，我欠了一些人的债，因此我需要赎罪。我曾经想报复那个男的（高尔夫俱乐部的那个），不过我现在能平静对待这件事。”
在2011年夏天，思佳的命运又一次改变了，她被介绍给筹拍《焚尸人》的导演。读过剧本后，她对导演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就像电影中的秀巧一角（在剧中后来是妓女），她可以很容易就进入角色中。
当电影在陕西的农村开拍时，思佳发现自己身边几乎都是男人。山西省男女出生比例达到130：100（全国男女比例是118：100），在农村，这种比例失调甚至更显著。
农村男女的这种不平衡所带来的对女性的需求甚至延伸到阴间，从而催生了“阴婚”的习俗。单身汉与无名女尸结婚并且埋在一起，从而避免在阴间孤身一人的命运。性别比例失调为阴婚创造了一个黑市，正是《焚尸人》所描述的情形。
电影一开始，一具年轻女尸被人从河中捞起，送到太平间。有人想把这具尸体卖给阴婚的一方，但老劳，一个身患绝症的焚尸人，想把这具女尸留作自己的阴间新娘。
思佳的角色秀巧来自陕西的另一个地方，她到这寻找自己失踪的姐姐——曾经在这里为农民工做饭。老劳不想失去自己在阴间的妻子，把秀巧骗开，说这里没看到什么年轻姑娘。秀巧仍然坚持寻找，在找人花光了钱之后不得不卖淫。
最后，老劳深感愧疚，并且把她姐姐的尸体还给了她。
在拍摄过程中由于再也找不到别的年轻女人，思佳不得不继续出演年轻女尸。她所演的角色需要被装在袋子里，送到太平间，并被关进棺材里。思佳很生气，但完全隔离的处境和死亡的感受给了她新的体会。
“在我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外面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思佳说，“我唯一想到的是，我要活出生命的价值。”
从大部分的指标来看，自从Michael Phillips的报告震动了这个国度，许多农村妇女的地位在这十年中有了显著的提高。再加上下滑的自杀人数，女大学生数量的破纪录，农村医疗也有了极大的改善，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线。
但是农村地区的发展并没有跟上城市的发展，女性的发展也没赶上男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农村人均年收入从2000年的2,253元提高到2011年的6,977元，而城市人口的同期收入差不多翻了两番，从6,280 到 23,979。在2010年，女性只能赚到她们男同行的56%，比1990年低了79%。这种金钱和力量上的差距让农村妇女地位脆弱。
尽管暂时还没有一个关于中国性侵犯的值得信赖的数据出现，但罗顺英，一位来自台北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的教授，估计中国只报道了不到1/10的性侵犯案。“这种重男轻女的文化事实上给女性受害者带来了性暴力，”她说，“许多性侵犯受害者为此感到羞耻，就算她们自己不感到耻辱，她们的家庭也会确保他们感到羞耻。”
罗认为这种不平等深深影响着农村妇女，她们不知道怎么获得相关信息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农村妇女逐渐被时代抛弃。”她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日渐加剧的男女比例失调仍然会影响着农村妇女，或好或坏，农村妇女的缺乏使得她们可以挑选自己要嫁的对象，并使自己嫁给一个经济上更好的人。
然而，性侵犯、贩卖人口、卖淫等的例子却增多。一个2009年的报告显示，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性别比例偏差每增多1%，则性暴力和性侵犯的例子则会增加3.7%。每年中国大概有100万没能结婚的适龄男青年，一些受挫的男性在寻找伴侣上就变得越来越具侵略性。去年暑假，思佳所在的家乡附近，一个38人的团伙被捣毁，他们涉嫌强奸和贩卖妇女。
客观地衡量农村妇女是在过去更为受苦还是在未来更为受苦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年轻的农村妇女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改善自身经济条件和日益恶化的社会形势。然而这个群体的发声有限。
思佳仍然在跑着龙套，偶尔演戏。在真正意义上的“吃苦”风尚下，她不认可自己的经历能反应更广的趋势，因为她认为自己只是不幸，而不是对这个社会的控诉。总之，她看好自己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
“我觉得人要一直怀有希望，”她说，“我的佛教导师曾经告诉我，心态决定环境，好人有好报。”
来源：http://www.niubo.cc/article-116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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