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宪法实施的意义
主讲人：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荣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苏小玲（资深媒体人、作家，影响力中国网总裁）
时间：2013年6月19日（周三）晚7-9点
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配殿报告厅
主持人：张千帆
张千帆：感谢蔡霞教授的精彩讲演，她的视角非常宽阔，但是主题只有一个：宪政跟主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宪政，中国社会就将继续动荡，这对谁都不好，包括对执政党自己也不好。中国人啊就是没有信仰，不信常识，不信道理，就相信自己、相信权力。中国从清末开始，宪政的机会就被执政者丧失。如果实行宪政，其实对清政府最好，但它偏偏不要；到民国，宪政对国民党最好，但它又不要；现在到共产党了，看它要不要。
下面有请荣剑老师，他的视角也很独特。我们都知道，1949年有一个《共同纲领》，但这也是宪法学家的共同盲点，过于关注这个《共同纲领》，没有关注1946年就有一个《共同纲领》。那个时候是“旧政协”，比1949年的新政协更有代表性，所以46年的《共同纲领》比49年的《共同纲领》更好。荣老师从这个视角，进而探讨两岸互动和中国宪政的可能性，大家欢迎！
荣剑：非常感谢千帆教授的邀请到北大演讲，蔡老师讲没有到北大上过学的人对北大很向往。30年前我在北大做过一次演讲（那时我在读是研究生）。30年以后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讲宪政问题，千帆老师也介绍了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在这半年内发生了一系列大家不能接受的奇谈怪论，实际已挑战了我们的底线，国民的底线。从他们的理论上来讲，有一个观点涉及到对执政党40年代期间所发表的宪政话语的认识。人民大学杨晓青教授认为，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文章里，讲到了关于宪政的理论，她也认这个账；但按她的说法，中共或者毛在当时所讲的宪政理念只是一种策略性话语，全国政权建立后都不算数了。所以网民问：共产党这不是在欺骗人吗？所以有必要回过头来再看看40年代这段历史。我写了一篇文章《回到“共同纲领”（1946）》，这篇文章是在年初写完，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共识网、影响力中国网、爱思想三大网站上都在头条发了出来，前两天在洪范的一个研讨会也对此做了一些演讲。
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中共在40年代讲宪政的话语究竟有没有诚意？是不是骗人的？根据我对文献的研究，共产党在这期间所讲的关于宪政的一系列话语是有诚意的，并不是为了欺骗国民党、欺骗其他民主派，欺骗所有的中国人。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取决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抗战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对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国家的重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拿出了他们各自的纲领。1943年蒋介石拿出一个纲领，叫《中国之命运》，两个核心词：一个是自由，一个是法治。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治》，其中一个核心观念是民主或者宪政。
如果们比较这两个文本时，可以看到共产党所提出的文本比国民党的文本更加激进。对于蒋介石来讲，是要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建设中国，对宪政建设有一个路线图，即大家所了解的军政、训政、宪政。所谓训政的核心，在当时归结于统一全国的政令和军令。蒋介石讲这个话，当然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共产党当时所建立的根据地。
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时，国共之间武装力量对比是4：1，国民党有400万军队，共产党有100万；两党掌握的人口也差不多，国统区有3亿，中共根据地有1亿（当时有4亿多中国人）。在这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中，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是：它能否单独把天下打下来，如果打下来了，那它绝不会搞宪政。如果打不下来，依靠武装力量夺取不了政权怎么办？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国家政权中谋得一席之地？这是共产党所实际考虑得问题。所以，1940—1945年期间，共产党讲了大量的宪政语言，包括民主建设。去延安考察的美国人，看到延安的政治状况很满意，说中共非常廉洁、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在国共力量对比比较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提出按宪政民主的方式参与建设联合政府，具备了国民党一拼的实力。
于是，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概念，怎么建立联合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共同纲领”。在官修的党史教材中，一讲到《共同纲领》，大家都普遍认为是指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所形成的共同纲领，即《共同纲领》的1949版，其核心是确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容许民主党派参与政治格局。但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共同纲领》是在1946年，这个《共同纲领》和1949年的《共同纲领》，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版本，性质差别极大。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谈判结果形成“双十协定”，根据“双十协定”确定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按我的理解，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相当于美国费城会议，有预备立宪的功能。政治协商会议形成一个共同纲领，根据纲领召开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根据宪法确定国家的治理模式。共产党为参加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思想上，1945年前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提出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口号。为了参加政协会议，共产党提出了纲领草案，即关于《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政治协商会议是1946年1月10日正式召开，1946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论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共产党人的说法，国民党并不认同。开了16天会议以后，形成的纲领不叫共同纲领，而是叫“和平建国纲领”。但是，“和平建国纲领”的草案基本上是由共产党提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会议上，国民党没有自己的草案，当时民主党派提了草案，共产党提了草案。草案涉及到十多个议项，比如关于国民大会、地方自治、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宪政的所有内容都有，其中最核心的议题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国民党的要求是，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提出先政治民主化，再军队国家化。这涉及到两党之间武装力量的归宿问题。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国民党最后做出了最大让步，按共产党要求进行军队整编。原来国民党包括所有民主党派提出的是军队混合整编的议案，只有共产党不同意，它认为混合整编下来，中共掌控的军队就没有独立性，它要求是独立整编，按比例缩编军队。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还是做了妥协，按共产党的方案达成了关于军队国家化的初步共识。
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共产党获得重大的政治胜利，所有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国民党则不高兴。按照这个纲领，本应在1946年5月5日召开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共产党为落实这个纲领做了三方面准备：一个是思想上动员，在党内下指示说现在可以不打仗了，可以跟国民党搞议会斗争了。二是提出组阁名单给国民党，毛当副总统，周恩来当行政院副院长，并准备把中共的指挥机关从延安搬到淮安（淮阴）。三是军队裁员问题，中原军区30多万军队裁了10万。这表明共产党当时对这个“共同纲领”高度认可，因为这个纲领满足了共产党的所有要求。
相反，国民党不那么认为，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的右派和保守派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国民党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所有便宜都被共产党占走了，在党内形成了一股要求否定共同纲领的强大声音。共同纲领最后破产，按照我的看法，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共产党对当时达成协议是愿意执行，而国民党却不愿意。陈诚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份军事分析报告，认为在3-6月时间内可通过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之后国共双方大打出手。打得不可开交，最会在战场上决一胜负。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共产党成立新政权，1949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共产党明确提出“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正式亮相。在后来的党史编纂中，《共同纲领》就是1949年版本，1946年的《共同纲领》被当成了历史垃圾，弃之角落，差不多已被人们完全遗忘。
现在重新认识这段历史，重新挖掘1946年的《共同纲领》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这一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按我的说法，中国离宪政转型仅差一步之遥，失之交臂。当时是一个很好条件，除了国民党、共产党，还有第三方力量即民主党派，这种政治生态非常有利于宪政架构的建设。因为时间问题我不能充分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言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索我这篇文章。
回到现实，在目前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宪政架构？我文章的题目是“回到《共同纲领》”，并不是要回到1946年去，但可以参照1946年的原则和精神重新认识建造宪政架构可能性。从大陆情况看，不具备1946年相同的力量均衡关系，现在是一党独大，政治环境大家心里很清楚，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如果把这种力量关系放宽到两岸来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实际上国共对峙的并列的关系现在仍然存在，1946年以来的政治生态并没有终结，国民党在台湾是执政党，有法统有军队。如果放开到两岸政治格局上来观察，可以看到这种宪政架构的基础是存在的。今年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四次高层对话，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接见吴伯雄。江丙坤最近提出了关于两岸政治议题的开放问题，希望通过民间里呼应和推动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民进党政治元老张俊宏在2008年就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即“一国一制”论。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昨天许信良提出了成立中国议会的主张，直接涉及到制度安排了。
我的看法是，如果从两岸的大格局来看，重提1946年的《共同纲领》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个共同纲领是共产党提出的，并不是哪个国民党人提出的，这是共产党唯一可以利用的宝贵精神财富。按照共同纲领来搭建一个宪政架构，不仅解决了大陆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同时解决了两岸统一问题。马英九放出话来，如果大陆是民主的、自由的、法治的制度，他们愿意谈统一问题。以宪政方式统一中国，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贡献，不光是获诺贝尔和平奖，而且是名垂史册。
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充满着多种可能性，宪政的可能性并不是说由良心发现或者某一个理念认识而导致的，实际来源于各种主张宪政的力量的推动。我始终认为，一个党派一个组织绝对不可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执政党所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民心思变、民智已开，同时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这是前所未有的。80年代的社会危机都只浮在表层，北大可以成为风暴的中心。现在来看，北大已经完全边缘化，矛盾和危机的中心是在社会的基本领域。这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个现实不是把眼睛闭上了看不见了就不存在了。
因此，对中国未来转型应当保持乐观态度，中国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也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力量。如果执政党能够看到这个发展趋势，真正回到它以前提倡过的宪政源头上，它是能够把已经失散的民心重新聚起来，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和平地完成政治转型，执政地位并不一定会丢掉。现在没有一个能够和它抗衡的大的政治力量，1946年存在着十几个党，现在没有这个情况，它完全可以从容地主导这个转型进程。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张千帆：谢谢荣剑教授的精彩报告。他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1946年的《共同纲领》体现了现在执政党真诚的宪政愿望，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扫盲”，因为我原来也和杨晓青的观点类似，45年前后的共产党宪政只是一种公关策略，是说给美国人的听的、说给投奔延安的文艺青年听的，骗取了一大批国人的信任。现在荣剑这么一讲，执政党还真没有必要把自己想得那么坏。
很可惜，中国宪政失去了多次机会，1946年可能是近代最后一次机会，结果失之交臂。但是荣剑教授又提出一点希望，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去了，能不能再回来（现场笑）？87年，你们都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在美国做学生。那个时候我就写过一篇评论，如果国民党能够回来多好。
荣剑：我补充一点，吴稼祥老师提出一个细节，87年统战部长提出邀请国民党上岸展开国共第三次合作，说前两次合作都失败了，期待第三次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过。
张千帆：如果这样，中国宪政就将获得一次新的生命，通过第三次合作走向第三共和。至今我们有过两次共和，1911年建立了民国，49年也没有完全消灭，现在局限于台湾列岛。1949年的第二共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现在需要再造共和。能否通过两党合作走向第三共和，要看现在的执政党有没有胆识、魄力、决心。对此我还是不太自信，不像总书记那么自信。如果真的自信，就应该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转自《影响力中国》网站，原文链接。
